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伯巴奇显然继承了父亲(也是一名演员)的模仿能力。在《霍比特 2》中,他不露真容,却透过声音将这个会飞、会喷火、藏身深山、代表破坏与毁灭的恶龙,演绎得狡黠又不怒自威。据说,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到哪儿都带着一个录音机,随时记录各种有趣的发现,或者练习发出某些特定的声音。没过多久,他自己就变成了一个“录音机”。他曾经在《格拉汉姆·诺顿秀》中模仿了《星球大战》中的 Chewbaca,把坐在旁边、出演过《星球大战》的哈里森·福特惊呆了。毫无疑问,他的这种敏锐对表演助益良多。
事业成长比康伯巴奇更快,或者说,比他更聪明的演员,寥寥无几。至今,他拒绝出演会使他定型的角色,比如浪漫喜剧的男主角,或是自我神化的动作男主角,但他确定主演哈姆雷特——这个最著名的非动作男主角。《哈姆雷特》将于今年春天在伦敦各剧场上演。
他的下一部电影计划是传记片《模仿游戏》。他在片中饰演计算机科学之父、该行业的先锋人物阿兰·图灵。图灵因为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在 1952 被迫接受“化学阉割”(图灵被判犯有“严重猥亵罪”,为避免牢狱之灾,他不得不接受激素注射)。而他的成就,正如现代夏洛克和阿桑奇一样,处于传播、技术和人性三方交汇之处。
今年 38 岁的康伯巴奇,一直勤勉地工作着。在他十多年的职业履历里,有 14 部舞台剧、17 部电视剧和 30 部电影。共同出演《模仿游戏》的好友马修·古迪说:“我记得有一天他来我家做客,那时他刚结束在国家大剧院的一轮演出,以及一部电影的拍摄。我太太问他最近怎么样?他说‘嗯,挺好的,现在放假。’事实上,他就歇两天!”
最接近死亡的一次经历
康伯巴奇马不停蹄的生活节奏,多少受那第四个“死亡时刻”的影响。
谈及那次最接近死亡的经历,他说:“那次事件的后续效应是让我变得急躁,而且到现在还影响着我,敦促我把生活塞得更满。”
那是在 2004 年,康伯巴奇在南非拍摄迷你系列剧《直到世界尽头》。当时,他与同组演员丹尼斯·布莱克、西奥·兰迪正在从德班北部的 KwaZulu Natal 地区回剧组的路上。他们刚在那里度过了一个惬意的周末,一起学习潜水。
他们在莫桑比克边界附近的高速公路上赶夜路,一边抽着大麻烟卷,一边听电台里面播着 Radiohead 乐队的《How To Disappear Completely》(歌曲名意思是“如何消失得无影无踪”),身心舒畅。
车右胎突然爆了。他们只好靠边停下,大卡车从身边轰隆隆开过。就在他们更换备用胎的时候,从身边的灌木丛里跳出 6 个全副武装的男人,对他们搜身,索要现金、毒品和武器。康伯巴奇和朋友的双手被扳到背后,双脚被鞋带绑在一起,被劫匪带离了主路。
康伯巴奇被扭曲地塞在副驾驶座位上,坐在一个黑人腿上。道路颠簸的时候,他的脑袋和背脊就一直磕着挡风玻璃。他记得有一刻无比怪诞。他的屁股突然把无线电碰开了,Radiohead 的主唱汤姆·约克正好唱道:“我不在这儿,这没发生过……”他觉得有点不舒服,于是他们停下,把他塞到了后备箱里。
车子突然停了。他被拖出后备箱,被迫蹲下,等着被处决。他头上顶着羽绒被,以吸收枪响。他禁不住想:“无论生活中多么深受爱戴,死的时候总是冷冷清清的。”
但那一枪始终没有响。事实证明,语言的力量不仅让他成为了一位好演员,同样也救了他一命。他记得自己反复和他们讲理,杀了自己没有任何好处,杀了英国人会惹上麻烦。也不知过了多久,他突然意识到,劫犯已经不见了。他们向着唯一的亮光跑去,迷迷糊糊地跑了大概十分钟,在一处停车场遇到了一位修车的妇女。他至今还记得为他松绑的那双手,内心无比感激。那些黑人妇女因为同胞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愧,流着泪反复念叨着同一句话。康伯巴奇也哭了,痛哭不止。
次日早上,他睡醒了,走到屋子的阳台上,面对大海,感受到热浪扑面。“我要去海里游泳,我要翻越沙丘,我要加入那欢乐的人群,我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蠢蠢欲动,因为,此刻,我还活着!”康伯巴奇说道。
他去参加了心理辅导,得到的建议是记录下来、与别人分享和多做运动。这三个任务,他一件不落地完成了。当时在路边等警察的时候,他把前后经历写了满满四页纸;他还去做了高空跳伞,重返工作,并且开始和大家谈论这事。
事发后一周,康伯巴奇的父母飞过来探班,他甚至决定重回案发地点。“他们问我确定要回去吗?我说‘是的’。一回到那,各种回忆就把我吞没了。”康伯巴奇说。
几周之后,他只表现过一次创伤后遗症。那时他已经重新投身到《直到世界尽头》的工作,拍摄一组甲板下的戏份。他爬出来缓口气,看到剧组正慢慢关上卷帘门。“日光被一点一点挡在外面,我有点受不了了,就说‘别把它关上’,可是没人理会,我只能说,‘拜托了,就让它开着吧!’”他惊慌失措地跑出去,用拳头狠狠捶墙。谈起这一幕,他眼泛泪光。这场景让他回想起关押他的汽车后备箱,让他因恐惧而生气。他一直提醒自己,别受这绑架的影响。
后来,他又回到莫桑比克,完成了他的潜水课程。“我第一次潜入水下的时候,看到一头抹香鲸和它的幼鲸,它们离我还不到 10 米的距离。船上的领航员说,‘你这个幸运的家伙,我干这一行十年了,都从没有这么近距离地看过抹香鲸。你居然还是第一次潜水?去你的!’而我不过是笑了笑,心想:你都不知道,为了这第一次我都经历了什么。”
“唯有经历,才会懂得”
在拍摄《直到世界尽头》时,康伯巴奇已经是一名从业若干年的演员了。那会儿他一头天然的金发,在剧院与电视摄制组间奔波。那会儿,红透全球的英国演员还是休·格兰特和裘德·洛。
在从业前,康伯巴奇与其他许多英国演员的经历并没有太大的不同——演员世家出身、在哈罗公学念书、参演校园剧、在传统的戏剧学府学习表演(伦敦音乐戏剧学院)……也许,他身上最特别的经历,就是三次与死亡的近距离接触。
1976 年,伦敦在爱尔兰共和军的袭击、总工会的罢工、朋克叛逆风的兴起以及漫长的炎热夏天的摧残下,一片混乱。那年 7 月,同为演员的提摩西·卡尔顿和万达·泛森喜得贵子康伯巴奇。“作为演员,他们的生活方式很不固定,无法确定未来的职业道路。”他回忆道。他妈妈在前一段婚姻中为他带来了一个姐姐,“她很可爱,在我成长的时候照顾我。”
他人生的第一个记忆是仰望星空。父母当时居住在伦敦肯辛顿的一个顶楼公寓(1970 年代大概花了 3000 英镑买的)。每次康伯巴奇开始哭闹,他们就把他的婴儿车推到屋顶让他看星星,于是,他就安静了、微笑了、甚至睡着了。至今他仍然对那天空的奇景记忆犹新。
他会说的第一个单词是“直升飞机”,那是天空中最大的东西。
正是在那个年纪,他第一次死里逃生。那年冬天,他的姐姐特雷西把哭泣的小康伯巴奇带上屋顶,让他安静一会儿。“然后,她就把我忘了!” 康伯巴奇大笑,“这真的很有趣。她和朋友们待在厨房,突然看到雪花从窗口飘过……”
当她跑上顶楼,发现康伯巴奇不哭不闹,虽然冷得牙齿乱颤,但还是微笑而敬畏地看着天空。在父母回家前,他一直被放在取暖器前解冻。
康伯巴奇把童年时代赞美成田园诗,即便从 8 岁起就被打发去了寄宿学校。“虽然我是独子,但我还是很合群,在那美妙的 5 年里,茁壮成长。”
他很早就开始登台。他记得在学校的基督诞生演出中扮演约瑟夫时,曾把忘词的“玛丽”推下台。“那真是太没风度了!”
他从不缺乏自信,也从未自我怀疑。当他进入哈罗公学后,已经是学校演出的台柱子了。因为哈罗公学是男校,他甚至在莎剧《皆大欢喜》中反串了罗莎琳。从那时起,他对表演更加坚定不移。“越深入表演,我对自己的天赋越有信心。你不得不这样。”康伯巴奇说。
即将从哈罗公学毕业的时候,他第二次和死亡擦肩。那次他在自己的卧室复习迎考,突然,公寓就爆炸了,窗户震碎,烟尘笼罩,耳内轰鸣。“我从家里跑出去,父母问我有没有事。我回答,有事,一只耳朵听不见了。”康伯巴奇回忆道。
那是 1994 年,一辆装载 30 磅炸弹的汽车发动了对以色列大使馆的袭击事件。康伯巴奇记得那震耳欲聋后的沉默,然后只有一个声音——玻璃掉在地上发出的声响。
17 岁毕业后,康伯巴奇参加了英格兰传统的休整年(gap year)项目,上大学之前在中国西藏寺庙里教英语。在那里,他经历了第三个“死亡时刻”。
他和朋友们在一次远足中迷了路,四个人只有一片饼干和一块奶酪,一路爬过结冰的岩石和半冻的河面,差点摔断脖子;甚至还一度把手插进牦牛的粪便,寄希望它们能起到取暖的作用——“想看看我们能多野蛮。”
最后,他们终于走出密林,瘫倒在一户夏尔巴族牧羊人家门口。他们吃到了一份混合着菠菜和肉的食物,虽然后来得了痢疾,但他依然觉得那是人生中最棒的一顿美餐。
从西藏回国后,康伯巴奇去了曼彻斯特大学读戏剧。在他的记忆里,那段日子充斥着女孩、酒精和泡吧。“我是一个曼彻斯特大学的学生。”他笑着回答,这就算那段狂野岁月的解释。“我第一年就病倒了,不得不收敛点。”曼大毕业后,他又去了享有盛名的伦敦音乐戏剧学院并取得硕士学位,就此开启职业演员的道路。
经过默默无闻的 10 年摸爬滚打,康伯巴奇逐渐成了现在的康伯巴奇。事实上,对大部分英国演员来说,成名前这样的历练是必不可少的。不过,从未来的角度回望影史,康伯巴奇或许会比休·格兰特等人留下更深的印记。在解释过往那几次经历给自己的影响时,康伯巴奇说过的这句话,让人颇为感慨。
“唯有经历,才会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