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军：煽情是件严肃的事 《艺术人生》不娱乐(4)
上蹿下跳想演戏
人物周刊：听说你和赵本山、白岩松是好兄弟，什么方面让你们彼此产生了认同感？
朱军：真诚。他会真为你想，当你有点什么毛病的时候，他会直言不讳地告诉你，不给你留任何面子。有一段时间我特别想去拍戏，本山听说了以后跟我说，“我可听说了，你上蹿下跳的想拍戏。拍啥戏呀？”我说那是好事。“好啥事呀？演好了，没人说你好。要有一点不好能骂死你，你这不是找人骂吗？好好干你的主持人多好啊，有几个能像你这样的？好好地，珍惜现在，把你自己的专业弄好。”他真的就是这样，特别不客气，一点面子都不留地就给我否了。我就听他的话把这事撂下了。
这样的话，只有兄弟才会跟你说。跟白岩松也是，按理说我们不在一个部门，主持的节目类型完全不同，甚至于从性格上看着好像也不一样，但其实我们性格上有好多共同的地方。我记得当年我们一块参加《心连心艺术团》去内蒙，回来的时候在火车上，刚好我们俩一个包箱，我们就喝着小酒聊天，聊了整整一夜，聊自己的人生，对事物的看法，聊对电视发展的看法……快到北京的时候，我突然发现白岩松对我的称呼变了，原来一直叫朱军，从那时候开始叫朱哥了。 “你叫我什么？”他说，“我告诉你，我很少叫别人哥。”
人物周刊：你想演电影，想做多方面的尝试，想让大家看到更多面的朱军，归根结底，是面对一些对你能力的质疑心有不服？
朱军：当然有这种心理。它需要等待机会，比如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有人说某某某比朱军强得多，但是当朱军真的跟某某某站在一个舞台上的时候，只要不是瞎子，自己去看。
人物周刊：你着急吗？等待这样的机会到来。
朱军：不着急，我都这样了，我还急什么呀？
人物周刊：你都哪样了？
朱军：你就是西北来北京学习的一个小伙子，一不留神成了全国人民都知道的朱军了，你还急什么？还有什么急的呀？人不能努，我深信这一点。我经常告诉自己，包括告诉我媳妇，不要努。她现在离开部队，做了一个公司，做得还不错，但有时候会急，想扩张自己的业务。我经常跟她说你不要努，要顺势而为。无论做事还是做人，努的时候啊，会变形。本来指甲盖这么大一个窟窿，你非要塞进去一个大皮球，它只有变形才能过去，变形了能过去还是好的，过不去皮球就炸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做事只要努，变形的时候，非出事不可。所以我也不着急，至于说别人不理解，干嘛非要让别人理解呢？
人物周刊：做了这么多年主持人，快乐吗？
朱军：挺快乐的。
人物周刊：哪怕饱受争议和质疑？
朱军：我觉得依然挺快乐的。我是一个挺容易知足的人。
人物周刊：一定有过膨胀的时候吧？
朱军：有过。大概2004年左右，就是觉得我成了，心里有点小得意。那会出去老愿意戴个墨镜，需不需要都戴着，觉得名人都应该是这样的。有时候跟家人说话有点洋洋自得的。当意识到这点的时候，我就开着车去了我刚来北京住过的地方，在菜户营桥的西南角上，首都医科大学的北边有一座6层的白色小楼，当时叫滑水培训中心。我住在2楼最靠角上的一个8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在那住了好几年。我就把车停到马路边上，看着那扇窗户跟自己说，“你还干嘛呀？住菜户营的时候，要去中央电视，得倒好几次车，今天你能坐在自己的汽车里看着这个地方，还怎么着？你牛逼什么呀？”所以我内心挺平衡的，我是属于吃得香、睡得着的那种人。
一句话，说了十年，五百多回
人物周刊：主持人做了这么久，没有遇到瓶颈吗？
朱军：电视这个行业是一个释放极快的行业，你积累了很多年的东西，啪，很短一段时间就给你释放掉了。而且人的个性养成是几十年的，习惯改不了，处理问题的方式改不了。你真的要超越自我要去突破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门槛立在你面前，跨跃起来特别难。这就是后来我为什么拜在范曾门下，要跟他去学画，听他讲历史、讲诗词歌赋的原因。
人物周刊：你们嘉宾的定位是艺术家，这个资源是有限的，不少嘉宾多次重复出现在你们节目中。
朱军：这是我做这个节目后想得最多的一个问题，也是这些天来我跟同事探讨最多的一个问题，国内的艺术家，差不多都已经做过一遍了。但是呢，我觉得其实他们也在变，我们会关注他们的变化，比如说最近这一期播出的韩红，她就跟8年前来的时候状态完全不一样。
人物周刊：主持《艺术人生》十年来，哪个时期最艰难？
朱军：这十年根本就没轻松过。最难的时候就是被人骂得最多的时候呗，被人骂得最多的时候就是你们杂志那篇文章出来(《病人崔永元》)之后。那阵子是质疑声最高的时候。那之前只有一些批评，比如春晚把猴年说成羊年了，那是确实错了。那次很难受。春晚结束后，我半路上给导演发了一个信息，我说导演对不起。导演给我回一条信息说，没事，全国人民都知道你是口误，回去好好过年吧。我有时候有点阿Q精神，错了就错了，我会坦然面对，虽然这个坦然的过程也会经历一番痛苦、挣扎。中国人都说羊年是不吉利的，但我特别不愿意冤枉那只羊，因为我在羊年获了好多奖，虽然它在最后几秒钟别了我一个大跟头，我说这其实可能是老天用这么一种方式提醒我，正所谓你得意的时候，应该淡然。那一年其实也没有特别狂，但我说得有点二虎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在那个时候。
家里人平常都给我挑毛病，那一年没有一个人主动跟我说这个事。兰州的哥哥、姐姐给我打电话也没说。后来我自己憋不住了，给我大哥打电话，他安慰我说，“没事，我身边朋友还说呢，因为你说错了，我们才相信春晚是直播。”
有过失误之后，我做事的时候会更小心，我会把相关的问题想得稍微细一点。
到了这个年龄，说自己简单，其实像在骂自己一样。但是我真的是个挺简单的人，我是个把什么事都不愿意想得那么坏的人，这样我自己会舒服，不会纠结在是是非非当中出不来。我会让自己找到一个迅速解脱的出口，然后就该干嘛干嘛了。
人物周刊：国内有没有你比较欣赏的主持人？
朱军：王刚，崔永元，白岩松。我觉得他们睿智。
人物周刊：什么样的节目主持人是你不能忍受的呢？
朱军：装扮自己的人。把所有的金都往自己脸上贴，在屏幕前是个正人君子、意见领袖，在屏幕后极其阴险，不光是主持人，这样的人我就接受不了。总而言之一句话，两面三刀的吧。
人物周刊：你最怕听到什么评价？
朱军：说朱军这人挺虚伪的。
人物周刊：你认为谈话类主持人的最高境界是什么样的？
朱军：带有真情实感，能够比较客观地去判断、分析被访嘉宾的人生感悟和过往经历的人。真正好的谈话类节目，应该不受任何干扰，能够表达一些深层情感，以及深层认知。哪怕节目结束时，底下打一行字，此观点为主持人个人观点。
人物周刊：你达到这样的状态了吗？
朱军：我不行，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所受的教育，说好听点，我们是识大局。说白了，就是我们的人生观里头有很多东西用两个字可以概括，叫“服从”。我不会因为我自己的个性，或者说我不会因为我自己对某一个事物的观点而违背常态。
人物周刊：央视的主持人，都具备这样的素质吗——服从？
朱军：基本吧。
人物周刊：《艺术人生》对于你意味着什么？
朱军：《艺术人生》对于我来讲，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没有《艺术人生》，朱军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声望；话又说回来，没有《艺术人生》，我可能也就不会受到这些争议。
人物周刊：一个节目做了这么多年，而且面对的都是同一领域的人，没有厌倦的时候吗？
朱军：前段时间在录节目的时候，开场白时我说：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艺术人生》的录制现场。稍微顿了一下，下意识地说，时间过得真快，一晃，这话我都说了十年了。同样一句话每周你都会说一次，说了十年，五百多回了。其实，你能够认同某种习惯，它会成为一种仪式。就像我们听惯了新年音乐会，如果最后没有《拉德斯基进行曲》你会觉得这事没完。看惯了春晚，最后没有《难忘今宵》你会觉得这晚会没完。要形成仪式，你就一定要内心真正热爱他才可以，你先要朝圣自己的职业。
不是厌倦，但有时候会烦。比如说一些工作堆积在一起的时候，身体状态不太好的时候，你会烦，“怎么又要录节目了？”那么厚一摞资料你得看完，翻翻就会烦，说不看了。可你敢不看吗？不看你怎么往台上坐呀？回过头来还得看，这是你的职业。比如说春晚，是真累，但是从来没有抱怨。我经常跟自己说，“别得便宜卖乖了，你抱怨什么？同样都是工作，你干工作的同时，又赚钱又得名，你要不想干，后面排着一群人想受这份累呢。你明天递辞职报告，后天就有人接你，不信你试试看。”
人物周刊：如果朱军做客《艺术人生》，由朱军采访，提3个问题，你会怎么问，又会怎么答？
朱军：一、在你内心深处你最爱的人是谁？
我最爱的人除了我父母就是我儿子，父母给了我生命，儿子延续着我的生命。
二、你怕死吗？
我不怕，我平时经常会想起这个问题，其实我们每个人，比如生活在北京的人，都是在以不同的速度向八宝山集结，只是这一路上能留下什么样的足迹，而且，以什么姿态向那集结，这个最重要。
三、所有的观众真的都烦你的时候，你离不离开？
其实我想过太多遍了，我一直想用自己的坚持，能够在我的岗位上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如果真的有一天，谁见了我都烦，那就真没有待着的必要了。但我相信不会有这么一天，因为我一直在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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