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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佩荣:坎坷的爱情一生的守候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9月15日18:19  新浪娱乐

  我当时的职业是团部商店的售货员,但那实际上是劳动之余的工作。黄龙球任管理排长,长得年轻英俊,很注重军人仪表,不管衣服多么破旧,总补得平平整整,洗得干干净净。

  他经常到商店来买东西,慢慢就熟悉了。不久,他说他希望和我交朋友。

  我一听,羞得不行,但我对他的印象的确很好,他向我求爱,我内心还是觉得挺幸福的,所以,我只是说,我年龄还小。

  我也就比你大六岁,我可以等着你。他说完就走了。

  我心里七上八下的,不知该怎么办。我已知道了部队里有关婚姻方面的规定——先团级干部、再营级干部、连队干部。所以我虽然喜欢黄龙球,但不知道他一个排级干部有没有条件谈对象结婚。但我相信爱是无罪的。所以,当黄龙球再次向我求爱时,我答应了。

  我后来才知道,黄龙球比我大十三岁,只是长得年轻,从面相上看不出来。像他这种大龄的军人,是准许结婚的。我也是那时才知道,他也是向上级打了报告,上级批准他恋爱结婚后他才来找我的。

  我们在五三年结的婚。结婚不久,黄龙球被调到兵团司令部搞工程规划,足迹遍及天山南北。六三年调到大泉沟水库,六六年正要调任玛纳斯河管理处当处长时,文革爆发,整个管理处被解散,人员用五十辆卡车拉到南疆,遗散各处。我们来到了吾瓦。黄龙球被打成臭老九,当了“老牛”(当时兵团人对住“牛棚”者的称谓),下放到大田里劳动。然后是打土坯,一头(当时的人就这么称呼的)“老牛”一天要打五百块土坯。完不成任务就要挨打,再后来就去养猪班当班长,一干就是八年。

  他当老牛,我和孩子们也受屈辱。别人可以随意骂我们,没人敢跟我们说话,遇着了也躲着走。他们让我与丈夫划清界限,动员我们离婚、我说,我不会离,他就是死了我也不会离,不管你们给他定的罪行有多大,他也是我的丈夫。

  我深感欣慰的是,我和他是相爱的,我现在可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们经过了时间的检验。这就像维吾尔族人在《十二木卡姆》歌词中所唱的,“要想知道是否相爱一生,请问那白发的老人”。

  文革结束后,上级要调我们回兵团设计院,但我已经害怕他去当官,我希望过一种平静的生活。那种政治运动使我至今还心有余悸。我也不让自己的孩子当官——以前是害怕政治运动,现在是害怕充满贪污腐败的官场把自己的孩子弄脏了。

  儿女们现在住在城里,他们的父亲去世后,就在城里为我安排了住处,但我坚持要回到吾瓦来,因为我觉得老头子还住在这里,我得回来陪着他。我也不能让这套房子因充满尘土而显得荒芜。

  我就在这里,一天天地拭擦着屋子里的家具,清扫那些尘埃:到了黄昏,我就站在窗前,望望远山,望望沙漠,望望随着季节枯荣兴衰的绿洲,等待着我相伴着走过了坷坎一生的爱人,带着原野的气息,踏着稳健的步伐走回来。

  王灿辉:直到有了孙子才跟他第一次合影

  当年驻疆部队的婚姻状况是这样的:师以上干部多数已婚,个别未婚;团级干部少数结了婚,多数未婚;营以下干部及战士,除个别入伍前在家里结了婚外,绝大多数尚未婚配。年龄普遍较大,师级干部多数三十多岁,团干部多数三十岁上下,营以下干部多数是二十多岁,少数三十多岁。

  内地女青年是分期分批来新疆的,迫于现实,军人的婚姻问题,也就按职务、年龄、参加革命的时间,一批一批地解决。

  当时除了招收了8000名有一定文化的湖南女兵先解决老同志的婚姻,1951年,又从华东招收了2000多名部队医院的护士,以解决营以上干部婚姻问题,还从山东招了一批妇女,以解决连排级干部的婚姻。这批妇女大多是寡妇,山东的战乱太多了,她们的丈夫死于一场又一场的战争。最后,还有国民党起义部队一些老兵没有成家,就在1954年招了920名改造好的上海妓女。

  湖南女兵结婚普遍较早,丈夫大多是老红军、老八路,几十年枪林弹雨出生入死,很多人的身体都垮了,加之年龄偏大,这就注定了她们大多中年守寡。

  曾经留传一首打油诗:婚姻法,婚姻法,男四十,女十八,跑到新疆找爸爸,配的是夫不是爸,生儿育女把根扎。

  那时候,女兵们最害怕听到那个“谈”字。只要一听说哪个首长要找你谈话,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首长找谈话”。到了部队,组织代替了父母,婚姻一旦被组织决定,也就认命了。当然也有违命不从的,但毕竟是少数。

  王灿辉:我到了焉耆后,分配到了驻轮台十八团二营,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的草湖开荒。在沙漠中挖好地窝子,全营安扎下来,记得这个地下营地的唯一标记就是一根旗杆,如果那根旗杆没了,在那沙漠中就很难找到家。

  在这个几乎没有女人的集体里,对每一名男性官兵来说,任何一个女兵都是一个辽阔而美丽的世界,是他们寄托自己想象中的爱情、欲望和家庭的载体。

  其他女兵都比我年龄大,她们很快先后结婚了。我目睹了她们不幸,就去找领导,说我们是人,不能把我们拉在一起就过日子,但没人理我,没想我自己也没能摆脱这种命运。

  1952年12月的一天,教导员叫住了,他问我想不想成家?我不想。他说,你该成家了,组织上给你找了个全兵团都有名的英雄模范,他就是机枪连指导员赵自立,兵团模范指导员,是一个忠厚可靠的同志。明天给你半天时间,你们见个面,谈一谈。教导员说完就走了。我愣了半晌,哭着跑回地窝子,扑在床上嚎啕大哭。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必须长大成人,以面对即将面临的一切。

  指导员下了命令,我不得不服从。第二天早饭后,女兵们没有进来,他进来了。他说,我是老地下党员,1938年参加了八路军,打日本,又参加解放战争,前前后后打了一百多次仗。来到新疆后,一直带着机枪连的官兵们修建十八团大渠。我们家世代贫农,成分很好,我一个弟弟参加了抗美援朝,一个弟弟在家种地。我这人战争年代是英雄,生产劳动是模范。他一口气把这些话说完,脸红了。他在地窝子里站着,个子很高,只能低着头,两只手一会儿垂下来,一会儿又绞在一起。我气呼呼地说,我不会跟你成家,我这么小,怎么跟你成家?都两代人呐。这就是一个上午我们说的话。

  那次见面不久,我就调到了团部当文化教员。我暗自庆幸,以为可以摆脱为自己安排的命运了。快过年时,营部通信员牵着一匹马来到团部接我,让我回去。我问有什么事?通信员说,他也不知道。回到营部,我就被带到了一个小地窝子里。全营连以上干部都喜形于色地坐在那里。桌上放着两小堆糖,每人跟前放着一杯水。一见我进去,营长就说,欢迎新娘子!接着就是“噼里啪啦”的掌声。我一下愣在门口,不知该进该退的时候,已被人推到了赵自立身边。教导员马上宣布,经组织批准,机枪连指导员赵自立与团文化教员王灿辉现在结为夫妻,让我们以水代酒,向他们表示祝贺,愿他们永结连理,白头到老!我还没搞清是怎么回事,婚礼已经结束了。

  我站在那里,觉得自己整个生命都在崩溃。然后,我不顾一切地冲出了那个地窝子,向着无边的旷野,向着黑夜深处逃去。我一次又一次跌倒,索性把毡筒脱了,挂在脖子上,脚上只有一双布袜子,我也没觉得冷,没觉得硌脚。我从营部跑回团部,跑了大半个夜晚,一双脚血肉模糊,麻木得没任何感觉了。我再也没有回去过。直到三个月后,扫盲班解散,我才又回到营里,但住集体宿舍,死活不去见他。就这样抗争着,转眼半年过去了。

  有一天,营长找到我,对我说,王灿辉同志,我现在告诉你吧,把你们招到这里来,这是革命的需要,是建设新疆的需要。赵自立同志是兵团的模范指导员,你这样做,损害了他的威信,叫他以后如何带兵?但无论他怎么说,我死活也不答应和赵自立同房。但从此之后,就不停地有领导找我谈话,做我的思想工作。在这种攻势下,我最后终于难以忍受,同意与他一起生活。但我从不和他照相,直到有了孙子,在照全家福时,我们才在一起照了个相。那时候,我们已经生活四十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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