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浙江文化地理》导演阐述(二)
纪录我们家园的相册
中国的版图上，浙江是一个独特的区域。
作为面积最小的省份之一，浙江虽然只有10.8万平方公里，却拥有着极为丰富的地貌：北面的平原，南面的山地，西面的丘陵，中部的盆地，东面漫长的海岸线以及像珍珠项链一般向东海延伸的舟山群岛。
多样的地理地貌孕育了多样的文化。
没有大漠冷月的悲壮，也没有一马平川的肆意，在农耕文化和海洋文化交织孕育下的浙江人，善于在物质和精神上的精雕细琢中寻找自我表达的方式，茶、剑、琴、书法、藏书、青瓷……看似简单的风物中，却折射着浙江人对家园的热爱，传承着浙江人连绵不绝的精神血脉。
浙江文明8000年，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不少传说和故事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或成为曲，或成为诗，或成为民谣而流传下来，但更多的却已经消散在历史的烟尘中，记忆中的影像也逐渐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被人淡忘。
人文遗址的破坏，精神家园的消逝、商业化、全球化、文化帝国主义，一个个陌生的字眼正在腐蚀着文化的独立性和多样性，人们最终的精神归宿和寄托，已经在繁复的生活中变得茫然错失。而更多在艰难中挣扎着留下来的故事，它们的载体仅仅是一页泛黄破旧的文字，一张模糊不堪的照片，一截埋在土里的碑文……
《浙江文化地理》仔细将这些脆弱的文化残片梳理，通过长时间的考证和研究，试图将那些湮没在时间中的事实再现，将不为人知的故事，承载在诗意的山水中表现，在展示优美秀丽的家园的同时，也重塑浙江人高贵的精神气质，寻找到给予我们温暖的精神家园。
讲述最真实的故事
真实是纪录片的生命线，也是纪录片的最大魅力所在。所有的纪录片都以真实为创作基础，将真实的风景和人物再现在镜头中。但是，在许多纪录片中，对事件和人物的挖掘不深，真实往往浮在表面，如同许多流传下来的故事，先入为主的第一印象，直接构筑了人们长久以来的知识体系。
真实往往不为我们所能直接看到。因为要打破固定的理论体系，需要强大的事实和论据支撑。在创作《浙江文化地理》中，我们对于风景和人物的故事，摒弃了将耳熟能详的故事重新演绎和讲述的方式，更多的去发掘故事背后的蛛丝马迹，而还原故事和历史人物真实的性格。
以《浙江文化地理 问帖记》一集为例：
东晋永和九年的三月初三，书法大家王羲之邀请了40多位名士于绍兴兰亭边举办修禊集会，并写下了著名的《兰亭集序》，而这本帖子也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
这是妇孺皆知的故事，王羲之的“曲水流觞”风雅集会，也被引为千古佳话。无论采访哪个书法家和历史学家，都会对这段故事津津乐道，述说着颖悟豁达的“魏晋风度”。
该集主创人员在解读王羲之和《兰亭序》的时候，没有单纯的去讲曲水流觞的故事，，而是采访了绍兴当地研究王羲之的民间学者，走访了晋代历史研究专家，将叙述的视角放在了历史的大背景和人物的关系上。
东晋永和九年，当时东晋和前秦在淮河准备开战。而偏偏这个时候，东晋最高军事将领桓温和北伐统帅殷浩将相不和。而此时的王羲之作为北伐右将军，又是会稽内史，和殷浩桓温的关系都不错，于是想用一次酒会来协调两人的关系。
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军级干部就有6人，其余都是各地的行政长官和大姓氏族代表。王羲之假借酒会，召开军事会议，协调双方的关系，不想却以失败告终。
这就是历史上真实的兰亭雅集。
而他怅然写下的《兰亭序》，世人也只知其书法精妙，却不知其文千古悲凉也。
通过对古籍和资料的佐证，使得兰亭雅集这段历史，在镜头的叙述中就显得更为精彩，观众对王羲之和《兰亭序》，也有了更新的认识，新鲜的观点和理论，也让纪录片在真实的深度上，有了一次新的探索。
同时，主创人员们也对一些地标性的风景进行考察研究，试图用追寻、疑问、探究、寻访、去建立一个纵横交错的坐标，将一个个人们熟知的故事、事件、人物放到这样的时空坐标中去考察、思索、去解读，从而发现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将人们固有的认知体系打破，通过对事件的解读和探知，让观众在欣赏片子获得新的观点的同时，也建立起一套新的认知方法。
以线带面深入故事
在大型纪录片的现代创作中，为了更能吸引人观看，往往会采用两种方式：
一种是设置一些悬疑的手法去吸引观众，通过揭秘、探秘的方法，去满足观众的观看欲望，例如《探索发现》、《走遍中国》等，在表达主创意图的基础上，诱导观众观看纪录片，提高纪录片的收视。但并不是每个纪录片都能找到这样的观众兴奋点，如果刻意安排，会显得生搬硬套，不伦不类，甚至会降低整个片子的品格。
而另一种则是通过大背景下小故事的串联，或者是大背景下小人物的故事，展示“细节”，去展示一段历史和一个历程，通过故事化叙述，揭示历史内涵。如《故宫》、《大国崛起》，这样的纪录方式因为叙事方式简单，已经现今纪录片最为普遍的叙事形式，但因为要展现的背景和故事过于庞大，小事件和人物的选择一旦没有亮点，则整个片子就会陷入到大而全、观众对整个片子的结构和知识体系不甚了解的误区中。
《浙江文化地理》试图在这两者中寻找到一种新的叙事方式，既不失观看的线索和节奏感，也能够全面展示一段历史事实，将十集的选题定位于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前者探寻和拍摄各种壮美的自然景观，发现自然环境与人存在的关系。后者侧重研究人类历史，对于历史长河中的人的故事、传说进行发掘探秘，将两者有机的组合，在历史的还原中给人以心灵的震撼和内心的感动。它以构成浙江文明核心元素的书、剑、曲、僧、琴等作为故事基本动机，对展现这些物件兴盛和发展的地标，介绍和它们有关的传说故事，通过一个点，将叙述的面铺开，展示出整个浙江的地理和文化精神。
为了让故事更有情节和重点，主创人员们不再单纯地将线索放在“介绍”上，围绕着物件串联故事，而是综合了新闻和纪录片两种方式，既将最新的一些文化新闻糅合进片子，注重在片子中体现一些新闻元素，也精心选择切入点，纪录小故事拉通全片线索。让观众在观看的同时，萌发一种互动的情绪，亲身参与发现，亲身参与拍摄的感觉扑面而来。
以《寻琴记》为例，该片的主创在斟酌全片的线索时，选择了一个老人和一把奇特的古琴之间渊源来展开叙事，年轻时的蒋逸人曾在台州路桥的一个道观里见过一把明代开国宰相刘伯温的古琴，但随着年岁的渐长，老人越来越期盼能再见一次古琴，这个报道虽然始现于《钱江晚报》，但依然没有办法为老人寻找到那把古琴。
于是该片主创人员抓住了蒋逸人老人寻琴的诉求，联系上了老人，通过他流露的一些线索，带着他辗转北京、苏州、杭州、台州等地，在整个中国范围内上演了一出“寻琴记”。而在这个过程中，又将古琴的历史、制作工艺、浙派古琴的发展状况一一立体而直观的展现，叙述上有了人物的支撑，又有了“寻琴”的线索，使得全片故事跌宕起伏，有情节，有细节，观看性极佳。
除了单线的叙事，为了丰富整个片子的历史和叙事的内涵，《浙江文化地理》还在结构上做了更深入的探索，双线叙事的模式也被尝试性放在片子中展示。
以《问帖记》一集为例，该片主创人员依然是从新闻事件出发，以王羲之第五十六代孙王云根，接到一个陌生人电话，对方称自己手中有失踪一千多年的《兰亭序》真迹一事为由，深入挖掘。寻帖的线索也就此展开。
为了向观众道明《兰亭序》的价值，该片主创在查阅史籍的基础上，以唐太宗喜欢王羲之字帖，曾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兰亭序》的事实为依据，将现实和历史的“寻帖”结合在了一起，通过对王羲之的故居、归隐之地、《兰亭序》遗失之地等地标的探访，将兰亭雅集、萧逸智取兰亭序、王羲之爱鹅说等故事串联其中，并直观展现了绍兴、嵊州、新昌、西安、咸阳等地的风土人情，通过《兰亭序》的最终下落和现实中能找到的《兰亭序》摹本的对比，营造了《问帖记》的时空概念，在唐代、晋代、现代三个时空中穿梭，让观众在轻松愉悦的观看片子的同时，对中国历史上的故事有了一个系统而直观的联系。
用解说和声音讲述故事
纪录片的解说词和音乐往往决定了一个片子的氛围和节奏，观众在欣赏纪录片的同时，直接感受到就是编导在解说词和音乐上的设计和营造，而解说词的风格和叙述方式，音乐之间的衔接，处理的好，也往往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浙江文化地理》的主创团队是《风雅钱塘》的核心团队，在解说词上，《浙江文化地理》秉承了《风雅钱塘》解说词的风格，强调生动细节，以极感性的纪实元素和适度的抒情笔调去营造一种独特的叙述格局，以文字的流畅和优美为主导，构架全片。同时，也摒弃了画面为文字服务的创作手法、和说教、概括的叙事风格，将画面和文字有机结合起来，通过提出问题、诱导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制造出一波三折、层层深入的叙事氛围。
例如在《寻剑记》一集中，主创人员通过文物鉴定大家史树青在北京古玩市场用1800元买到一把越王剑是真是假的事件为线索，贯穿全片，通过对越王剑的真假对比，将越王剑的发展，制作工艺等展现给观众。除了搭建故事结构外，在解说词的设置上，也充分体现了主创人员的用心。
“这就是那一把史树青在大钟寺淘到的宝剑，它真的是天下至宝——越王勾践剑吗？还是像质疑者说的那样，只是一件现代人仿制的赝品？”
“史树青身为一代鉴定权威，是青铜剑第一号专家，难道这一次他真看走了眼？”
“那么越王勾践剑究竟是怎样的一把剑呢？”
“那么，越王剑是在那里铸造的呢？”
“既然在浙江铸造，为什么越王剑却出现在楚国墓里呢？”
通过层层的悬念，抓住观众的兴趣点，再在一个个设置悬念的段落中，将《风雅钱塘》的叙述方式逐渐深入延续，将观众心中的疑惑慢慢解开，提出问题的紧张和解决问题的舒缓，让叙事张弛有度，既能让观众看得投入，也不感到局促和刻意。
在音乐上，《浙江文化地理》巧妙的借助一些散落在民间的曲艺形式进行叙事，昆曲、评弹，越剧，这些流传下来的古老曲艺和纪录片结合，既调节片子的节奏，又间接借助纪录片的载体获得了新的表现空间。
例如在《寻琴记》一集中，编导在描述蒋逸人老人回忆刘伯温古琴的线索时，为避免画面上的单调和乏味，邀请了两位评弹演员，利用演播室拍摄的评弹演绎和现实中蒋逸人寻琴的过程穿插剪辑，使得节奏不再平淡，反而制造出一种轻松、愉快的情调。
在评弹的曲目上，该片主创还特别选择了《俞伯牙》，试图通过伯牙和子期的知音情缘和现实中蒋逸人的寻琴故事联系，又通过俞伯牙的琴艺描述，展现古琴的魅力，从而获得一些内在的意象贯通，在观感上也获得了新的惊喜。
再现风景背后的故事
电视的魅力在于她给予了人们直观的视觉感受，她让人们的想象力得以延伸并开拓，但并不希望抹杀人们的想象力。纪录片的表现主体是画面，在现代许多大型纪录片中，导演多采用通过人物扮演和模拟场景重现来描述历史事件和人物，以期“真实再现”，受到观众的青睐。
但如果不深入探究，场景重现只在内容上达到了“重现”，却忽视了细节上的推敲，这样的做法，不仅扼杀了观众的想像力，也容易给老百姓们造成视觉和知识获取上的误导。
《浙江文化地理》的拍摄采用了最先进的高清摄像机捕捉优美的风景，所有的主创深入到与片子有关的场景中，努力将每一片树叶，每一朵浪花都拍得富有表情，将每一条河，每一棵树都拍出生命的姿态，清晨等待朝霞，傍晚等待月亮，我们探寻一些已经遗失在深山丛林中的地标，真实纪录那些曾经辉煌一时的建筑，表达出对逝去风景的情绪。
除了在前期的镜头拍摄上下功夫，在后期上，《浙江文化地理》也摒弃了场景重现的做法，力图从尘封已久的古籍中寻找蛛丝马迹，在一些文人书画中迸发创作的灵感。从古陶器上的象形文字和符号，到藏家印章上的提名留款，从古籍中所绘的地图，到明清山水画大师的作品，从书圣王羲之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中国十大传世画作《清明上河图》。将五千年中，先人们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遗产和物质财富中寻找创意加以再现。给予观众视觉上更多的惊喜和兴奋，并传达一种真实感，许多已经被人遗忘的书画，在现代的电视技术手段下，焕发出了新的色彩和生命。
同时，《浙江文化地理》也独出心裁，以传达信息量为初衷，以抢救文物，探索真实为目的，利用现代化的制作手段，将一些残破的古籍修复再现，将一批模糊的照片和影像修复重现，利用最先进的三维技术，在不损伤书画古籍原作的氛围上，通过对文化“碎片“的整理，融入史籍的纪录去重现一个时代，复原一个人物，展示一段社会生活图景，让观众在关注常见的风景的同时，了解到风景的变迁，从各个年代的家园风景的变迁中，获得心灵上的温暖的感动。
如在《问帖记》一集中，主创人员在探访到《兰亭序》遗失的地点云门寺时，发现在浙江地面上有两个云门寺，一个在湖州南浔，香客云集，正在大兴土木重建；而另一个却隐匿在绍兴一个村子里，寺庙破败不堪，不为人知。那么，究竟哪一个是历史上上演“唐代御史萧翼智赚兰亭”故事的地点呢？
幸而绍兴云门寺的主持保留下了一张云门寺的旧图，在旧图中，清晰标注了与史籍中记载一致的地标，而这张图也就成为历史上真正云门寺地点的关键证据，依据图上的线索，和绍兴云门寺周边的环境，主创人员和《全唐文》中萧翼的描述云门的诗进行对比，发现都吻合，便更加确信了这个地标的准确性。当修复过的地图通过三维方式展现出来的时候，观众不难想象当年云门寺盛极一时的香火和香客云集的盛大场面，无论是在表现方式上，还是想要取得的效果上，都达到了主创人员的要求。
《浙江文化地理》在将这些逝去的风景重挖掘出的时候，在色调和镜头运动方式上做了全新的尝试，试图让两者的结合更加和谐，真正做到了山水入画，画即山水，在整体的氛围塑造上得到了统一，开创了属于自己的影像叙述风格。
《浙江文化地理》是一次浙江地理地貌的探究和文化血脉延续，在创作上借鉴了国际大型纪录片的商业化操作理念，用充满着悬疑色彩的故事的情节和一波三折的故事结构，用寻访和发现的姿态带领观众在千年遗留的古籍、遗址、山水、书画中寻找着影像的依据，秉承着一如既往的人文关怀和人文情感，在那些似是而非，被人们有意无意淡忘的历史事件和文化地标的探究追问中，去发现令人感动和震撼的一点点真相，去改变人们的长久以来的观念，如同相册一般，将我们对家园的深切情感坦陈于电视屏幕上，留在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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