经商失意的邓建国，2004年曾忍不住寂寞重操旧业，那两年，他试图拍摄《俏黄蓉》、《星空》等影视剧，但最终这些剧集都未能成功面世。对此，邓建国只能收拾行李再度离开：“我真的不想离开广州，我对广州是很有感情的，1991年我带着1000元钱来广州，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广州人借了我500块钱让我生存了下来。改革开放初期广州的那种包容、对外来人士的接纳，勤劳吃苦的精神，不张扬的个性让我深爱广州。当年，流行音乐、电影、电视的摇篮都是在广东，我觉得我来对地方了。但是，今天的广州已经不是我昔日认识的广州了。”

　　说起离穗细节，邓建国谈道：“一是广东审查机构的死板和官僚。广东影视审查机构某些人为因素给我制造了很多障碍。一部投资几百万的电影，因个别无伤大雅的镜头而被一些滥用职权的人抓来穷追猛打，最后导致影片流产，像《星空》被‘枪毙’的理由居然是有一个‘塑料枪’的镜头；而《俏黄蓉》则因出现了一个避孕套而被扼杀。这个官员的先生是写剧本的，她曾经兜售她先生的剧本，我没有接受，她就怀恨在心。二是广东有关部门对我们的扶持已大不如从前，几年了，不仅对文化创意产业不闻不问，税率还越来越高。比如我拍一部戏投资一千多万元，按比例我要交100万元的税，但以前有成本抵算，我卖不出去这个税也就相应减免。现在的状况是，那部戏我们一分钱没赚，但仍然要交100万元的税，拍戏成了赔钱的买卖，我们这些影视制作人也就不敢轻易拍戏了。”为此，邓建国曾试图绕开广东，到其他省份拍摄、审核，“在其他省份进展特别顺利，当地政府不仅免税，还给我经费补助，但没想到某官员仍能找到那个省份的审片机构，并扬言要告他们，最后这部作品也因此夭折。”

　　邓建国认为浙江、新疆等地的影视发展环境倒显得无比宽松，“他们不仅鼓励影视制作者去当地发展，还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