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式宪：中国电视剧在美学主体精神上的崛起(3)
为向新中国60年华诞献礼，一部史诗式大片《建国大业》应运而生，其宏大的叙事架构以1945年“重庆谈判”的破裂揭开序幕，继又通过三年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性胜利，迎来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并以隆重举行开国大典而达于高潮和终局。不妨说，《建国大业》的主创者，捕捉到了一个新鲜的历史与审美的亮点，在毛与蒋这两种不同历史力量展开最后决战之际，以张澜的民盟、李济深的民革为代表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其他无党派人士、知识界名流与社会贤达等，他们作为第三种政治势力，经历了历史的震荡与徘徊，或自我良知的拷问与觉醒，最后终于从蒋家“旧政协”的小营垒，踏上了人民“新政协”的大舞台，由此而对新中国的诞生给出了法理意义上的认同与拥戴，实现了中国人民的大团结。凡此种种笔墨，所涉及的则是中国“统一战线”逐渐实现的历史进程，这诚然是别具一种中国特色、并富于政治和文化之历史气象的成功创造，也颇具一定的观赏性。特别是，对于80、90后的一些年轻观众(他们恰恰是支撑当今电影市场的主体性观众群)，无论是李公朴、闻一多或冯玉祥的被暗杀，又或者张澜的被营救脱险、李济深的为历史公义而毅然北上，再还有傅作义“善莫大焉”的北平和平起义(还包括他“牵马执鞭”的自我戏谑)等等，举凡此类精彩的历史细节，也是过去电影里罕见问津的，因之也就具有了若干历史“解密”的趣味性。
这里还应当提出的是，《建国大业》依托着中影集团作为国家电影旗舰所拥有的强大产业实力，邀集了香港、台湾和内地的一线明星约170多位，从而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最牛气的扎堆星阵”，影片长度约为135分钟，这就意味着，平均每分钟会出一个明星。而且众明星的加盟，都是在以为祖国母亲庆生日的名义下以“零酬金”的方式参加拍片的，拍的差不多都是“短章小品”，采取的都是“因人设戏”的“漫天撒星”(每人所占长度数秒或数十秒、或数分钟不等)，而非按叙事的规律“因戏选角儿”。如由王宝强与葛优所饰东北野战军的官与兵，黑夜里把北平城误认作“太大的地主院子”，将这样的准小品段子插在剧中，显然根本不具有历史逻辑的合理性，观众哈哈一笑也就罢了。该片截止于9月27日，即首映十天，即在全国创下2﹒47亿元(人民币)的突破性票房奇迹，这诚然是可喜可贺的。但是，正如媒体上所指出的，这是一个完全不可复制的“个案”。事实上众多明星加盟，其效应仿佛就是一个“国庆”嘉年华，大家聚在银幕前欢天喜地一乐，如此而已。尤其当一些年轻人把“指认明星”的多寡数字作为竞猜游戏时，那么，他们对明星所饰角色历史身份的认知及其在情节进程中的意义，则势将遭到若干的减弱或消解。笔者注意到一家媒体记者的质疑，说：“众多明星加盟，看点是够了，但会不会把一部严肃题材的故事片变成娱乐片；明星效应究竟会增强还是削弱这样一部主旋律影片的力量？”
综而论之，在中国近当代史上的这四年，诚可谓“天翻地覆”的四年，它自身蕴涵着无比丰厚而神采飞扬的史诗式的历史内容，但是，《建国大业》所给出的历史时空则是平面化的，在历史的天平上它又呈现出一种倾斜之状，即：笔墨多用在“统战”方面，侧重凸显了毛与蒋云谲而波诡的政治角逐，特别在描写毛泽东与宋庆龄、张澜、李济深等高端民主人士的关系上，堪称匠心独运，刻画得惟妙惟肖、十分出色，并显示出历史所独有的厚重感。但是，三年“解放战争”毕竟是“打”出来的，在银幕上举凡涉及辽沈、平津、淮海与渡江等重大战役，俱都是用两三个大全景的战争场面镜头与“字幕”予以介绍便草草带过的，从没见打过任何一场有份量、有声有色、结结实实的浴血奋战，特别是解放战争从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历史性转折关头，根本未给出情节式的艺术呈现，人民得天下而坐江山，得来竟何其平易、顺手乃尔！要知道，在银幕上，任何孤立的几个战争场面的“资料镜头”或“字幕”，都属于现成的历史概念，而非形象化的、活生生的“现在时”的艺术呈现。就连在该片里饰演第一号主角毛泽东的唐国强，他心里也有所“耿耿”，在《三联生活周刊》上《〈建国大业〉诞生记》的专版里，他曾直言不讳、坦诚地对记者说：“《建国大业》侧重写了‘政协’，但我不敢苟同里面的观点。共产党取得天下是靠三个法宝：第一个是武装斗争，第二个是群众路线，第三个才是统一战线。把统一战线放到一个过高的位置，不太妥当。而且群众路线这一块写得不够。”其实武装斗争这一块，写得就更是“蜻蜓点水”啦！
这里，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平面地或非平衡地或倾斜式地来陈述历史，能熔铸为史诗吗？！它可能仅止于朴素的历史故事，无论如何它是断难跨入史诗式宏大叙事的境界的。
断想之五：典型归来，以性格诗意地揭示丰厚的社会与美学底蕴
重温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意思是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经典论述，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是：艺术必以现实为第一性，现实主义的生命力，恰恰体现在它与艺术典型是共生的。而艺术典型按其内容来说，始终是历史的、现实的、富于人性特点和生命气息的。它或许会成为反映时代的一面镜子，或许会成为不同的人性在善恶美丑上十分个性化的艺术刻画。典型之诞生，决定性的前提，并不是从“抽象的普泛观念”出发，而是源自作家艺术家“生活的富裕”。举凡够得上被称为“典型”的人物形象，恰恰是依托着作家艺术家“生活的富裕”，才焕发出惟典型所独有的那种思想光采来的。
无论是《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石光荣、《历史的天空》里的姜大牙、《亮剑》里的李云龙以及《士兵突击》里的许三多，又或者是《戈壁母亲》里的刘月季等艺术形象，都是被历史的诗情所升华的，这一个个活生生、沉甸甸而与时代共脉搏的艺术典型，无不来自历史或现实生活，但在美学境界里，他们则体现出某种典型的意义。如石光荣作为典型的意义，在于他颠覆了过往刻画军人形象的刻板模式，“这一个”石光荣体现了一代为人民的翻身解放而出生入死、戎马一生的老军人的精神风采，而他与妻子楮琴在三十多年间虽磕磕碰碰却甘苦与共、亦庄亦谐、地久天长的爱情又是何等地富于革命人特有的诗意，真个是：“无情未必真豪杰”，他们人性、人情的丰富蕴涵以及鲜活的生命气息，令人不禁心弦为之震颤而深铭难忘。特别是刘月季，她在莽莽大戈壁百万兵团人屯垦戌边的火红岁月里，这个阅遍沧桑、“没有传奇，只有人生”的普通军人的母亲，竟以大地般宽宏、蓝天般纯净的胸襟和人情美，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汇点上被升华出新的伦理、新的道德风范。石光荣、姜大牙、李云龙、许三多以及刘月季等栩栩如生的艺术性格，为我们电视剧的形象画廊增添了一个又一个十分生动而富有力度的新的艺术典型。
《激情燃烧的岁月》、《戈壁母亲》以及《士兵突击》里那个许三多最平凡却又“永不言弃”的性格，深深地打动了每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心。《激情燃烧的岁月》、《戈壁母亲》以及《士兵突击》等电视剧的美学探索，在目前电视剧创作整体文化素质偏于浮躁、浮泛的市场氛围里，特别标举以诗意的现实主义来穿透历史，在一定的意义上可谓实践了一次呼唤典型归来的艺术革命，一次突出并强化电视剧文化品位和美学精神的艺术革命。
展 望
当今，随着中国电视剧产业化阔步前进的态势，在不断拓宽并做大电视剧市场底盘的同时，我们关注百姓、贴近社会、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探求也应当是与时俱进的，熔铸史诗这一时代性的大课题，任重而道远。我们电视剧产业的重组，必将与文化品位的重构以及在电视剧美学主体性上的提升同步，这正是时代发出的庄严号令，也正是时代赋予我们的构建和谐社会以及和谐价值观的神圣使命。
不应当回避的是，自上世纪90年代文化消费主义盛行，迄于21世纪伊始这七八年间，面对全球化的挑战，面对电视剧文化产业的重组，诸如“拒绝深刻”和种种“泛娱乐化”的迹象也日渐显明，甚至出现了某些平庸的与媚俗的低格调的倾向。当文化与资本结盟而进入市场，我们应当坚持在感官与精神之间取得某种平衡。“生存与媚俗”，构成了一个文化的悖论。电视剧作为文化产品的商品属性显然不应当被无限膨胀或无限夸大，更重要的是，它作为文化产品的精神价值则是我们美学探求的核心之所在。
由于时代与生活总是日新月异、变动不居的，这就向创作主体提出了一个内在的、能动性的要求，这就是：既要“沉”于生活、沉得下去，又要善于感应时代的脉搏的震荡和激变，慧眼独具地、敏锐地去发现、捕捉并把握新鲜的时代信息和形象，坚守人文关怀，突出艺术个性，不倦地高扬起一股自主创新的锐气，不断地提升中国电视剧在美学精神上主体性的自觉
归结到最后，为了应对当下全球化的挑战，为了中国电视剧跨界出征并赢得在国际主流市场上的民族话语权，我们需要不断地深入发掘本土民族的文化资源，继续坚持走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开拓进取、自主创新的道路，弘扬我们华夏民族美学的主体性及其尊严。事实上，越是弘扬了我们民族美学主体性及其东方美学品味的电视剧，就越是具有世界性和现代性，并且，势将为推进当代世界电视在文化和审美上多边对话的新局面作出我们无愧于时代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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