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三国演义》的“性之病”
《三国演义》中的“桃园三结义”插图
《三国演义》留给我们的遗产，是一面可疑的旗帜：忠义；两颗有毒的药丸：伪善与权谋。这样的药丸，当然不能再吃，哪怕裹着糖衣。这样的旗帜，似也不宜再举，即便绣着龙纹。
整谁的容，变什么性
三国早被整过容，再整就成杰克逊了。
由杨晓明任总制片人，朱苏进任总编剧，高希希任总导演的电视连续剧《三国》，已经播完。喧嚣已过，尘埃落定，心气平和，似乎可以说上几句。
根据主创人员对媒体的再三表白，本剧的创作理念，是“整容不变性”。可惜这话我一直听不明白。整容？给谁整容？整谁的容？历史，还是小说？如果说给历史整容，那么，罗贯中已然整过。如果说给小说整容，那么，《三国演义》呈现出来的，原本就是整容后的形象。再整，就成杰克逊了。
当然，整容后的杰克逊，仍然可爱。但三国不是杰克逊。因为它在被《三国演义》“整容”的同时，已经变了“性”。要知道，就历史的“本性”而言，魏蜀吴、曹刘孙，原本无所谓孰尊孰卑，甚至无所谓谁是谁非。从正面讲，三家都想结束战争，重归和平；从负面讲，三家也都想排除异己，独霸天下。大哥、二哥、麻子哥，大家脸上差不多。比如刘备杀张裕，诸葛亮杀彭羕，就跟曹操杀孔融，没什么区别。孙权则更是公开宣称，曹孟德能杀孔文举(孔融)，孤怎么就不能杀虞翻 (《三国志·虞翻传》)？可见他们对待“持不同政见者”，或自己不喜欢的人，态度和手段并无两样。只不过曹操的事，后来被大讲特讲，做足了文章；刘备、孙权、诸葛亮杀人，却被有意无意地“遗忘”。
三国鼎立，逐鹿中原，各有其是，各有其非，这就是“历史的本性”。但是到了《三国演义》，却变成了“尊刘贬曹”。那么请问，你们的“整容不变性”，是不变谁的“性”？历史的“本性”，还是《三国演义》的“倾向性”？这可不能不搞清楚。如果整着“男人的容”，想着“女人的性”，那会咋样呢？弄好了刚柔兼济、风情万种，弄不好就是“人妖”。
所以，2006年8月，我和总制片人杨晓明、总编剧朱苏进、总导演陈家林(那时还不是高希希)讨论剧本时，就建议他们慎重考虑，做出选择：要么改编《三国演义》，要么改编《三国志》、《后汉书》。按照后来他们“整容不变性”的说法，前者不变罗贯中的“倾向性”，后者不变三国史的“历史性”。但不管不变哪个“性”，都可以根据艺术创作的需要进行“整容”。不但可以“整容”，就连“扩容”(增加故事情节)，都不是不可以。
现在看来，杨晓明和朱苏进的选择，是历史的“性”，小说的“容”。《三国演义》那些精彩的段子都要，但不要其倾向性。这其实就是“变性”了。变性的结果是什么？因为还没看，不敢妄评。这里，只说我为什么反对改编《三国演义》，而主张根据《三国志》和《后汉书》来进行创作。
这就要先来看看，《三国演义》的“性”错在哪里。
三个代表三个梦
曹刘之间的权力之争，变成了路线之争、道德之争、核心价值之争。“正统”幌子的背后，高高飘扬的是“道德的旗帜”。
众所周知，《三国演义》的倾向性，就是“尊刘贬曹”。如果仅此而已，也没什么不可以。第一，我们又不是曹家后人，何必跟刘家争个对错高低。第二，曹操制造的“冤假错案”不少(比如杀崔琰)。死后被人痛骂，可以算是“报应”。第三，被“冤枉”的历史人物，也不是只有曹操一个。比如陈世美，比如蔡邕，都是。正所谓“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陆游诗)。对于文学艺术作品，没必要较这个真。
关键是《三国演义》为什么会有这个“倾向性”。
一般的说法，是“正统思想的影响”。但如果只是“争正统”，也未必一定要“尊刘贬曹”。陈寿以曹魏为正统，也没贬低刘备嘛！同样，孙权不是“正统”，罗贯中也没骂过“孙贼”。更重要的是，正统不正统，并不关读者什么事。读书人可能在乎，老百姓就无所谓。对于老百姓来说，谁当皇帝不是当，为什么一定要“正统”呢？
然而《三国演义》却是“通俗读物”，走的是“大众路线”。这就得让老百姓看了高兴，看了喜欢。那么，老百姓怎么想？不在乎皇帝姓什么，只在乎皇帝好不好。好皇帝的标准，是仁慈和明智。仁慈的是“仁君”，明智的是“明君”。既仁慈又明智，那就是“圣君”。圣君最好，仁君和明君也不错。因为皇帝仁慈，民众的日子就好过；皇帝明智，官吏的工作就好做。总之，君仁则臣忠，上行则下效。皇帝仁慈明智，官吏就清正廉洁，百姓就安居乐业，结果是天下太平。如果这两个都指望不上，就只能寄希望于侠客(或侠士)，拔刀相助，仗义执言。比方说，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
这就是传统社会中国人的三个梦──圣君梦、清官梦、侠客梦。这三个梦，罗贯中都帮我们“圆”了。圣君，就是刘备；清官，就是诸葛亮；侠客或侠士，就是关羽和张飞。所以，尽管杖打督邮的，在历史上原本是刘备(《三国志·先主传》)。但是写小说，就得转到张飞身上。这就一举两得：刘备“急喝张飞住手”，说明他是“仁慈的人”；张飞痛打贪官污吏，则说明他是“侠义之士”。哈，三个代表三个梦，全了！
更妙的是还有“反面典型”。谁？曹操啊！曹操杀人，所以是“暴君”；曹操篡汉，所以是“奸臣”；曹操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其实未必说过)，当然是“小人”。好嘛，一边是圣君、清官、侠客，一边是暴君、奸臣、小人，你说该怎么着？当然是“尊刘贬曹”。
有了这样一番“道德定性”，《三国演义》的“变性手术”，就做得理直气壮、得心应手、顺理成章，而且皆大欢喜。因为刘备等人可以帮我们“圆梦”，曹操则可以让我们“泄愤”。“尊刘贬曹”能不深得人心吗？《三国演义》能不开花结果吗？
这就是问题的要害所在：曹刘之间的权力之争，变成了路线之争、道德之争、核心价值之争。“正统”幌子的背后，高高飘扬的是“道德的旗帜”。
问题是，这不对吗？这不好吗？
“结义”不该在“桃园”
必须抛弃“桃园结义”，通过“全民公约”来建设“法治国家”。
我不想说历史，或者只说一句：三国时期确实存在路线之争，但这是曹操与袁绍的事。刘备、诸葛亮反倒和曹操一样，主张“寒门庶族之法家路线”。所以，曹操瞧不起袁绍、袁术，却对刘备另眼相看。但这些可以不管，因为小说不是历史，电视剧也不是。
那就讲主题。《三国演义》的主题是什么？忠义。如果说，《三国演义》的倾向是“尊刘贬曹”，那么，它的灵魂便是“弘扬忠义”。因此它的第一回，不是董卓入京，而是桃园结义。也因此，电视剧《三国》把桃园结义处理为十秒钟，还不及曹操“一泡尿长”，就理所当然地引起了网友的不满。不满是应该的，因为剧组已经宣称“整容不变性”。但是现在，你把人家的“命根子”都割了，还说“不变性”？
不过，我倒是赞同他们的处理。想想谁最喜欢这一套？旧军队，黑社会。北洋军阀青洪帮，都是要磕头拜把子的。现在，人民军队党领导，西方军队国家化，都不兴这一套了吧？政府、公司、学校里面，也不能整天“大哥”、“小弟”的吧？事实上，现在我们最需要建立的，是公民意识、法治观念、契约精神、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桃园结义跟这些兼容吗？不兼容吧！相通吗？不相通吧！可以对接吗？不可以吧！
其实，即便在传统社会，桃园结义的影响和作用，也有正反两面。简单地说，哥们抱团做好事，这影响就是正面的；哥们抱团做坏事，这作用就是反面的。何况这玩意也未必就靠得住。张学良和蒋介石，不是拜了把子吗？北洋军阀跟北洋军阀，不也打起来了吗？这种事，历史上多了，并不一定要“看了《投名状》，才知道兄弟不可靠”吧？
我知道这些话，可能很难让人接受。不断有人跟我讲，你不要反对“桃园结义”好不好？很感人的。我承认很感人。小时候看《三国演义》连环画，就被感动了，还拉了两个同学操练了一遍。是啊，谁不想自己的一生当中，能有几个唇齿相依、患难与共的“铁哥们”呢？更何况，草民的生存是那样的艰难，生命是那样的脆弱，环境是那样的险恶，力量是那样的微薄。如不“义结金兰”，谁管我们死活呀！所以民国初年的上海工人，便很少有不在帮的。中共开展工作，还得借助帮会。桃园结义引起共鸣，并不奇怪。
然而问题也正在这里。一个社会，如果它的成员，只能依靠这样的办法来生存，来发展，这还是一个好的社会吗？这样的国家，还是一个现代国家吗？显然，为了国家的进步，人民的幸福，我们必须抛弃“桃园结义”，通过“全民公约”来建设“法治国家”。这样一种“社会契约”的缔结，也是一种“结义”，只不过它不该在“桃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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