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我党内部的工作人员通过附近的老百姓打听到了邹时的动向，他们发现敌人不再逼问她关于根据地的事情，态度也开始转好，于是组织决定让李才借夫妻身份打探情况。李才身穿呢子大衣，脚蹬大皮鞋，头戴瓜皮帽，一副富人模样，来到温泉日本宪兵队。面对被毒打的妻子，他大嚷大叫：“你这个女人是不是有病啊！在家里呆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到处乱跑！结果被共产党抓起来了吧，这还不够，还在那边帮他们的伤员包扎伤口！你是不是被共产党洗脑了，还想假装共产党啊！”听了李才的破口大骂，邹时意识到了他话中的玄机。于是邹时赶紧顺着演下去，表示自己知道错了，不该受迷惑，并表示很想念家里人，想赶紧回家。

　　李才走后，邹时并没有被宪兵队放出来，但是敌人的疑虑已大大减弱。河端伍长一直很欣赏邹时的刚毅气质，决心好好培养她。他将自己的自行车借给邹时练习，于是，邹时开始在院子里练车。慢慢地她发现自己骑车时，院里的官兵并不注意。一次，她试探地将自行车骑出了院，但出去不远就马上回来了。院内的官兵并没把她的举动放在眼里。从那以后，邹时每天骑车出院，而且一天比一天远，最后，邹时终于在被关一个多月后，从温泉日本宪兵队骑自行车跑了出来，沿山路一直骑回了涧沟村根据地。

　　健在者口述

　　供出假名单 除掉真叛徒

　　任远 (时任平西情报站晋东北情报小组负责人)

　　抗战之初，中央为了开展敌占区的情报联络工作，挑选了一批有条件从事敌区工作的干部，一共13人，我就是其中一位。

　　1944年10月17日，由于叛徒的出卖，我被日本人抓获了，被关到了河北省丰润县看守所内。两个鬼子不带武器来“慰问”我。两个鬼子中，有一个名叫宫下，他问我：“你的电台哪里去了？”我装糊涂：“不是被你们在战场上缴获了么？”他走后，我分析肯定是一些被俘的同志已受到审问，但真实情况一般干部是不会知道的。我开始改变策略，与敌人假装合作。我向宫下说明，第一，地下工作者的名单，我只能记住一部分；第二，我不能保证名单中的人，日本人可以找到。宫下听后兴奋的表情，让我断定组织内部的名单敌人并没有拿到。于是我写出了两份名单，一份有约15人，包括姓名、地址、代号和派出或建立关系，这一份里没有一个人是真实存在的。第二份涉及了十多个人，有真有假，但这些真的都是抗战之初负责情报工作，事后叛变投敌的。我假供后，住进了唐山一朋友家，但仍被特务秘密监视。1945年小年夜，我在村民的帮助下成功地逃了出来。

　　人生的价值，贵在奉献，无私的奉献是人生的最高思想境界。我很幸运，我能成为一名无名的战士。

　　战后生活

　　■一批“余则成”继续潜伏

　　在解放后，平西情报站很多同志由于在潜伏期做出了卓越贡献，被党派到更重要的工作岗位上，还有一批像余则成那样继续进行潜伏的，李才就是其中之一。解放后，他在广东省国家安全厅工作，长期往来于香港、澳门等地。为方便工作，国家决定，在李才任职后，报纸、电视都不能刊登或播出与李才有关的画面或照片。李才的儿子说：“当年我父亲每次出差都要换一本新护照，而且每次的姓名、职务都是不同的，照片也不一样。只有这样才能掩护身份。”解放后，王凤歧在天津市公安局任职，虽没有继续潜伏，但也同样做着保密工作。

　　由于情报工作在进行中都是单线联系，一个情报员只和自己接触过的一个或几个人认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多次运动中，这些人由于无法证明自己的真实身份饱受着煎熬，有的甚至被当成军统特务受到不公平对待。但是当年那些惊心动魄的斗争岁月，已如烙印一般深深刻在他们心上，他们始终无悔。

　　本版撰文：晨报记者 荀觅

　　本版摄影除署名外，均为荀觅所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