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揭密江姐在魔窟
电视剧《江姐》的热播，使江姐这个曾经家喻户晓的红岩英烈形象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也使“白公馆”“渣滓洞”这些魔窟再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从重庆市区西北郊出去，经过磁器口，很快就到了有名的歌乐山。歌乐山之所以著名，是因为那里有个渣滓洞，有座白公馆，而这两个地方，都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关押政治犯的重要监狱，著名的红岩英烈集体就是被关押在这里，在重庆临解放前，他们大多也牺牲在这里。
看过小说红岩的读者，印象里肯定还会有一个叫作“中美合作所”的名称，顾名思义，那就是美国人和中国人合作开办的一个机构。这机构也在歌乐山里，它与渣滓洞、白公馆交相混杂，似乎军统特务的监狱就是由美国人指导建立起来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合作所，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和美国军事情报机构合作建立的战时跨国情报机构，其目的是中美之间加强军事情报的合作，共同打击日本。中美合作所的历史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结束，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从未参与过国共争端。事实上，中美合作所只与白公馆、渣滓洞在空间上有部分重叠，时间上也仅有很短时间的重叠，而且就时间和空间上的重叠来讲，目前也没有证据说明关押、刑讯政治犯与中美合作所有关系。
那么，军统局是什么时候把歌乐山下的白公馆、渣滓洞选为看押政治犯的监狱的呢？
1938年冬，军统局由汉口撤退到重庆，1939年5月3至4日，日本飞机对重庆市区进行连续轰炸，军统局的办公地点观音岩罗家湾也受到严重威胁，戴笠派局总务科长郭斌到重庆郊区寻找交通方便能避免轰炸的地方，郭斌遂选中了重庆西北郊歌乐山下磁器口、五灵观、杨家山一带的乡下，军统局以军事委员会战地工作服务团的名义，将这里占用，迁移一部分单位到此办公，并在其中设立了秘密集中营。军统的这个“乡下办事处”以五灵观一带向西扩展，先后修建了房舍800多间、征用民房十余处，占据土地约4平方公里，并在此范围内实行军事化管理，无关人员禁止入内，形成弥漫着阴森、恐怖气氛的神秘特区，由于军统“乡下办事机构”、中美合作所、军统秘密监狱这三大块机构在特区内交错相邻，没有明显的地理分界，这也是后来世人误将中美合作所与特区的军统秘密监狱等设施相混淆，甚至直接将特区称为中美合作所的原因之一。在特区边界和内部的一些敏感区域，警备森严，岗哨林立，进出凭特别通行证，区域内的人员一律佩戴特制的蓝底红字铜质圆形证章，特区流通使用特制的专供代金券。
主持这一切的军统头子就是戴笠。一个外国记者这么回忆戴笠：“一个隐面人，总是藏在房间的暗处，而其他人则处于一览无余之下。”另几个在太平洋战争期间见过戴笠的西方人对他也有强烈印象。“从一方面看，二战中没有一个人形象要比他更黑；而从另一方面去看，又没人比他更白。”戴笠自己则为能够“秉承领袖意志，体念领袖苦心”而感到骄傲。他给军统局特工制定的工作原则是：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他要特工内部“绝对服从”“绝对效忠”“只做无名英雄”。戴笠制定的特工纪律是：“生进死出，活着进来，死了出去”。在戴笠的领导下，军统局的严酷和神秘可想而知。歌乐山各机构的特务机关也是相当机密的，对外严格保密，有4个学生，走错路误入中美合作所范围，结果被军统扣押多年，解放前夕被屠杀于集中营。
冯鸿珊是这几个被捕学生中现在唯一被确定了籍贯的殉难者，在牢里，他还在思考对人才问题的看法，他对全国道路建设的人员作出了这样的估计：“铁路共需工程与管理人员135，000人，工人663，400人。公路方面需要培养的人是土木工程人员，十年内需15，750人，完成全部计划共需536，000人，机务、工程人员分别为2305，000人和32，000人。”这就是那个身陷囹圄，却压不住对国家和民族的一分责任之心的中学生。
白公馆和渣滓洞看守所。在歌乐山的松林坡下方，有一栋二层楼的西式建筑，这就是白公馆，修建时间大概在1930年左右，从渣滓洞到白公馆，坐汽车几分钟就能到达。白公馆原为四川军阀白驹的郊外别墅。白驹自诩为白居易的后代，因白居易称“香山居士”，故别墅命名为“香山别墅”，但白驹本人没来住过，仅住过家属。1939年军统局用30两黄金将此别墅买下，改建为看守所。在这里关押人员有三类：1，军统内部违纪分子和一些案情重大的政治犯。2，一些特嫌人员，三，共党分子。白公馆原一楼一底的十余间住房改为牢房，地下储藏室改为地牢。分为男犯区与女犯区。1943年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总部也设在这里，白公馆遂改为中美合作所第三招待所，专供美方人员居住。那么，原先关押在此的人犯移往何处呢？
军统的总务处长沈醉亲自开着一辆吉普车到处察看，终于选中了距白公馆几分钟车程的渣滓洞。渣滓洞，是资本家陈式昌开办的一座小煤窑，因开采出来的煤阡石多，煤炭少，故被当地人称之为“渣滓洞”。这里地势很好，如果在入口处设一岗亭，几个士兵一站，那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做监狱非常合适。戴笠听了沈醉的汇报，亲自来此查看，当即点头同意。但沈醉带着几个特务去跟矿主交涉时，守矿的50岁开外的胖老头死活不让，说“你们如果硬要占这地方，我就死在这里。”协商不成，特务出动武力去封煤矿，胖老头叫天不灵，叫地不应，只好以死抗争，当着特务的面上吊自尽，特务们睁眼看着，没一个去解救，矿主死了，渣滓洞归了军统。
渣滓洞分内外两院，外院为特务办公室、刑讯室等，内院一楼一底16间房间为男牢，另有两间平房为女牢。曾经住矿工的简易二层房屋现在成了人犯的监狱，国共斗争史上一个著名的魔窟从此出现。到1946年中美合作所撤销，美方人员从白公馆离开，这些人犯又被迁回白公馆，渣滓洞关闭了大半年。但到了1947年春，由于贵州息烽集中营撤销，一批政治犯押来重庆，白公馆关押不下，渣滓洞于同年12月重新启用。其中设置了刑讯室，老虎凳，李青林就在这里受过酷刑；著名的竹签子，它曾扎进江姐的十指；烙铁，水桶，皮鞭，四十八般刑具般般要命……
2007年重庆遭到暴雨洪灾，渣滓洞监狱部分山体滑坡造成一定的破坏，在冲开的囚室地表下，人们意外地发现了先烈们隐藏的铁钎、铁锤等工具；原来，当年先烈们是要用它们来奋起反抗，冲出这个黑暗的人间地狱。
临近解放的前两年，大部分政治犯都被关在了这里，其中有“六一”大逮捕案、“小民革”案、“挺进报”案、上、下川东三次武装起义失败后被捕的革命者，如江竹筠、李青林、许建业、何雪松等。关人最多时达三百余人。狱中生活糟糕透顶，二十几个人挤在一间牢房的地板上睡觉，像罐头中的凤尾鱼一样，左右两排人一齐侧身卧下，脚对脚交叉起来，才放得下身体，虱子更是肆虐逞凶，难友们编了一首顺口溜，道出了狱中苦难的生活：“吃的是三多饭(砂多稗子多老鼠屎多)，睡的是一脚半，住的是笼笼屋，穿的是叉叉服(衣服上有墨画的黑叉)”。
蔡林醒烈士是被关押于渣滓洞的，最后在大屠杀中殉难，他的《黑牢诗篇》对狱中恶劣环境的描绘真是入木三分：
“手掌般大的一块地坝
箩筛般大的一块天
二百多个不屈服的人
锢禁在这高墙的小圈里面
一把将军锁
把世界分为两边
空气呵
曝光呵
水呵……
成为有限度的给予。
人，被当作牲畜，
长年关在阴湿的小屋里，
长着脚呀，眼前却没有路。
渣滓洞里人满为患，白公馆内也没闲着。渣滓洞里容纳不下的三十来个政治犯，都寄押在白公馆。后来，人们所熟悉的抗日爱国将领黄显声、同济大学校长周均时、共产党员宋绮云夫妇及其幼子“小萝卜头”、以及烈士许晓轩、陈然等都曾被囚于这里，也先后在这里遇害。
旁白：小萝卜头叫宋振中。他遇害时年仅9岁，但是，他在敌人的监狱里则被关押了8年。他那有限的生命都是在监狱里长大的，他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敌人不让他读书，而地下党员和爱国志士就成了他的老师，让他懂得了谁是坏人，谁是好人。解放后，小萝卜头宋振中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他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小的烈士。他是怎样死的呢？1949年8月，蒋介石飞往重庆，布置屠杀共产党重要分子的任务。毛人凤向蒋介石请示如何处置杨虎城及其随从，其中问到两个孩子(即9岁的小萝卜头和杨将军6岁的女儿)时，蒋介石阴沉地反问：“斩草除根的道理你不懂吗？”
1949年9月6日夜晚，爱国将领杨虎城和他的儿子杨拯中、小女儿杨拯贵，以及小萝卜头和他的爸爸妈妈，被国民党特务从贵州骗到重庆。在白公馆里，杨虎城和他的儿子杨拯中首先被用匕首捅死。小萝卜头和和妈妈徐林侠、爸爸宋绮云及杨将军的小女儿杨拯贵被特务带到了戴公祠。两个大人已是极度疲劳，一进屋就坐下来休息。两个孩子还没有睡意，在一旁玩耍。突然间，两个特务拿着匕首走进来。面对敌人的屠刀，爸爸妈妈毫无畏惧，妈妈义正词严地说：“我们既然落到你们手里，就没想活着出去。但是，不许你们伤害这两个孩子！”
特务不等妈妈把话说完，当胸就是几刀。两个孩子吓得大哭，紧紧地搂在一起。没有半点人性的刽子手，一边用刀不断地刺杀两个大人，一边厉声向两个孩子叫道：“不许哭！”两个刽子手杀害了宋绮云，却故意让徐林侠留了一口气，让她亲眼看到两个孩子怎样被杀害。小萝卜头拉着小拯贵，扑到爸爸妈妈身边想寻求保护。灭绝人性的特务从爸爸、妈妈身上拔出血淋淋的尖刀，先向小姑娘刺了一刀。小萝卜头高声喊着：“放开我，我要出去！”一个特务猛扑上去，双手掐住小萝卜头的脖子，小萝卜头双脚乱踢，继续用嘶哑地喊着：“我要出去！我要……”但他的声音停止了，特务的匕首刺进了他的心房。小萝卜头两只眼睛瞪得很大，一动不动地盯着天花板，好象至死都在无言地呼喊：“为什么，你们就不能放过我们这些小孩？”
小萝卜头和爸爸、妈妈一起被敌人杀害后，被就地埋在戴公祠旁边那座小屋里，为了掩盖罪证，特务在埋尸的地面浇灌了水泥。重庆解放后，他们的遗体才被发掘出来，移往西安郊区的杨虎城墓一起安葬。
在白公馆作为监狱的历史里，除了杨虎城等人外，还有罗世文、车耀先、黄显声、许晓轩等都在这里遇害。重庆是在1949年11月30日解放的，11月27日下午，面临崩溃末日的蒋介石集团，穷凶极恶地将囚禁在白公馆、渣滓洞的的还活着的三百余名革命志士集体屠杀。经核实和统计，目前有案可查的死难者总数是321人，其中经审查已定烈士者共计285人(2002年统计)。加上5个随父母牺牲的小孩，共是290人。叛徒及未定性者共计31人。在总计321人中，死于1949年“11.27”大屠杀者共计207人，其中烈士185人。在285位死难烈士中，现已查明，共产党员共计161人，约占总数的57%，民盟盟员共计25人，其它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成员各有数人不等。
仅15人在一名被策反的监狱看守的配合下越狱脱险，其中一名就是小说《红岩》的作者----罗广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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