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孟非：人性中流露出的那点小东西转瞬即逝
《小康》：你觉得《非诚勿扰》为什么火了？
孟非：一个节目的成功，有很多必然因素，也有很多偶然因素。特别的成功，可能就是叠加的偶然因素特别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节目制作确实很精良。
电视是一个视觉的东西。你看我们的灯光、舞美、音效，我都干了半年了，每次我站在台上说：“有请24位女嘉宾”，当音效起来，24个女人向我走来时，每一次我都挺激动。这就是一种气场，你在观众席上体会不到，只有站在我这个位置，才能感受到那种磅礴而来的气势。
《小康》：你在节目现场，对尺度有一个整体的把握，而且会把自己的价值观灌输到节目当中。这是你刻意的，还是天生的会控制？
孟非：有些东西确实是天性使然。主持人在任何一个节目当中，他性格中的某种特质，一定会以某种方式呈现出来。这种呈现的方式有很多种，有人天生很high，在台上就会蹦蹦跳跳，那是一种表达；电台主持，他可以张口就说，嘴动得比脑子快，这也是一种方式。像我，可能在每档节目当中都有自己的东西流露出来，根据不同节目，流露的尺度和方式是不一样的。做新闻的时候，就是一种新闻的方式，在娱乐节目当中，就是另一种呈现的方式。但是，我觉得一个有张力、有个人特质的主持人，一定会在节目当中打下自己的烙印，如果没有，就不是一个优秀的主持人。
什么是合格的主持人、什么是优秀的主持人，这里面有差距。在我看，一个节目定了一个模式、流程后，需要找到一个能够完整、准确体现这个节目风格的主持人，他如果可以忠实地表达出这个节目主创人需要他表达的东西，这就是合格的。如果说一个主持人能够赋予这个节目灵魂式、不可复制和替代的东西，那就是个优秀的主持人。
《小康》：你是怎么把握现场那种很微妙的平衡的？
孟非：没有什么技巧可言，这个工作技术含量很低，门槛也很低，不是靠知识，更谈不上艺术，在我看来，这个工作是靠常识。
我特别反感有人把我描述为“月老主持人”。我没有促成或撮合谁的义务和责任。在节目当中，我觉得我可以被描述为流程的执行者。很简单，有请谁谁谁、下面干什么，这是最简单的流程，实习生都会做。
一个电视节目总有一个社会责任、道义责任，一个主流媒体应对社会承担责任。什么东西可以呈现，什么东西不能呈现，这就是我要掌握的尺度。
比如，有个女孩说一个男孩牙长得不好，龇在外面，她说：“接吻多难受啊”。一句玩笑，无伤大雅。但涉及到一些不适合呈现的东西，主持人如果不控制，场上会越讲越离谱。
《小康》：有离谱倾向时，你会很明确地打断？
孟非：不会的。但我会用一些话提醒，让台上人感觉到我不允许话题往另一个方向去。
《小康》：有个“富二代”上场的时候，能明显感觉到你对现场话题的引领。
孟非：“富二代”是个很古老的话题，但这些东西更适合在新闻中表达，为什么要在一个真人秀节目中使劲讨论贫富差距呢？我们的节目可以以某种方式去呈现，让人们看到女孩对这个问题的态度，这就可以了。我比较赞同节目男嘉宾郑天龙在节目中对于“富二代”的看法：“在外国人眼中，中国人是一个非常勤劳勇敢的民族，我认为这样的民族是不可能穷的，我认为在中国未来的道路上也会不断地出现富二代，富三代，富N代。”
对社会上的一些问题，节目中可以讨论，但讨论到什么尺度，花多大篇幅去讨论，这明显表明了一个媒体的趣味。打个比方，《非诚勿扰》某位女嘉宾的新闻，有的媒体可能只在娱乐版做成豆腐块那么大，有的媒体则是头版大照片，而当日英国首相当选的新闻照片只有女嘉宾的四分之一大。同样的事实，在不同媒体上被放大的尺度，表现了媒体的品位。
《小康》：但有人说，《非诚勿扰》是靠炒作话题起家的，是一个话题性节目。
孟非：别人有权利这么想，但我不认为这个节目是一个话题性节目。节目当中有很多很娱乐、很high的东西，有娱乐的因素，但这不意味着它是娱乐节目。就像这个节目呈现了很多公共话题，但我也不认为它是一个话题节目。
《小康》：你录节目前和这些嘉宾都是不接触的？
孟非：从不。我在台上比观众多知道的，就是嘉宾的那三条片子。所有的片子头一天晚上要看完，我知道片子里面会放什么，我会预期、估计判断一下现场会有什么反应，现场呈现的效果和屏幕呈现的效果大概是什么样。
至于现场，我得捕捉住嘉宾说的每句话，字字关键，因为人性当中不经意流露出的那一点点小东西，都是转瞬即逝的。
《小康》：在现场，嘉宾说的一些话，你当时会不会也觉得很猛？
孟非：会！有些时候有些词让我始料不及，我根本就听不懂是什么意思。80后的人，她们说：“羡慕嫉妒恨！”我说：“什么？”“羡慕嫉妒恨！”“您再说一遍？说慢点。”我听了三遍还是四遍，下来之后问别人她刚才说了什么，他们说是：“羡慕-嫉妒-恨！网络语言。”年轻编导说我out了。
经常会这样，这也挺好的啊。一个40岁左右的男主持人，和一群80后、90后的女嘉宾在对话中出现的那种差异感，恐怕也是节目生动的一方面。
《小康》：《非诚勿扰》火爆后，其他电视台的相亲节目也蜂拥而至了。
孟非：他们有权利这样做，每个人做的事情，都有社会评价存在。
《小康》：你觉得现在的婚恋节目和十年前的婚恋节目有区别吗？如果有的话，是这个社会本身的婚恋观变了吗？
孟非：我觉得我们现在赋予这个节目的社会责任过于重大了。十年、二十年内，我不认为中国人的婚恋观发生了什么革命性的变化。我也不觉得这个节目能够完全呈现出今天中国社会年轻人婚恋观的某种嬗变。
《小康》：你一直强调媒体的责任感，《非诚勿扰》这个节目能够承担的责任是什么？
孟非：在节目里，我们承担着某种社会责任，我们不想呈现不健康的东西，或者说，在这个节目里有某种娱乐因素的时候，我们知道底线在哪儿。
这只是一个节目而已，只是一个男男女女在这认识的节目，特平常特平凡，它既不庸俗低下，也不会实现宏大价值。就是普通男女互相认识，合适一起走，不合适再见。当大家对节目的期许过高，就已经把问题异化了。
不过，一个派出所所长跟我说，《非诚勿扰》火了后犯罪率变低了，大家都忙着围在电视前面看节目。
《小康》：这个节目会有寿命嘛？
孟非：每个节目都一样，跟人一样。当节目特别high的时候，人们会怀疑是托儿；当出现一个特正面的人物时，也说是托儿。作为主创者只能把心态放好。当你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时，所有人都带着不同型号不同尺度的放大镜检视你，这很正常，我们应该面对。文｜《小康》记者 苏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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