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淳：《正道》中的瞿恩唤起我们的向往(图)(2)
在孙淳看来，瞿恩这一形象之所以有打动人的力量，是因为编剧在塑造他时，不单赋予其人性光辉，也毫不避讳其作为一个“人”所具有的弱点，这也使这个人物更加丰满可信。
“中山舰事件”后，瞿恩等共产党员被抓，在立青的枪下，瞿恩有大段的心理流露。原来的台词是这样的：“立青，如果我知道有今天晚上，如果蒋介石这次阴谋得逞的话，我应该对你姐姐再好一些。”“你看，死到临头时，他突然追溯自己往日的情感，有些深深的遗憾：我可能今天晚上就要死了，我还没有接受一个女孩子。多人性啊！”但这段台词最终没有出现在观众面前。而下面这一句，在孙淳坚持下保留了下来：“立青，我谢谢你还听我的话，我也需要倾诉的对象。”在孙淳看来，在死亡即将降临前，他用倾诉来抚平自己麻乱的心理，更符合人性。
电视剧播出后，孙淳注意到网上一些年轻人对他塑造的瞿恩的评价，一个网友评论说：我以往对电视剧里的共产党人很反感，瞿恩给我开启了一扇窗户，让我知道早期的共产党员是这么纯粹，为了心中的理想真的可以抛弃许多。这让孙淳倍感欣慰。“有个级别相当高的老干部，我不便于透露他的名字，特别爱看这部剧，家里人为了不让他情绪过于激动，每天只让他看3集。看完之后，他长久地在院子里散步几小时，以平息自己的心情。”孙淳说，瞿恩这个人物的最大意义，或许在于让我们这一代人意识到，今天我们这个政权最初的起点，就是那样一批纯粹的人。
“打开了一扇窗”
在拍戏之前，为了更贴近那个年代的人物和氛围，剧组把早期国共两党的一些人物的画像都挂满了化妆间、导演的工作室，一大面墙全都是。
“电影是什么，是物质现实的复原。看看我们墙上贴的那时候的人物，像董必武等等，哪一个不是瘦到撮腮，哪有像我这样胖的，不能忍受！虽然大家对这个没有过多挑剔，但我懊丧死了。”在采访中，孙淳也很坦率地吐露了内心深处的一个遗憾。
此前，孙淳刚刚拍了一个现代戏《祈望》，在里面饰演一个庸常的居家男人。为了削弱自己身上那种酷酷的劲儿，他拼命增肥以使自己更平民化。《祈望》杀青的第二天，他就进到了《人间正道是沧桑》剧组。
“我也是全身心扑在(《祈望》)那个角色上，拼命让自己胖起来；我也知道瞿恩需要一副清瘦的样子，但我不是风箱啊，可以随便伸缩。”孙淳又开始了《走向共和》曾经历的减肥过程，但总有一个过程，等到他慢慢减下来之后，瞿恩的戏也结束了，这成了孙淳最大的心病。
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的孙淳并不属于大红大紫的演员，尽管他很早就在陈凯歌的《大阅兵》里扮演男一号。“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拍，但是没有找到一个载体释放自己的能量。在这一点上我感谢张黎，他是可以释放演员梦想的人。”
最初孙淳对历史剧是排斥的，排斥背后是对曾经弥漫于历史教育中的某些虚假的东西的反感。为此，他丧失了很多机会，包括后来大红的《雍正王朝》里唐国强的角色。“我觉得现代人演什么历史戏呢？在学校里京剧那些水袖我学都不学，三分及格就够了，我对历史也不感兴趣，也许以前那种虚假的题材看得太多，伤着了。”
在《走向共和》正式开拍前，张黎还是想用一个脑满肠肥的人来演我们头脑中已经定格的袁世凯。“演员也找好了，开机前的一刹那，他突然后悔了。他要做的是推翻一个脸谱化的袁世凯，这时候他找到了我，讨论这种可能性。”孙淳当时的第一感觉是开玩笑，“我对袁世凯的印象就是窃国大盗，我们家丽莉收藏古钱币，‘袁大头’的形象太深入人心了，让我演这么一位人物，我觉得是笑谈”。孙淳还对制片人说：“你们胆子太大了，你们用我演袁世凯，也不怕砸！”
对孙淳而言，《走向共和》的意义，不仅在于改变了他对历史剧的看法，而且也改变了他对历史的看法。“他们对我说：‘你是全组最后一个加入的，现在开始看书吧！’一扇窗户突然在我面前打开了——历史真是太迷人了！”孙淳用略带夸张的口吻形容自己的感受，“演历史剧的迷人之处并不在于扮演哪一位历史人物，而在于为了演这位历史人物而翻阅大量的历史书籍。”
“阅读史料的过程，是在寻找现实和历史交接的坐标，在这个过程中，你和你的角色在对话，晚上睡觉前也会在琢磨，后人评价他的某句话，反映了他性格的哪个侧面。你会觉得，这个人活灵活现就出现在你面前了。”历史画卷打开后，每个人不再是教科书上那些生硬而干巴巴的名字，而都变成了一个个活灵活现的个体和生命。这种感觉让孙淳每每提起来，都是一副无比陶醉的神情。
历史
瞿恩在剧里出现的前半部，经历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从黄埔时期的国共两党密切合作到“中山舰事件”后走向分裂、在上海领导工人武装运动、南昌起义一直到苏区反围剿失败转而长征，瞿恩的角色几乎串联起中共早期的发展历程。
当立青第一次与瞿恩见面时，他也间接了解到了瞿家的故事：瞿恩带着裹小脚的母亲与妹妹一起去法国留学，在那里深受革命思潮影响，最终走上革命道路。这个情节设置与历史上中共早期著名的革命者蔡和森非常相似。
蔡和森出生于湖南湘乡县一个破落的小官吏家庭。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蔡和森，便以才学出众而著称。1918年，他与毛泽东一起创办了新民学会，当时便有人评价说：“林彬(蔡和森)是思想家，润之是实践家。”
“现在网上总在考证瞿恩的原型是谁，我觉得这没有意义，‘瞿恩’是那个年代优秀共产党员的化身，集大成者。”孙淳说。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那场戏中，穿西装戴眼镜在硝烟中指挥战斗的瞿恩显得悲壮而无力，“从这一幕中看到了早期的革命热情澎湃，却也是幼稚至极。我们的执政党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一步步发展壮大的”。
尽管这部戏已经结束了一年多，但现在的孙淳仍然张口就能背下瞿恩“原版”的遗书：“我最亲爱的儿子，你从未谋面的生身父亲在给你写信，此时窗外月白风清、万籁俱寂，只有哨兵传来的脚步声，我知道这将是我在这世界上给你留下的最后的文字，虽然沉重，但并不多余……我想告诉你，我亲爱的儿子，你的父亲是怎样一个人，又为什么变成今天这样一个人。”虽然在正式播出时，瞿恩的遗书只用字幕形式保留了最后一句。但这一部分还是让人想起瞿秋白。1935年，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被捕后身份暴露，在漫长的劝降过程无果后，蒋介石发来密电，要求“就地枪决”。
1935年6月18日上午，穿着一件中式黑色对襟衫、一条白色齐膝短裤、黑袜黑鞋的瞿秋白，神态自若地走向位于福建长汀西门外罗汉岭下的刑场，长汀中山公园凉亭，已摆好了四碟小菜，一瓮薄酒。瞿秋白整一整衣衫，自斟自饮，谈笑自若：“我有两个要求：第一，不能屈膝跪着死，我要坐着；第二，不能打我的头。”说完，走向刑场，身后紧随着特务连的100多名士兵。从公园到刑场，约两里的路程，瞿秋白手持点燃的烟卷，缓步而行，边走边唱。他唱《红军歌》，唱《国际歌》。手持香烟，顾盼自如。西门外罗汉林下，有一片草坪。瞿秋白停下脚步，环视四周。他点头微笑：“此地甚好。”接着，在草地上盘腿而坐，含笑饮弹，年仅36岁。
作为职业革命家，瞿秋白身上却有中共早期领导人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20年代，在上海大学任社会系主任的瞿秋白，与学生杨之华互生情愫。此前，杨之华与富家子弟沈剑龙已婚并育有一女独伊，但感情濒于破裂。瞿秋白暑假时找到了陷入矛盾的杨之华，并与沈剑龙有一次长谈。不料，瞿秋白竟与沈剑龙一见如故。谈判结果是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同时刊登三条启事：一是沈剑龙与杨之华离婚启事，二是瞿秋白与杨之华结婚启事，三是瞿秋白与沈剑龙结为好友启事，从而成为一段佳话。瞿秋白也视独伊为自己的亲生女儿。
当年，给瞿秋白执行枪刑的正是毕业于黄埔的国民党36师师长宋希濂。解放后，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还找到宋希濂，含泪记下了父亲临刑前的一举一动。
戏里的瞿恩之死，引得很多观众掬一把热泪。戏里瞿恩静静地看着儿子的照片，轻轻笑了一下。“我当时拿着照片就拍了，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可是我后来看片子看到这儿，哭得稀里哗啦的。”“我这么爱的一个人死了，这个人死了，怎么现实生活中这么多恶人还活着，我想现实生活中如果这样的人多一些，生活会多美好。”孙淳说，那一刻，他也分不清自己是在为历史上的这样一个人物哀悼，还是替现实生活中的有理想色彩的人哀悼。
情感
“瞿恩究竟爱谁，立华还是林娥？”电视剧播出后，孙淳接到了很多记者的采访电话，孙淳的回答是：“其实瞿恩最终选择了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这个结果中看到了瞿恩的成长。”
从整部戏强调的结果，瞿恩与立华彼此真心相爱，他们的感情纯真而浓烈，以至于立华在戴上瞿恩送他的耳坠之后，“就再也摘不下来”；在得知费明是瞿恩的遗孤时，她没有任何犹豫便决意收养他。用杨立青的话来形容，他们之间感情之深厚，“世上没有第二对”，但是两个人之间隔着国共两党这道巨大的鸿沟。
在剧里，瞿恩几次在不同场合强调：“我和立华只是精神上的交往。”按照孙淳的理解，瞿恩与立华是在懵懵懂懂时相识的，“涉世未深的立华遇到了两个男人——瞿恩与董建昌。瞿恩是不把事情理清楚之前，不会在身体上与立华发生任何关系，而董建昌则毫不犹豫地占为己有”。
在孙淳的理解中，立华与瞿恩的一场对谈寓意颇深。因为戒严回不去家的瞿恩借住在立华家里，两人隔着一段距离对话。立华告诉瞿恩说，男女之情并不像想象的那样美好，“充其量不过是一场手忙脚乱而已”，实际上在暗示瞿恩她的情感经历，而瞿恩只是草草应付一句便打发而去。现在想起来，孙淳对自己的表演有些遗憾：“如果我能这样处理一下，比方说，我听到她的话时，已经闭上的眼睛突然猛地张开：这个女人已经不属于我了……那就能传达很多内心情绪了，很多类似的小细节轻轻放过了，有些可惜。”
尽管孙淳没有回答瞿恩究竟爱谁的问题，但他还是用自己的表演间接表达了理解。
面对主动追求自己的林娥，瞿恩并未拒绝，只是宽厚地拥抱了她。孙淳在演这场戏时，轻轻地闭上了眼睛，他想传递的是：“林娥的拥抱让瞿恩久已关闭的那扇心门猛然打开，那一瞬间，瞿恩在想：如果是立华有多好啊！也是瞿恩在内心深处，与立华做最后的告别。如果有人理解这一层，可能会触动一下。”
孙淳的理解中，戏中的立华与瞿霞身上都有中国妇女传统道德的影子，尽管在那个年代两人都是中国女性走向自身解放的代表。“立华觉得自己已经不干净了，而瞿恩还是那么干净，所以她和瞿恩是不可能再发展那种感情的；瞿霞对立青也是如此，她不愿意让立青看到遍体鳞伤、破碎的自己。”孙淳说，这和现代人的价值观完全不一样，但在柔石等人的作品里，这样的女性比比皆是。
“我们今天再拍这个戏、观众重新看这个戏，它的现实意义在哪儿？”孙淳反问，也是在自问，“读史可以明志，我希望年轻人能知道，执政党走到今天，经过了哪些血雨腥风，而我们的共和国走到今天这一步，它的过程是怎样的。”
“物质化的今天，信仰真的那么重要吗？生活在现实社会里，完善的人格，一定要让观众想一想，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的建设，物质来衡量，精神家园荒芜了。人应该怎么面对物质和精神，应该反思这些东西。是，我们太穷了，我们穷怕了。当金钱来的时候，你就幸福了吗？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精神家园的建设比什么都重要。我们要时常想想精神家园建得怎么样了。”
“瞿恩这个人物的现实意义在哪儿？人活着要有信仰。很多人迷茫，是因为失去了自己内心的一个标杆。”如今我们面临的选择更加多元化，不需要为了自己的选择付出更多代价，信仰二字似乎变得遥远而模糊。但在孙淳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美德和情操，还应该是我们今天所不能缺失的精神营养。天下熙熙，皆为利来。“我们每天行色匆匆往这些目标迈进，迈进的过程中，还阅读吗？还思考吗？”
耐人寻味的是，在戏里瞿恩的命运没董建昌好，在现实生活中，很多观众还是选择了董建昌。傅丽莉很留心看观众对这部戏的反应。“网上很多小孩子说，放在这个年代都选择董建昌，又罩着家人又讲义气，还混得开。”
“看到网友的这些议论，我痛心极了！真正一个纯粹的人，树立在你面前，别人发生怀疑，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思些什么？对我有用的就拿过来，所以欣赏董建昌，这样的人比比皆是，无论在政、在商还是做人。迷失了道德底线，所以人们才有利己主义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