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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解密江姐的敌人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8月02日14:51  新浪娱乐

  30集红色电视剧《江姐》正在央视一套热播。其中的江姐形象,早就是家喻户晓的女英雄。但观众也许并不熟悉她的那些敌人,那些历史上曾经犯下累累罪行的败类们。

  1948年的春天,由于特务的渗透和叛徒的出卖,一批地下党人遭到逮捕,其中有个重要人物:重庆市工委委员许建业。

  时任重庆市工委书记的刘国定此时并没得到许建业被捕的消息。4月6日这天,他前往许建业的办公室联络工作。不料,这里早已埋伏下了特务。刘国定被特务扣留盘问,回答时却露出了破绽。特务们虽然并不清楚对方的真实身份,但还是在当天晚上,把他关进了渣滓洞看守所。

  关在看守所里的刘国定,盘算着如何脱身。他认为,在自己身份没有暴露的情况下,不妨吐小留大,让对方以为自己只是地下党里无足轻重的小人物,然后再设法脱身。然而事情却出现了突变:

  4月16日,也就是他进入渣滓洞后的第10天,重庆地下党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在叛徒的出卖下被捕了。这个人叫冉益智。冉益智是四川(今重庆)酉阳人,1910年出生,1938年入党。被捕时任重庆市工委副书记。他是重庆地下党内地位仅次于刘国定的领导。

  对于抓到的地下党人,特务惯用的第一种手段就是重刑。

  特务头子徐远举在他的交代材料《血手染红岩》中写过这样一段话:“我对地下党员的严刑审讯,有三套恶毒的手段:1.重刑;2.讹诈;3.诱降。”果然,在敌人特务们的重刑面前,冉益智的意志瞬间崩溃了。他当即指认了刘国定市工委书记的身份。同样,仅仅面对皮鞭,刘国定的意志防线也立刻坍塌了。两个最高级别领导的叛变,对地下党组织带来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

  在指认了刘国定之后,冉益智先后出卖了重庆沙磁区、北碚区、城区和下川东地下党组织。致使负责挺进报发行工作的刘国鋕、万县县委副书记李青林、以及江竹筠等一大批地下党员被捕……刘国定为讨好敌人保全自己,竟然与冉益智争宠邀功。两人争先恐后地向特务机关出卖自己的组织和同志。

  刘国定和冉益智供出了地下党组织的大量重要情况,致使大批党员干部被捕,其中就包括江竹筠。被刘国定、冉益智出卖被捕的共产党人,大部分殉难于重庆解放前夕的“11.27”集体大屠杀之中。

  刘国定为表示其坚决反革命反人民,竟然编撰了《防止中共入川之对策》和《中共在川活动概况》两本书,作为反动派进一步破坏革命屠杀人民的依据。因为出卖组织有功,刘国定受到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的嘉奖,并加入军统特务组织,被授予军统中校参谋和川西特侦组组长。

  冉益智被军统授予西南特区中校专员,在徐远举所办的“特务训练班”讲授反共课程,把地下党的组织活动、行动规律、交通情况等一一传授给特务。

  为什么特务们的酷刑,能够在这些人的身上得逞呢?徐远举曾经这样讲过:我要利用的是他们不堪酷刑的拷打,是他们贪生的心理。

  对此,脱难后的罗广斌作过这样的分析:“毒刑拷打,单凭个人的勇气和肉体的忍耐,是没有法子忍受的。没有坚强的革命意识,没有牺牲个人、贡献革命的思想准备,便不能通过考验……”

  对此,《挺进报》负责人陈然烈士曾经写过一篇题为《论气节》的文章,他说:“气节,是个人修养的最高一级,也是最后的考验。”“人总不免有个人的生活欲望、生存欲望。情感是倾向欲望的,当财色炫耀在你的面前,刑刀架在你颈上,这时你的情感会变得脆弱无比,这时只有高度的理性,才能承担得起考验的重担。”什么是高度的理性呢?“那就是对世界、对人生的一种正确、坚定而深彻的认识。不让自己的行为违悖自己这种认识,而且能坚持到最后,就是值得崇尚的、一种真正伟大的气节。”

  他的这番话,使我们深刻懂得了,为什么古往今来的仁人志士把气节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因为,只有气节才是一个生命的最高灵魂。

  叛徒们一旦成为叛徒,他们的下场往往同他们的灵魂一样可悲、可笑。重庆解放前夕,蒋介石大批要员逃亡台湾,刘国定惶惶不可终日,逃向了成都。这个最初因为经济问题而走上堕落之路的败类,四处筹款准备逃往香港,却终因款项不足而束手无策。解放后,刘国定自道罪孽深重,不得不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他在交代材料中这样说:“我背叛了党,破坏了党组织,这是贪生怕死的结果……作为过去是一个党员,我愿意接受党的严厉处分,作为形式上的特务,我也愿意接受人民政府的处罚。如果党和政府的处分和惩罚不至于肉体的毁灭,则我请求能速作决定,以使早在实际工作中赎取自己的罪恶。”直到此时,这个把生命看得重于一切的叛徒,仍然希望政府的惩罚不至于毁灭他的肉体。

  重庆解放后,叛徒冉益智企图瞒天过海,竟然跑到脱险同志联络处企图冒充狱中脱险人员报到登记,结果却被人认了出来。冉益智惊惶失措,连忙溜走。又被已经向人民政府自首的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李修凯发现。李修凯上前抓住他,喝道:“你这个大叛徒,跟我到公安部去!”冉益智见状破口大骂对方是大特务。两人揪扯之际,被一个警备战士发现,终于落网。

  1951年2月刘国定、冉益智等叛徒,经重庆市人民法院审讯后,被押赴刑场枪决。

  叛徒的肉体包裹着肮脏的灵魂走进了地狱。另一类败类特务们,又是怎样的下场呢?

  徐贵林是渣滓洞看守所所长,曾经是望龙门特务队的有名打手,生性残忍,号称“四大金刚”之一。他不仅将关押在狱中的新四军战士龙光章等人折磨致死,参与杀害了罗世文、车耀先和江竹筠等烈士,还亲自指挥了1949年11月27日的渣滓洞大屠杀,致使180多人同时殉难。这个血债累累、罪恶昭彰的恶魔公然叫嚣:“我生来就是杀红毛的,我这双手,少说也结果了几百个共产党。就是你解放军打到了重庆市里,我还是要杀!”

  然而当解放军果真打进重庆的时候,他却逃之夭夭,只身潜回重庆南岸的岳父家,伪装成菜贩隐藏起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他最终还是被群众认出,逮捕归案。被一颗正义的子弹送下了地狱。

  杨进兴是个不折不扣的民族败类。他18岁时,就已经是受过日本关东军严格训练的特务,一个地地道道的汉奸。淞沪会战的时候,他专门为日本侵略军收集关于中国军队行动的情报。后来,杨进兴得罪了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多田骏。因为害怕被日本主子割去脑袋,他摇身一变,混进军统,投在了头号特务戴笠的门下。1946年,为戴笠充当便衣警卫、侍从副官的杨进兴来到了渣滓洞,从行动员、看守员,逐渐升为白公馆官的二号人物监狱看守长。

  这个残酷至极的败类,手上始终沾满着革命志士的血迹。是他亲手杀死了罗世文、车耀先,用电刑将朱念群、尚承文等三人杀害。他参与杀害了杨虎城、宋绮云、徐林侠、和小萝卜头,并在11.27大屠杀中,亲手杀害了黄显声、李英毅、王振华、黎洁霜等,甚至连婴儿也不放过,并将关押在市区新世界饭店的32人押往松林坡杀害……

  就在重庆解放的前夕,这个欠下无数血债、罪大恶极的杨进兴却突然销声匿迹了。他究竟逃到了哪里?有人说他可能已经畏罪自杀了,也有人说他可能逃往香港了。难道真是这样吗?他会不会也像徐贵林一样,冒充普通百姓,藏身于茫茫人海之中呢?

  原来这个顽固狡猾的家伙,自知犯下十恶不赦之罪,于是在大屠杀之后悄悄地钻进了华蓥山中,企图打游击,做垂死之争。但解放大军的迅速挺进,让他感到这无异于螳臂当车。于是化名杨大发,也就是后来小说《红岩》中所用的那个名字,潜逃到四川南充的乡村里。他伪造历史,以贫农身份在南充乡村潜伏下来。之后又假装积极,并在互助合作运动中,当上了互助组长。

  就在他自以为得计的时候,一副沉重的镣铐结束他的美梦。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居然被人认了出来。1958年,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审判大会,杨进兴这个双料败类终于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在电视剧《江姐》中有个特务卷叫徐鹏举,他的真实名字叫徐远举,是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兼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这个西南地区最大的特务头子,又是怎样的下场呢?

  眼看重庆即将解放,他先是亡命成都,然后跑到昆明,准备从那里逃往台湾。就在这时,卢汉在昆明率部起义。徐远举不得不束手就擒。历史跟他开了一个无情的玩笑。不知是有意的安排,还是命运的巧合。徐远举落入人民的法网后,竟被辗转送进了已成为西南公安部第二看守所的白公馆。面对着这座再熟悉不过的建筑,他自知时日无几,为此整天疑神疑鬼、提心吊胆,仿佛门外看守战士的脚步就是死神走来的声音。他做梦也没想到,对他这个恶贯满盈的人民罪人,新生的人民政府既不杀也不辱,甚至不打不骂,而是开始了狱中改造,并始终如一地持续了十多年。如此博大的胸襟,不能不让他感动得泪水涟涟。

  1964年10月,正是新中国诞生15年之际,他在深刻的忏悔中终于写了题为《血手染红岩》这份长达数万字的交代材料,深刻反省自己所犯下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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