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动议来自高层

　　国外媒体关注《焦点访谈》时一般都提出了三个疑问：为什么社会主义中国会有一个这样的节目？为什么它能够生存下来？为什么它还能得到中央高层领导的许可？

　　《焦点访谈》总制片人梁建增说，其实把它放在中国改革开放20年的背景下来看，把节目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搞清楚，他们也就可以理解了。

　　回过头来看，开办这类节目最初的动议来自上层。

　　1992年底，当时的中宣部新闻局局长徐心华找到时任中央电视台台长的杨伟光，传达中央领导同志意见：新闻媒体要注意抓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请社会各界人士和专家、学者就这些问题发表意见，以引导舆论。

　　杨伟光听了有些吃惊，因为热点问题肯定烫手，后果到底如何，无法判断。他对徐心华说，这样重要的行动，只口头传达很难贯彻，最好有文字的依据。不久，中宣部提出的1993年宣传工作要点里，写出了上述要求。

　　事实上，这是中央高层领导决心实施新闻改革的一个步骤。体制内的制度创新

　　新栏目开办伊始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人才缺乏。好在台里给了政策，人员不够，可以到社会上招聘。于是，中央电视台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向社会招聘编辑、记者的活动开始了。

　　在1993年的时候，电视传媒远没有今天这么热门，当很多人了解到“招聘”不等于调入时，打了退堂鼓。

　　最后，这次招聘活动有近800人报名，经过层层选拔，有近20人到了新筹办的《焦点访谈》。

　　当初《东方时空》首开招聘先河的时候，人事部门曾拿出一个计划，招聘人员工资一个月280元，没有工作证，没有医疗保险，不分配住房。当时力主改革的台长杨伟光看后笑了，说：这哪是在招聘编辑记者，是在找清洁工嘛。

　　后来台里出台了正式规定，招聘人员与正式职工在政治上一律平等，可以入党，可以评先进，可以提干(最高能担任处级干部，因为副厅级以上要通过广电部了)，工资也有了较大幅度提高。

　　由于这些规定都是慢慢完善的，在《焦点访谈》开播筹备期间，记者们、特别是招聘来的青年人还是有很多难处。一些外地来的记者因为无力租房，有一段时间，在《焦点访谈》那间临时租用的大办公室里，他们用办公桌和柜子隔成一个个小空间，憩息其中。为了避嫌，男、女各自划分了自己的宿舍区。来自五湖四海的青年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其乐融融。

　　除了正式职工和招聘人员，《焦点访谈》还有一部分“借用”人员。新闻评论部规定，不论任何人，只要进了评论部的大门，便都是评论部的人，彼此平等对待，一视同仁。

　　但要创造真正公正、平等的氛围并不容易。比如，中央电视台每个季度都要按照国家劳动保护条例的规定，向职工发放一定的劳保用品，但仅限于正式职工和招聘人员，借用人员不在此列。这是按规定办事，无可厚非。

　　但是，大量借用人员看着别人拎着东西走，而没有自己的份儿，心里难免会有不适。尽管没人正式提出来，但部领导还是觉察了其中的“难言之隐”。于是，每次发劳保用品，由部里出面购买一部分，使在评论部工作的所有职工都人手一份。

　　招聘制极大地调动了人员的积极性，大家都是为了一个理想而来，都想在这个新的空间证明自己。好多人都称《焦点访谈》的记者为“拼命三郎”。

　　白岩松曾有这样一段描述：“……大家是一种燃烧，处在一种很激情、很流动的状态。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投奔到这里，然后每天都有新人进来，都有旧人离去，大伙儿朝气蓬勃，豪情万丈，尽管有很多幼稚的东西，但是无论在思想上，还是技术上，大家的的确确是在用燃烧、用激情去实践一个很好的开始。”人称“焦青天”

　　目前《焦点访谈》每天有3亿人收看，其中包括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它所发出的“辐射”确实是无法估量的。

　　当然，最引人瞩目的影响是让贪官遭恶报，让渎职者受惩罚。《焦点访谈》记者揭露的“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的法院院长，还有那个把“克林顿”、“叶利钦”、“撒切尔”都当做纳税人名字以造假的税务局，简直可以成为“经典”。

　　《焦点访谈》形成了独一无二的“《焦点访谈》现象”。一个报道，关乎人的命运前程，关乎人的政治荣辱。于是《焦点访谈》门外排起了两条长队，于是有人像跑官一样跑起了《焦点访谈》……

　　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认为，在我们这个正在走向法治的社会，有法不依、执法不力的情况还大量存在，舆论监督的力量便凸现出来，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由于吏治、法制不够健全而形成的某些真空。因此可以说，现阶段的社会转型期是舆论监督的黄金时期，《焦点访谈》可谓生逢其时。（岳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