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6月,为替各解放区和根据地面对的强大的军事压力解围,中共下令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的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深入“国统区”腹地作战,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华东局为此抽调了近3千名干部组成南下支队,支援大别山解放区的政权建设。1948年4月,华东局辖下的一批干部在陈毅的“干部随营学校”里经过了短期培训后,随军队南下,到苏、浙、皖、赣等地区开辟新的解放区。有人说这两支队伍是“南下”的先导,其实不然。早在几年前,中共就曾派出王震率旅南下,在敌战区开辟根据地,实行战略策应,而随同王震旅南下的,就有辅助军队工作的干部队。
1948年9月,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打响,国民党主要军事力量在短时间内消耗殆尽,国民革命政府已无力进行有效战略防御,不论在政治上、 军事上、经济上或外交途径上,国民革命政府都在快速走向崩溃。辽沈战役打响的同时,中共在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任务与决策,认为“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此次会议要求各地方局迅速组织和训练好三四万名干部,随解放大军南进,以便有序和稳健地接管新解放区。一个月后,这个决定在《中共中央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中被修定,中共认为未来新解放区共需中央局、区党委、地委、县委、区委等五级及大城市的各项干部5万3千名。这些干部按工作性质,分为军事工作、党务机要工作、民众团体工作、经济工作、教育及舆论工作各类。《决议》对各地方局做出了干部准备的名额划分:华北局担任1万7千名干部的组织训练工作;华东局和东北局各负责1万5千名干部的组织训练工作。时间仅仅过了几个月,到了1949年,中共的军事行动推进很快,许多大中城市相继落入中共之手,和前线紧张的战势一样,接管和建政工作成了另一场紧张而繁忙的战斗。中共面对的是一个十足的烂摊子,政治上,中共要面对大批的国民党潜伏特务、党派骨干分子、土匪、反动会道门头目,他们煽动和组织武装暴乱,炸毁铁路桥梁,袭击车站码头,破坏厂房机器,制造停产停业,致使盗贼横行,民不聊生。社会上,旧世界给中共遗留下巨大的阴影,烟毒肆虐、青楼遍布、赌徒聚赌、流氓倾轧、游民滋事、乞丐盈市。经济上,大量耕地荒芜,厂矿倒闭,生产凋敝,城乡萧条,工农业生产严重萎缩,产量锐减,9百万产业工人4百万失业,全国没有一条铁路能全线通车,货币贬值的幅度之大,1937年能买两头壮牛的钱,到了1948年只能买一根缝衣针,长年的战争造成的破坏之大,世界各国罕见。面对如此严重的状况,几万名随军队南下的干部远远不够用,不要说建立新政,就是接管旧政权都远远不够用,干部成了中共夺取全国政权之后最大的压力。中共在此之后不断调整自己的思路,在短期内无法有效地培训大量合格的干部队伍,以及对全国范围内的战争结束之后军队的去留问题做了战略上的梳理后,毛泽东说,人民解放军不光是一个战斗队,还是一个工作队,随着全国的解放,我们必须准备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全部转化为工作队,我们这二百一十万野战军,必须成为一个巨大的干部学校。中央军委由此发出《把军队变为工作队》的指示,要求“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于是,十几万,几十万,以至到最后军队分期分批集体脱军装,就地转为干部,南下干部的数量成倍增长。除了军队和干部,还有相当数量的支前队,他们当中有一些后来也因为种种原因留在了南方。
提到“南下”,大多人想到的是上世纪中期发生在中国的上述南下事件,其实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历史上都出现过因战争的驱使和朝代的巨变引发的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历史事件能像朝代改变一样如此深刻和骤然地改变了人类的历史命运和个体生命的命运。以中国为例,“八王之乱”、“永嘉之乱”、“五代战乱”、“靖康之变”无不如此,而且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现象,那就是几乎每一次迁徙的方向都是由北向南。
“南下”是一个亘久以来就存在着的包涵着国家政治、国民生计、战争冲突、经济和文化传播,以及民族融合的人类行为。永嘉之乱后,北方大量劳动力和先进的垦殖技术的南迁,为南方注入了活力,江南火耕水耨的粗放型生产方式开始向精耕细作的方式上转变。安史之乱后,南方人口超过了北方,中国的人口中心由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靖康之变后,昔日南方的蛮荒之地,大多变成了鱼米之乡,经济上南强于北的局面完全形成。大动荡必然导致大颠覆、大融合和大建设,而历史正是以破坏的终结和建设的开始做循环演变的。
说到“南下”的干部和军队,亦非中共首创。历史上的大迁徙不分贫富贵贱,从皇室贵族到僧尼农民,什么阶层的人都有。在迁徙者当中,有一类人有着特殊的身份,担当着特殊的任务,那就是出于统治者或强势一方的政治和经济需要,有意识派出的官员和军队,他们被派往南方,接管那里的旧有政权,建立新的政权,比如历史上执行“实关中”、“戍新边”和“开发新区”的人们。他们和政治流放中的官员不同,和战乱以及天灾人祸导致的人口大流动不同,和利益诱使或强制性趋赶中背井离乡的移民也不同,是一种有目的的承担着接管政权、开发和建设新区的国家行为人。
那些历史上的“南下”者,他们到了南方以后,几乎全都没有再回到北方的老家去。如果做一次田野调查,调查的内容是族谱,那些世代生活在南方、自以为是南方土著的人们可能会发现,若干代以前,他们的祖先是地地道道的北方人。正如M·哈达斯在他的《罗马史》中所说,“没有人能够说出自己的起源,因为母亲怀他在一处,生他在遥远的另一处,抚育他又在更远的另一处。”而这些不断迁居的北方人,他们在南方或者更南方繁衍生息,安居乐业,促进了南方的开发和经济的发展,加强了民族间的融合和团结,改良了中国人的遗传基因,使中国很早就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一度最富裕和最强大的国家。
公元1948年,在中国大地上,一个曾经宣称、历经努力但却没有做到普世之国的政权崩溃了,附着在它之上的政治、军事、经济解体了,一个宣称普世之国的政权行将建立,承担着后者宣言以及行为的那些南下的人们,他们从5万3千人开始,以及日后的几百万,他们被历史赋予了改变国家面貌、承担国家未来的重任,在他们大多数人并不清楚和理解宏观政治的情况下,开始了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