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解密江姐和她的战友们
电视剧《江姐》的热播，使江姐这个曾经家喻户晓的红岩英烈形象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红岩英烈不是一两个人，而是可以列出一个庞大的方阵。他们牺牲的时候绝大部分年纪尚轻，与现在正值青春年华的男女没有两样。他们都干了些什么，那时的他们对于把握自己的生命、消费自己的生命究竟都有着怎样的观念？
就拿烈士陈然来说吧。陈然是河北人，1939年在湖北入党，后来受到追捕，于1941年来到重庆，从此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他自觉约束自己，身处党之外，心在党之内，意志反而越加坚定。当时《新华日报》被迫从重庆撤走后，重庆地下党组织基本上无法听到外界的真实声音，国民党宣传机器鼓噪的在战场上三个月消灭共军，也使一些人迷惘。
陈然在一本名叫《彷徨》的杂志上发表一篇《论气节》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大声疾呼要保持气节，颂扬了“在宝贵诱惑下不动心志；在狂风暴雨袭击之下能坚定信念，而不惊惶失措，以致临难勿苟免，以身殉真理”的伟大气节。不久，《彷徨》杂志收到了香港地下党组织寄来的《群众》和《新华社电讯稿》油印件，正苦于听不到战场声音，听不到党的声音的陈然等人欣喜若狂，陈然和身边的同志们商量，应当立即把真实的消息传播出去，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新闻封锁，戳穿国民党反动派节节胜利的谎言，他们将《新华电讯稿》和《群众》杂志上的消息摘录下来，用蜡纸刻好后油印若干份，秘密地送了出去。由此，这份名字就叫“无名小报”的小报在1947年的夏天横空出世了，共产党的消息和解放军的情况在黑暗的重庆迅速传播。“无名小报”发送几期后，立即引起地下党重庆市委的重视，地下党组织派市委委员彭咏梧与陈然等人取得联系，当陈然、刘镕铸、蒋一苇、吴子见等人见到地下党组织派来的联络员时，高兴得流下了眼泪。
重庆地下党市委对“无名小报”的来源做了详细了解后，市委做出决定，一，《彷徨》杂志停办，二，“无名小报”取名为《挺进报》，作为市委机关报，由市委委员彭咏梧领导。《挺进报》就设在南岸野猫溪的“中国粮食公司机器厂修配车间”，因为陈然是那个车间的管理员。
1947年7月，在《新华日报》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闭了数个月之后，重庆地下党组织的机关报《挺进报》又秘密地在重庆出现，《挺进报》是重庆地下党工作者顽强战斗、积极作为的产物，它像一盏明灯划破黑雾，使人民群众和地下党员看到了希望。
1947年11月，《挺进报》改由市委委员李维嘉领导，并建立了“挺进报特别支部”，陈然也在此时被批准重新入党。1948年2月，陈然代理《挺进报》特支书记。《挺进报》，这个用毛边纸油地下党机关报，用极为简单的钢板、蜡笔刻写、用油墨、油印机来制作、通过邮局和地下秘密交通来发行，它的内容含量之大，影响覆盖范围之广，是重庆地下党坚持斗争、敢于斗争的伟大创造！从最初印刷的100多份到后来的1000多份，到1948年4月被破坏时，《挺进报》一共发行23期。
陈然被捕的时候正在自己家里的工作室印制着第23期《挺进报》，那是1948年4月22日，陈然无意间抬头往窗外一望，忽然看见阁楼外面的江面上有汽艇巡游，而楼下也有人叫嚷要查户口。陈然立即翻窗撤离，但被守在楼下的特务发现，陈然就这样被捕了。工作室里，特务除了搜到刚印完的第23期《挺进报》和油印工具以外，其它一无所获。
徐远举后来在《血手染红岩》的交代材料中是这样描述陈然的：“陈然被捕时只有二十几岁，态度非常沉稳，娴静得像一个大姑娘一样，然而斗争起来却非常英勇。”
再来说说刘国鋕。与陈然一样，他也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与陈然出身普通人家不同，刘国鋕是四川泸州富贵人家的子弟，他1944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年纪轻轻就担任了中共重庆地下党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
1948年，刘国鋕被他的直接上级冉益智出卖，在重庆附近的荣昌县落入特务魔掌。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听说抓到了刘国鋕，立即会同保密局行动处长叶翔之、渝站站长颜齐，一同会审刘国鋕。
徐远举满以为刘国鋕这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出身的公子少爷，参加共产党不过是青年人爱新鲜，喜欢赶时髦，要制伏他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可是，当刘国鋕用一连串的“不知道”来回答他时，徐远举发现自己估计错了。徐远举看着面前26岁的刘国鋕，说：“你这个万贯家财的少爷，搞什么共产党啊？只怕你的皮肉娇嫩吃不消！你的上级已将你出卖了，你不说我们也知道。这就是看你老实不老实。”刘国鋕冷笑着回答道：“你问我，我什么也不知道。”徐远举恼羞成怒，露出了刽子手的面目，喝令对刘国鋕施以重刑，仍是一无所获。
刘国鋕微笑面对着徐远举派来劝降的人，说：“我死了，有共产党在，我等于没有死；我活着，牺牲了共产党，我还有什么意义？”这话掷地有声，雷霆万钧，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精神。
亲友们知道刘国鋕被捕后，四处营救，希望能将他保释出狱，经过一番努力，他们获得了长官公署秘书长周君亮、民事处长曾扩情的亲笔介绍信，找到徐远举，请求释放刘国鋕。徐远举将计就计，决定用刘国鋕的亲属软化他，说服他叛变，但是没有成功。
1948年秋，刘国鋕的五哥刘国琪(四川建设厅长何北衡的女婿)专程从香港回重庆营救刘国鋕，他通过种种关系见到了徐远举，向其赠送金条、金表、金笔等贵重财物，甚至拿出银行空白支票给徐远举，让其随意填写金额，只要能放了弟弟刘国鋕。徐远举收下礼物，对刘国鋕道：“过去我要你登报脱离共产党，现在不要你登报了。只要你签个字脱离共产党，你就会被马上释放。“刘国鋕毫不犹豫地回答：”要我脱离共产党，办不到。”
1949年11月27日大屠杀时，刘国鋕正在监舍里写诗，狱卒把他连推带拉走向刑场，刘国鋕在路上大声道：“我的诗还没有写完，我要念我的诗！”他在路上高声朗诵了自己的就义诗：“同志们，听吧，像春雷爆炸的，是人民解放军的炮声。人民解放了，人民胜利了！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我们死而无愧！”然后他怒向身后的刽子手：“有种的当着我的面开枪！”士兵们用拳头把刘国鋕打倒，然后把枪抵到他的背上开枪。刘国鋕说：“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我们死而无愧。”这是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在生命最后一刻，向人民、向组织、向祖国发出的最后呐喊！牺牲时年仅28岁！而陈然英勇就义时，比他还年轻，年仅26岁。
万县县委副书记李青林(即电视剧《江姐》中的李歆林)也是一位红岩英烈。1948年6月14日这天，李青林进城找县委书记雷震、以及联络员江竹筠研究工作，她刚走近江竹筠的住处，远远地就看见江竹筠被一群人押走。江竹筠一边走一边大喊大叫，似乎在通知靠近的自己人。李青林明白了她的用意，不动声色地离开了。
当时，李青林的公开身份是万县郊区清泉乡第六国民学校的教员，这是县委特意设置的一个备用隐蔽点。李青林立刻写了一张纸条派人送给学校校长贺启惠：“打扫清洁，有客人来。”地下党组织的经费是十分困难的，要撤退还得把预存的谷子变卖成现金才能有路费，就在李青林回到学校筹措路费的时间内，不幸的事情发生了。那是6月15日中午，从《挺进报》被破获而带来的一连串的抓捕事件中，几个重量级人员的叛变起到了毁灭性的作用，冉益智供出涂孝文，涂孝文供出了江竹筠和李青林。现在，特务雷天元正是根据涂孝文的供认带人包围了小学校。李青林本来已从侧门跑了出去，正要奔入后山进入密林，猛想起还有一份尚未处理的文件，又转头向学校奔去，正碰上守候在那里的特务漆玉麟。
李青林被捕了，叛徒冉益智向敌人献计说：“她是那边的负责人，要想弄清那边的地下组织关系，就要从她身上榨油。”
特务们对李青林进行严刑逼供，可李青林连共产党员的身分都不承 认。她轻描淡写地说：“我在学校教书，上课很忙，很少和外人来往，不认得那个姓江的。”特务们不甘心，居然对一个身体瘦弱的女人动用了老虎凳这样的酷刑。
大刑之下，李青林仍然坚不吐实。特务们想不到，一个女人竟会这样坚强，便狠心地往老虎凳上加砖头。加一块砖头，受刑人的痛苦便会骤然加剧许多。李青林在熬刑时几度昏死过去，在加到第四块砖头的时候，她的腿骨被敌人活生生地折断了。
在渣滓洞刑讯室，法官张界审问李青林好几次都毫无效果，徐远举决定，由叛徒涂孝文与李青林对质。有李青林的上级涂孝文出场，张界感到十分得意，他对今天的结果胸有成竹，他慢慢开始提问：“李青林，这个人你认识吧？他可是你的上级，他的情况他交待了，你的情况他也交待了。我真不知道你还抵赖什么？怎么样，不需要你的上级来当面谈你的底细吧？”李青林瞪着涂孝文，理直气壮地说：“这个人我认识，在小学一起教过书，他想追求我，被我拒绝了，有一次，他强迫要跟我接吻，被我打了一耳光，因此他怀恨在心，总想找机会报复我。涂孝文，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审讯者们愣住了，李青林讲得有理有节，有根有据，涂孝文满脸胀得通红，看样子只恨无地缝可钻。事后，涂孝文对一个叛徒谈及此事时说：“我看到李青林受了刑伤，都那个样子了，还那么勇敢，我一个男人，根本鼓不起勇气去面对她。”也许是真的受到了李青林和其他一些勇敢者的感染，涂孝文后来不再向徐远举吐露地下党的秘密，他紧闭嘴巴，最终在特务们施行大屠杀时被一起枪杀于歌乐山。
王朴，在电视剧中《江姐》叫王俊，原重庆江北县复兴镇人，家境富裕。王朴6岁时随父母东渡日本，于1927年回国。1938年，被校址就在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新闻系录取。1945年，党组织派遣在重庆市内搞职业青年工作的黄颂文与他联系，商量有关办学计划。经过几个月的艰辛奔走，一所完全新型的按照“高等学校”的办法培养学生的学校----莲华小学，在江北县诞生。这所学校不仅是农村工作的据点，同时也成为重庆地下党组织的一个活动据点。1946年下半年，王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成为莲华中学特支委员。1947年秋，北区工作委员会成立，王朴负责宣传和统战工作。
随着党的地下活动的开展，地下党面临一个极大的问题，这就是经费问题，北区工委的一个重要工作 ，就是为川东地下党筹集活动经费。王朴家很有钱，王朴的母亲姓金，金老太太从日本回来后，开始买田办实业。若要替地下党组织筹集活动经费，王朴首先想到的就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王朴的父亲抗战中期就去世了，全部家产由母亲亲自掌管
。金老太太是一个受过旧式教育的妇女，王朴为了动员母亲拿钱支援革命，用了一套渐进的方式，他先动员母亲读《新华日报》，再读有趣的现代小说。这个计划居然成功了，有一次与党内同志吴子见会面，他兴奋地告诉吴子见，母亲不但开始读《新华日报》，还对苏联革命作家高尔基的小说《母亲》发生了兴趣。金老太太家总共有1680石谷子的田产，金老太太先后卖了1480石，价值折合黄金一千多两，都支援了川东地下党作为活动经费。
为稳妥起见，也为对得起这么开明的金老太太，川东地下党派工委书记齐亮及分管组织的工委委员黄友凡与金老太太会谈，达成三条协议：其中第一条就是：把江北县和巴县的田产变卖后，所得款项借给党支配使用，待重庆解放后归还。
王朴的被捕，最初起因也是刘国定的叛变。王朴起初坚不吐实，没承认自己的真实身分。自以为钢鞭在握的徐远举把刘国定叫进审讯室。王朴知道不用隐蔽了，他冲上去照着刘国定就是一个大嘴巴
王朴牺牲时同样非常英勇，他和陈然等十多名同志一道被押上美式大卡车，市民们看到车上衣衫破烂的死囚一个个都目光炯炯，昂首挺胸，高呼口号：“乡亲们，新中国已经在北京成立了，重庆也要马上解放了！”“打倒蒋介石，新中国万岁！”
重庆解放后不久，由肖泽宽同志报经西南局邓小平批准，要归还当时借用的金老太太的一千两黄金。按照当时的协议，将金永华老人变卖的田产折合成一千多两黄金，再折合成人民币，开具人民银行的支票，当黄友凡将支票交给金永华老太太时，老太太坚决拒收这笔巨款。老太太说“我把儿子交给党是应该的，现在要享受特殊是不应该的；我变卖财产，奉献给革命是应该的，接受组织归还财产是不应该的；作为家属和子女，继承烈士遗志是应该的，把王朴烈士的光环罩在头上作为资本向组织伸手是不应该的。”“应当说，王朴不仅是我的儿子，而且也是我解放道路上的第一个最重要的老师。”
早在解放初，金永华老人就向市妇联党提出过入党申请，当时组织觉得她留在党外做妇女工作作用更大。几十年来，金永华继承儿子的事业，坚持不懈为党工作，1984年，84岁高龄的金永华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1992年12月，金永华在重庆逝世。”
后人评价，这真是：富家子弟，革命母子，毁家抒难，资助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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