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满堂：电视剧创作中的三个“度”
我想把我的创作体会和大家交流一下，把这些年的苦恼和一些心得和大家做一个交流。我还是想结合我自己的作品谈一下创作上的一些体会。我发言的题目叫电视剧创作中的三个度。这三个“度”，一个是角度；第二个是尺度；第三个是温度。
我始终认为一个电视剧的编剧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呢？在结构一部剧的时候，最困难的就是角度的问题。角度出思想，角度出人物，角度出新意。你面对着一个题材的时候，这个切口、角度切不好的话，肯定是失败的；如果切好的话，就成功了一大半。但是我发现我们的编剧在这个角度问题上做的不是太巧。比如说抗战题材，我们看到的抗战题材基本上你看一部不用看第十部，我们的涉案题材，看一部不用再看其他的了。尤其是碟战剧，已经把我们的观众拖入了低质欣赏，大家都跟着一起犯傻。我就想，我们电视剧角度选择不好，必然带来了一些跟风。我们想一想，我们的抗战题材和好莱坞的二战题材有什么区别？那么我举几个例子，第一，《美丽人生》它是反映二战的，反法西斯，《美丽人生》这部电影，它的切角非常巧，它写了一个父亲和一个儿子面对着法西斯的血腥的统治和镇压，他写到父亲在临近的德军集中营毒气室的时候，还和自己的儿子扮着鬼脸。我想他给他的儿子留下了巨大的财富，就是说人生不要去畏缩，死都不怕，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可怕的？他提炼出这么一个主题。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这个孩子，父亲给他留下这一笔财富，他这一生是谁也战胜不了他了，人家这个切角切的多么巧妙啊！多么深刻啊。而我们电视剧抗战题材和解放战争题材，除了打还是打，瞎打一气，为什么打？不知道。我要做这个戏的话，我要写一场战斗的话，我肯定要写出学问来，我轻易不会写一场战斗，我一定通过战斗写出新的人物关系，或者戏剧的危机和转机的节点上，我才写这个战斗。但是我看我们的抗战题材和战争题材，我们打的已经很疲劳了，没打出东西来。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看的《钢琴师》这部大作，切角也很好，它的角度也非常好，一个钢琴师和一个得到纳粹军官的故事。包括《善良的谎言》，一个撒谎者的故事，在集中营里，他每天说他听到消息了，德军失败了，他听收音里说的。其实没有收音机，这个角度特别棒。还有《集中营的孩子》，一个德国纳粹军官的孩子，还有一个被囚禁的犹太人的小男孩，他俩之间的故事。当时我和我爱人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就是写两个孩子，在铁蹄的践踏下，他们之间的友谊。而我们的电视剧的创作，恰恰就忽略了这些非常刁小的角度，我们迎面就写抗日，迎面就写解放战争。当然有的需要，但是我们更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动脑子，没有选择好一个角度。
我在前天我担任上海电影节白玉兰奖电视电影评委会主席的时候，我和好莱坞的肖恩，道格拉斯，还有西班牙，还有法国、日本，香港、台湾，我们这几个评委，看了一部电视电影，叫《帕马诺河的倾诉》，西班牙的，我们看完以后，所有的评委全体泪流满面，集体鼓掌，说最佳电视电影就是它了。它写什么？它写一个青年人成长的故事，它也是写反抗，正如我们经常要碰到这类题材，就是抗日战争，或者解放战争，我们经常写一个年轻人如何寻找到了真理，加入了共产党，为国捐躯，或者追求真理。我们经常遇到这种写法，但是这部电视电影，它对一个青年人寻求真理这个角度选的已经登峰造极。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讲了，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下，叫《帕马诺河的倾诉》。
所以说我们的角度选择不好，我想基本上这个剧本失败了。我讲一下我的创作体会，比如说最近，一个省要搞一部电视剧，叫《矸子山》，就是写棚户区，这个《矸子山》大家可能不知道，它在抚顺煤矿，这个煤矿挖了多少年了，资源枯竭之后，整个城市沦陷了。有36万人居住在棚户区里面。大家可能难以想象是什么呢？就是说连解放前都不如，连日本统治时期都不如，非常之惨，八百人共用一个旱厕，每天早上上厕所的大军浩浩荡荡。吴官正同志都去参观过，当时他流泪了，说我们对不起老百姓。好了，省里要搞这部电视剧题材，因为经过几年的改造，老百姓都进入高楼大厦了。我说这部电视剧怎么写的问题，按照我们常规，肯定这个角度是这样的，就是市一级领导、省一级领导发现了这个问题，新来的领导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开始组织，访贫问苦、搬迁改造等等。那么这部电视剧如果这么解构的话，这么一个角度的话，我觉得毫无意义，没有什么意义了！并且你忽然感觉到什么呢？貌似主旋律，其实它是伪主旋律的。就是说我们看看这部电视剧，如果这个角度写下去的话，我们会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老百姓跟着我们半个多世纪了，你才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样写是伪主旋律，不应该这么去解构它。当时我们就发生了争吵，最后我说了，一定要写什么呢？一定要写几个人，就是街道办事处最基层的党组织，写他们和人民、老百姓之间的关系，把这个点、这个角度调到这个位置上去。
比如说我在采访的时候，很简单，人家给我讲一个故事。说棚户区人进来之后出不去，沟沟坎坎，岔路特别多。有一天一个小偷偷了人家妇女一个褂子，偷的时候正好遇上警察了，这个警察就开始追，追来追去，警察迷路了，他出不去了，那时候也没有手机。出不去怎么办呢？这个警察转来转去就是出不去。突然发现头顶上有人说话，说你还抓我不？他抬头一看，这个小偷站在房顶上，行走如飞。警察说，我非逮住你不可。他又去追，小偷又没影了。接着一会儿小偷又站在房顶上说，你还抓我不？他又抓一遍。抓来抓去，这个警察累的不行。最后小偷说，我领你出去你别抓我行不行？警察说行，反正偷了一件褂子。这个小偷领警察出去了，这个警察也没抓小偷。我说这个好啊，就这么切吧，很生活啊！因为你这个角度从这儿切的话，随之你的意识，包括你的情感等等，完全按照这个视角走进来了，它就带进来了。
在采访的基础上我构思了一个人物，就是拆迁办最普通的街道干部，祖孙四代住在一个不到30平米的房子里，他又是正当年，和爱人不能过正常的夫妻生活，左右下都是公公婆婆、孩子什么的，他每天中午吃饭的时候11：30，他不在街道吃饭，他骑自行车回去，每次都骑自行车回去，12点半再回来，外号叫十二点半。最后他心肌梗发作去世了，死在工作岗位上，拆迁的时候。最后他妻子才说了这么一个故事，就是说他11：30骑着自行车骑到家里，吃十分钟的饭之后，之后两个人匆匆忙忙过一下夫妻生活，这个时候孩子上学不在家，公公婆婆出去晒太阳去了。他们就是这么生存的，他们就是这么工作的。为了解决生理问题，每天十二点半。我觉得这个很好。我说这个角度的调整，使我们整个的人物鲜活起来了，他变得既有意义又有意思。
还有正在拍我的《中国故事》，《中国故事》写改革开放30年温州人闯天下，这个故事是很难解构的，我自认为我们的电视剧写改革开放30年的这些剧，成功者太少了，我们看的大量是概念化的，宣教化的、僵硬化的，非得要展示宏阔、伟大等等，我们看到的反映改革开放30年的电视剧确实是这么一个景象。我做《中国故事》的时候，我就在拷问我自己，我应该如何解构？我从哪个解度切入？我决定不会迎面去写这部戏，我调整了一下角度。
就是说写一个女孩的故事。我在采访的过程中，我就奔小视角走，不迎着大视角走，去了解一个具体的人。我在温州他们请我吃饭的时候，我忽然发现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短发，特别招人喜欢，叼着烟卷。完了之后，我说这是谁。他们说这是阿秋啊。我说阿秋是谁？他们说是广州高尔夫球场的老板。我说她当年出过国吧。他说对啊，在法国啊。我说她肯定有故事，我说看她的架式，端那个酒杯，虽然年轻，却是历经人间风雨的人。我马上过去给她敬酒，我说我是谁谁谁，我写过《闯关东》。人家都不知道，人家在法国不知道。我说我想写一个温州人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能不能接受一下采访？她说对不起，我明天要回广州。她拒绝了我。第二天她坐飞机回广州了，她一降落，一出机场，我在这里接着，我说，“你好啊！”她说，“哎呀，高老师你怎么到这儿了。”我说我提前等你来了，我想还继续采访你。她说，真不好意思，中午我请你吃饭吧。我说我这人好喝两口，她说我爱喝啊，喝多了肯定口无遮拦。采访时要了酒。我一拿录音机出来，她说，“对不起，高先生你不能录，我只能讲。”喝完酒人的记忆力是很差的，我没办法就这样，拿着笔记本，一边喝着酒一边记。我才知道，这女孩13岁的时候，她父亲把房子卖了，送她出国，当时她就带着一个牌子找她舅舅去了，牌子上面写着，“我叫阿秋，今年13岁，我来自温州，请好心人告诉我下一站怎么走。”一个13岁的孩子，长的很小。在法兰克福的时候，她知道飞机马上要转乘了，她当时要到荷兰去，她到处给人下跪、磕头，但是外国人都不懂啊！看不懂。终于来了一个德国的老太太，说，“孩子，我告诉你登机口在哪里。”给她送上飞机，她转机到了荷兰。她经过打拼，现在是在欧洲第一个成功上市的华人，就是阿秋。
我想这个角度找到了，你全盘皆赢，都赢了。改革开放30年，让观众、让老百姓，一定要让老百姓说改革开放好，共产党好，不要自己喊改革开放好，共产党好，让老百姓说。那就是30年，我通过这个女孩的经历，我写出了《中国故事》，这个角度。我和投资方也经过一番斗争，他说，“高老师你怎么就写到她的原始积累结束，我们温州人是如何如何厉害，在美国，钮扣大王、火机大王什么什么的。”我说，对不起，我的角度调整的是什么呢？就是改革开放30年，他们告别家乡，到了国外，赚了第一桶金以后，结束。我绝对对后面的事不感兴趣，我最感兴趣的是这个人物他在原始积累阶段的故事。那么你写他成功，到美国、阿拉斯加、阿根廷，开飞机，我说对以后的故事不感兴趣，我的角度调整了，它的气量就这么长短。所以说角度可以救活全片，角度写不好，可以全盘皆输。
包括《铁梨花》，《铁梨花》是我做主策划的，刚开始我对作者说这个剧本必须毙掉，这个本子根本不行，为什么？他写一个国民党的赵军长长，养了五房姨太，又娶了第六房，就是之后的铁犁花，之后开始争风吃醋。我说我看完这个剧本一团死气，都要窒息的感觉。我说拍这个戏有何意义？你收视率再高，也是下三烂的东西。他说怎么办？我说你做一个调整，视角的调整。你写这个赵军长，不抗日，他经常在外面打仗，在外面住公馆。共产党进来了，进到他的大院里来了，开始颠覆他的几房姨太，拉拢她们，所谓的拉拢吧。之后几房姨太在共产党的鼓动下，团结起来，逼着赵军长抗日。我说起码这盘棋活了，它有意义了。你包括我写的《北风那个吹》、包括《闯关东》、《钢铁年代》，都涉及到一个角度的问题，尤其是那个年代的工业角度怎么写，工业题材的没几个，其实我就写了三个人的故事，三个人
支撑起了全片，就是写关系。这个角度调整到人物关系上来了。
第二个是尺度。我们创作期间除了角度以后，第二个就是尺度了。所谓的尺度就是你的分寸感的问题，可能你一场戏你毁了全片，因为你尺度把握不准毁了全片，审查就不通过，上星就不让你上。包括我们的《小姨多鹤》，尺度的问题。包括当时我写《钢铁年代》的时候，我写到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我突然感觉不对啊，因为大家不太清楚，我是涉猎电视剧创作题材禁区最多的一个，我是斗胆地涉猎，包括我的《大工匠》，《大工匠》从50年代开始，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包括文化大革命，我全部涉猎了，一直到改革开放、工人下岗，敏感的地方我都涉猎了。那么《钢铁年代》也是从大跃进开始，到三年自然灾害。《北风那个吹》，知青题材，前年啊，那是非常敏感的时期。包括《家有九凤》，写的文化大革命的。那么你写到这里的时候，你就面临一个尺度的问题。
我写《钢铁年代》的时候，写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没有方向了，怎么写呢？就是苦难，人饿着，这不是编剧的本事，那么你写出什么东西来？这个年代你又不能跨越过去。写着写着我就发现，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党在哪里？我全剧都没有党了，那怎么办？肯定一看就是要毙掉的啊。三年自然灾害组织哪去了？党哪去了？党的知识分子怎么样？都要提这些问题。我采访时听说了一个故事，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有一天所有的工程技术人员，专家等等，这些专家招呼到招待所去开会，半夜开会，这些专家去了以为是又要来运动了，非常紧张。见了厂长之后说，“我们没乱说乱动，我们表现挺好的。”厂长板着脸说，“赶紧开会。”“开多长时间？”“一个礼拜。”“会议材料呢？”“没材料。”“叫我来干吗？”“待会儿就知道了。”待会儿他说，“走，上食堂去。”每个人一个馒头，一碗红烧肉，这个厂长就说，我们用了50吨钢换了几头猪，为了用钢换猪，这个副厂长被撤掉，今天请大家来就是吃肉，吃馒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为什么给你们集中起来吃呢？因为不能分给你们个人，分给你们个人你们就不能吃了，你们肯定给老婆孩子、孝敬父母吃了。你们是钢厂的宝贝，所以说我们一个礼拜要把几头猪吃掉。当时所有的工程技术人员热泪盈眶，泣不成声。这样我的《钢铁年代》三年自然灾害我就敢说了，没问题了，你看我们党多么关怀知识分子，你就可以通过的。是吧京盛司长？你就可以通过。
比如说我在做《满堂爹娘》这部电视剧的时候，把握一个尺度，我从来不愿意写抢劫什么的，姜武演的这个人物，走投无路，过年了，大年三十给老板要钱，老板说没有，他说我干了一年了为什么没有？他老板说没有就是没有，怎么着。他看了看老板说我想杀你。老板说来啊，我也不想过了，人家该我钱呢。走了，走在路上跟朋友打电话，朋友说我们已经在回家的车上了，已经年三十了，借不着钱。最后他想了想，又回来了，说老板你必须给我钱。老板说你怎么又回来了，没钱。他说你岳母家是不是住在张晓胡同(音) 68号？老板说怎么着？那让他们小心点。老板说没事儿你去找他们吧。你给不给钱？老板说怎么着？你不给钱我不客气。老板说赶紧找我岳母去吧。他出来了，买了一个水果刀，到了那个胡同，扒门一看，几个老头老太太在打麻将。他进来了，刀放在后面，说这家姓王吧？说姓王。你女婿是包工头吧？她说是啊！他说你们在玩麻将啊。老太太说是啊，你玩不？他说我来抢劫，一下子把刀插在桌子上了。这是真事儿。老太太都没看，说抢就抢吧，那么大动静干吗？他说我没别的招，你女婿欠我的钱，把钱还我我就走了。说完把桌上的钱拿上走了，刚到门口，老太太就说，哎，小伙子，玩两把呗，着什么急啊。他说玩两把就玩两吧。把钱掏出来，等走的时候全输了，又输给老头、老太太了。这个时候他就不好意思再抢劫了，说，走了，回家过年了。老太太说，你走什么走，我女婿打电话了，你不是没钱回家了吗，这钱拿着回家吧！这个时候，这个小伙子一下子眼泪出来了。如果我们不动脑子的话，肯定是血淋淋的一场，血淋淋的一场对于我们编剧来说，这不是本事，刚才我说的这是本事，这是有分寸的。你看他翻了多少番，我觉得戏剧的魅力在于这个过程。这是尺度的问题。
第三个是温度的问题。所谓的温度就是说你的电视剧，你的传达是给人冰冷还是温暖的问题？我喜欢温暖，我想在座的每个人都喜欢温暖。正如我们看到每一个临终的人对他孩子，对他亲人说的话都是祝福和祝愿，没有一个咬牙切齿的，都是一种温暖弥留。那么我们作为写作者，我们要问自己，你的作品给你的儿女看的时候，你想让他得到温暖呢？还是得到冰冷呢？还是得到绝望？我想我们肯定是选择温暖，选择了温度，高的温度。而不是留给自己的儿女对社会的怀疑，对人际之间关系的绝望，对人生前途的渺茫。我想，我们既然对自己的儿女是这样，那么我们的作品给我们的观众也应该是这样。
我前两天在网上看了一个消息特别感动，就是说长春发生一件事，他这个温暖是真好。他说一个流浪汉老爷子，每天上馄钝馆吃饭，吃了一碗馄钝就交钱，其实他意识很不清楚，他交了一个游戏币。这个老板来收钱，看了就放在这儿，“哎，老爷子吃好，明天再来啊。”一连吃了好几个月，这个老人意识不清，他不知道从哪来的那么多的游戏币，这个老板开的很小的店，这个老板从来不揭穿。最后有人发现了，他一直用游戏币，这个老板从来没有揭穿他，一直让他吃。我想这就是温暖，这就是温度。时间关系，我就先讲到这里，我希望我们的作品要有温度，要使人温暖。谢谢！
根据高满堂郑州论坛发言整理
(责编： 长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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