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康想尝试制片人 彭三源聊维权 刘毅滔滔不绝 四编剧对话主持人 汪海林彭三源刘毅 嘉宾合影 (点击小图看大图) 点击此处查看其它图片

　　编剧VS制片人

    主持人赵宁：刚才彭三源老师也提到这是一场在编剧或者说在电视产业过程当中的一个革命。其实现在我们也看到有些编剧，当他把自己视若生命的“孩子”交给片方，让他们制作成声像制品，他们还是很想知道最后成型的是什么样子，希望多一些让他看到，比如演员的表现等等。也有一些编剧，或者他们更多转身成制片人了，他们觉得这样的模式更适合，但实际上片方会说，编剧当然会希望拍出来是你们脑海中的样子，但是我们要控制成本。到底编剧能不能成为一个合适的制片人的争论也一直都不绝于耳。不知道四位嘉宾会怎么去想？石康老师，你会希望未来成为这样一个身份吗？

　　石康：我希望尝试尝试。制片人的来历也是非常复杂的，比如有做生意的，你问他原来干吗。

　　主持人赵宁：很多职业的都有。

　　汪海林：还有卖鞋垫的，做成著名的制片人。

　　石康：或者一些编辑什么的，他对这个行业和对编剧的了解没有相差那么多。实际上剧组如果说凭空建一个东西，编剧也是很难管理的，但实际上这个行业已经非常成型，它有行规的，几个部门你给搭好了，搭出一个剧组来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难。而且成本控制，其实都有专业的人在做。

　　主持人赵宁：比如你想成为一个制片人，最看重的是他手中的哪部分权力呢？是管钱呢还是什么？

　　石康：一个是制作方面，保证戏的质量，这是最主要的，后边还有一个利益分配。比如最简单的，如果你不是制片人，你就不拥有你作品的版权。当你不拥有你的版权的时候，如果一个戏红了以后，两年卖一次，两年卖一次，老卖，后面的收益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石康：想建立编剧版税制样本

    主持人赵宁：编剧是享受不到这部分的收入。

　　石康：对，我加入喜多瑞的主要目标就是想做出编剧版税制的样本。当这个故事是你的，你就应该像小说一样，小说就是写一个故事，你应该占一个份额，当这个小说产生商业效益的时候。

　　主持人赵宁：当一部热门电视剧热播的时候，也顺势推出了同名小说，也会热销。这部分主导权其实是在编剧手上吗？

　　石康：也不是，这是跟出版社合作的。看哪种情况，比如我是一个作家，我跟出版社有很好的关系，故事也是我自己原创的，这是很好说的，那一块利益本身就是我的。其实这两件事是分着的，只不过我把它都叫一个名字，比如全叫《奋斗》。但对于有些人，比如我认识一个作家叫陈彤，他就是一个编剧，制片人给了他一本小说让他给改成剧本，改成剧本又把它改成一个小说，这时就产生很多版权方面的纠纷，就很麻烦。但是因为中国对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也不是很严厉，也不是很规范，到底哪一块应该是原创的，创作的时候大家都认可，但是到分配的时候，哪些东西应该归原创，其实作为我们整个商业环境是没有概念的。如果你要说这个戏是我写的，我希望你能够拿到一部分版税，投资人一般就会说凭什么呀。

　　刘毅：剧作是影视产业的核心

    主持人赵宁：对，我记得在去年包括前年，关于特热门的电视剧《暗算》，也是麦家和整个制作方之间的纠纷。因为等于是他的小说后来被改编成剧本，不过我们自己去看的话，其实改动还是比较大的。

　　刘毅：他最大的问题是他自己改编的。

　　主持人赵宁：他是自己改编的？

　　刘毅：制片人参与了改编。制片人本来是署名第二编剧，但是最后发行的时候，他去领奖了，制片人以第一编剧的身份去领奖。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是还没有深入到经济的程度，而是连名誉权都没了。名誉权属于人身权利，不可被剥夺的。即使我把版权完全转让了，比如一次性转让，可是署名权是属于人身权利，是永远归作者本人，不可被剥夺的。

　　汪海林：喜多瑞的成立实际上是在影视行业里，我们都是编剧，我们认为剧作是产业的核心，是源头。日本的电影家协会的主席说“剧作让我们大家有了工作”。这个行业所有的影视作品应该是从一个剧本为出发，最后呈现出影视作品。我们国内现在的环境情况下，编剧的地位也在逐步提高，但是对于剧作也好，故事也好，它本身的重要性是不是放到了一个核心的主体位置，好像各方面做得也不够。所以，我们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我们做出一个新的模式来，故事中心制这样一个模式。我们知道以电视剧为例，美剧像《24小时》、《双面女间谍》，都是由编剧兼这个戏的制作人。日剧每天的颁奖叫“大赏”，它把日剧核心的位置永远是给编剧，编剧具有这个戏的主导权，艺术上有绝对的话语权。我们认为日剧也好，韩剧也好，它成为亚洲水平最高的生产国，跟编剧中心制或者说是故事中心制是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编剧进行成本控制比制片人更有效

    主持人赵宁：但在中国却跟刚才提到的像美国和日本完全不一样，中国制片人中心制也好，导演中心制也好，编剧都只是被认为是这个环节当中的重要一环。而且不管是喜多瑞的成立还是编剧大会的召开，也是问到其他专业人士，他们并看好，其中包括像张纪中，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制片人，他提出来编剧其实只是一环，做好他自己的工作，甚至以一个什么孤独的潜行者来形容编剧应该做的事情的性质。还有著名的演员张铁林，他也认为如果让片场的编剧去指手划脚，会完全影响到拍摄进度。

　　彭三源：这是很奇怪的。有一个事情，从1开始，我要走到100去，然后我们现在走着走着突然发现我们把1给忘掉了。好，我们现在强调一下，我们这件事情是从1走到100的，1不能跑偏了，一定是从1走向100。突然大家觉得为什么强调1，因为我们走到100。我们现在是要回到故事的本源我们刚才说无论是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手段都是演员的参与也好，导演的参与也好，都是为了把故事走到100。喜多瑞的成立是从1走到100的过程，我们要让它走得比较顺畅。而现在大家突然开始质疑，你是1，你能走到100吗？其实是质疑这样一个问题。其实喜多瑞这么多人开始做这样一件事情，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没有任何准备就做这件事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刚才也说了，比如制片人，制片人的门槛是非常低的，只要你有一个项目，说到底你还是要有一个故事，在这个影视圈谁她着这个故事去找来钱了，谁就是制片人，就是这样简单，就是这样低的一个门槛。一个剧本其实可以有10个导演可供选择，但是做这件事的编剧可能是唯一的。演员也是这样，每次定演员的时候，演员有第一选择、第二选择、第三选择，我们可能有N种选择，都不是唯一的，但是编剧起头是唯一的，他有这种唯一性。

　　我们这次在争论的时候，张纪中说如果没有导演，没有演员，你拿着剧本，一个人拍这个剧本行吗？换句话说，你就是制片人，你就拿着一堆钱，你能拍成电视剧吗？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就像小孩打架，就没有意思了。

　　事实上喜多瑞真正要追求的就是在大的电视剧的产业环境下，第一，我们要尽最大的可能性做成精品。第二，最大的可能性提高故事和做故事人的地位。其实这都算是基本诉求，这是基本要求。

　　刘毅：包括现在所谓的导演中心制也好，制片人中心制也好，跟原来中国传统的影视体系有关系。原来中国其实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都是从原来的电影厂的体系秉承下来，传统的生产上就一直延续着以领导、执行导演，以导演为中心建立整个剧组来开展生产。这套体系其实叫做计划经济年代的体系，是一直延续下来。而现在中国的影视产业已经高度产业化、商业化，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更多地看更商业化的国度是怎么做的，比如我们看美国、日、韩，电影相对来说跟电视剧不一样，但是在电视剧里绝对是编剧中心制，那么多年来开始做这件事情，一直是以编剧主导电视剧的生产，肯定是有道理的。其实是因为编剧比别人更能够了解一个作品的精神所在。

　　包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刚才您说成本控制，其实如果是编剧去进行成本控制，比制片人往往更见效，因为编剧首先知道什么样的戏是重点，重点的感情戏并不一定是千军万马要花很多钱拍的。而你有时要把这个戏写得够好，两个人在一起，相对无言的戏可能比千军万马对观众的冲击是更有吸引力的。第二，编剧会用自己的技巧，即使是同样的戏，同样是两军开战的戏，如果我们有很好的写作技巧，能够把钱省下来，把钱花在真正应该花的地方。一个好的编剧，或者是称职的编剧，一定是在进行成本考虑得时候考虑得很重要。比如看一个剧本，这个人没写过电视剧或者没写过电影吧？前面十场戏是基本上不可能拍的。作为一个有经验的编剧是不可能出这种事情的，编剧节省成本是最好的。

　　彭三源：而且喜多瑞的成员，不管将来做制片人也罢，做导演也罢，无论怎么控制这件事情都不会做出可笑的事情，你完全不懂制片，完全不懂导演就做了制片人、导演。就像喜多瑞没有表演天赋，突然有一天说要做明星，这是很可笑的事。现在大家的质疑，你们是编剧，可以做制片人吗？我们是在不成熟的情况下我们不做，成熟了就一定去做。你作为编剧可以做导演吗？不成熟的时候不做，真正成熟的时候我们也义无反顾一定要去做的。说到底，无论是走到哪一步上都是水到渠成的。

　　汪海林：一直在做孤独的行者

    汪海林：关于孤独的行者这件事，他为什么不当孤独的行者？最后变成你必须怎样怎样。包括石康当时提出，他的戏希望能够挣到更多的钱。在这样一个合理的诉求的情况下，居然会得到一些嘲笑，很奇怪。

　　石康：比如《奋斗》戏的那些演员，报酬翻30倍，这是很正常的事，大牌翻起来能翻几十倍、上百倍。但是一个编剧要挣一个十倍的报酬，大家会觉得很可笑。从笑声可以看出来，不管表面多么尊重你，说石老师怎样怎样，其实骨子里实际上就认为你只能挣这么多，你不应该要求更多的东西。实际上你是很明白的，你是很明白在对方心中的位置，一旦见利的时候，以前大家可能都蒙着干，也不多想。当大家质疑我的时候，我就很奇怪，我一想一个演员可以升10倍，但是如果在我的戏里，我要一高兴随便删掉三个演员都可以，我加10个都可以，演员的重要性其实就是故事里的一个线索。但是那些凭着扮演一个角色的人能拿到他们认为合理的报酬的时候，整个社会都会支持他，谁要成了明星，不仅家里人高兴，朋友高兴，整个社会也都会为明星宣传、欢呼，广告商也很高兴。

　　编剧到底干了什么？投资人一个是不理解。第二是假装不理解（笑）。对专业人士来讲，这些都是不言而喻的。大家真正争论的焦点实际上是在利益上，编剧到底要占多大份额，因为盘子就那么大，编剧占的大一点，别人就会相对占的效益点。实际上每个人都在凭自己的努力去挤占更大的份额。以前挤这个份额的队伍里是没有编剧这帮人。

　　汪海林：以前一直在做孤独的行者。

　　彭三源：这件事特别耐人寻味的是这件事引起的震撼，本来是特别平常的一件事，无非是一群编剧想组建一个公司，更好地做电视剧而已，突然引起了这么多关注和质疑。

　　石康：三个卖化肥的农民想干一个影视剧工作，没有人会质疑。

　　彭三源：无论你做什么，你是卖化肥的，卖鞋垫的，做衣服的，你做什么都可以，只要你拿着钱过来说我要做制片人，没有人质疑。整个这个盘子里，导演在署名也好，稿酬也好，大家觉得能够接受，理所应该，演员大家更觉得没什么，理所应该。当编剧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特别镇静，编剧怎么能提出这样的问题，看起来像场工站起来说我们要提高我们的份额。我们突然发现编剧很可悲，处于这样一个位置。就因为他引起的质疑，你才想起地位是多么可悲。

　　汪海林：我们更觉得应该把它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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