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白岩松的《痛，并快乐着》面世时，华艺出版社就说要约崔永元的稿，而小崔自己也说要“赚点稿费”，所以今天书完成了，要和读者见面了，不意外--7月13日，崔永元的书全面上市。只是至今，一直不愿意接受媒体采访、希望保持某种低调的小崔“躲”了起来，人们也没有打听出书名是什么。责任编辑黎波只告诉记者：“书名会让大家很冷静。”

　　冷静？近来书市够让人冷静了吧？崔永元能让书市热闹一下吗？这不能不让我们都对这本书有所期盼了。

　　本版编辑从出版社获得书中部分章节的内容，读过之后感觉——花点时间看看这书，不会后悔。而完全不接受采访是不可能的，崔永元也得罪不起那么多朋友，所以记者获得了他关于出书问题的一些陈述。在这里，让我们一并先验验货色。

　　写作没有太多规范

　　这是我第一本书，而且我根本就不想写。都是被人逼的。我没考虑它的市场卖点是什么。

　　问我写这本书的出发点，很简单，它是写给朋友和同事们的，也是写给自己看的。我不是职业作家。

　　朋友和同事都鼓励我写——他们说：写吧，写吧，千万要把我们都写进去。

　　我个人最喜欢的三个作家是钱钟书、阿城和刘震云，我经常反复看他们的作品，肯定受他们的影响，很多地方是在模仿他们，书中的一些段落甚至是在“描红模子”。

　　我这本书没有对语言进行任何设计，是特点也可能是缺点：没有太多的规范。这跟我做主持人一样，我没有受过正规的主持人训练。我的写作训练也全部来自于小学、中学作文，所以写的时候很自然。

　　我写检查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写的检查领导特别爱看，所以领导老让我写检查。

　　我的书能归到哪一类？我想干脆就归“其他”这一类吧。它不是小说、诗歌，也不是随笔或评论，只能归于“其他”。我没有规范，也不知道规范，只是表达了一种真实的情感。写所有东西都一样，这大概是我的毛病。记得在评职称的时候，我的论文被打回来了，评委说这根本就不是论文，因为没人见过论文中还有人物、有情节。

　　书里写的不都是实话

　　这本书里是不是都是实话？不是。我写书的时候也有所保留，主要是出于对当事人的保护，不能因为写书而伤害别人。直到最后定稿了，我还在删去很多人名。

　　这些年来，是节目在塑造我。在写这本书时，它也在塑造我，让我进行自我调整，原谅和放弃一些东西，从而多了些宽容。可以肯定这对我是在建设而不是破坏。

　　以前我有一个固定概念：顺耳的才是实话，后来逐渐改变，开始宽容。只要是内心的真实想法，就是实话。有些人的话听上去像官话、套话，但这些的确就是他内心真实的想法，这也应该算是实话，你可以不接受，但别人有表达的权力。实话并没有公认的标准。

　　书最好上厕所时能看

　　我的朋友和同事都知道我要出书了，他们都希望我多出书、快出书、出好书。其实不就是一本书嘛，就像我的节目一样，出了书也改变不了什么。这本书肯定不会是图书市场的一颗炸弹，再说图书市场也根本没有炸弹，都是人说出来的。它响不了，要是真能响，麻烦就大啦。

　　我比较懒散，不会跟自己较劲，更不会担心自己的书卖不过别人的，或者担心能否超越别人的。我不想出书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很在乎别人的评价，怕惹麻烦。如果我的书成为各报刊批判的主要内容，那我老婆孩子怎么办？我喜欢过平静的生活。

　　还是低调一些好，不能吊人胃口，让人的期望值太高，到头来其实难副。一定要让读者自己去选择。好不好，读者说了算。

　　我这本书要是读者认为值得看，那就别客气，19元不算多；如果不好，也不要给我面子。因为我自己买书也一样，先站在书店翻着看，有时一本书都看了三分之一才决定买不买。因为家里还有孩子呢，如果买了本坏书，还不把孩子耽误了？

　　我很欣赏所谓的“三上文章”，意思是供人在“马上、枕上和厕上”看的东西。我家厕所里就有一大堆书，因为我喜欢上厕所时看书，而且很专注。但是能在厕所里看下去的书不算多，比如哲学书，上厕所的时候没有办法做笔记。我希望我的书能让人在上厕所的时候看看。

　　写书这事儿不是人干的

　　河南的一家报纸说：崔永元在南京签名售书，签了一半站起来就走了，把读者扔在一边儿。我打电话问总编：是谁采访的？他说是驻南京的记者。我问他看清楚了没有？他说完全看清楚了。我说我为那本书根本就没去过南京，结果他道了歉。

　　我喜欢学术讨论，不喜欢人身攻击。如果有人说这本书不是人写的，那我肯定不干，这就是人身攻击。当然我自己说可以——写书这事儿真不是人干的。其实我这人记仇记得厉害，小时候谁得罪我的事儿，现在还没忘记呢。

　　前一阵儿，网上疯传我要退下来，在找接班人。一个朋友也忍不住问我是不是真的？我只好反问：网上的东西你也信？

　　总的来说，媒体对我还是很宽容。

　　我现在风调雨顺，节目很好，收视率很高。最近又另增加了一个演播室。一切都挺好。

　　在崔永元的文字中总看到一些看似平淡无奇的生活横断面，随手翻来，总能让你会心一笑，然后想点什么。

　　《海边交流》中他这样说：

　　平民心态，大家不要对它有表面的理解：说平民心态就是穷人心态，骑自行车都不行，最好是走着上班。平民心态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一个人没有平民心态，他就是去要饭，也会显得与众不同。如果你有平民心态，你腰缠万贯也不耽误你是平民；你开奔驰、宝马，你也是平民。那么，平民的特征是什么？我觉得是善良、真诚、与人沟通、与人为善，得饶人处且饶人，退一步海阔天空，这都是平民最本质的特色，而不是穿打补丁的衣服就是平民。大家对平民化的心态有一些格式化的理解，这跟我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我一直说我是“隔壁大妈的儿子”，我说我是一个平民化的主持人。我现在从来不开车，我有一个司机专门给我开车。

　　《一地鸡毛》中他这样写：

　　我对所有骂我的来信采取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用“骂你是因为关心你”来给自己宽心。

　　有一次是例外，清华大学的一位先生在电子信件上骂我是日本人的三孙子，原因是我采访东史郎时过于友善。

　　他可能没想到，我的家乡在冀中平原，我想想我在日本碰到同学朱弘时，他说，都骂我是汉奸，可我的家在南京呀！

　　我一刻也没犹豫，抄起电话打到清华，我对那个骂我的人说，除非你向我道歉，否则我会用自己的方式来完结这件事。

　　结果，他道歉了。

　　读崔永元的文字和读白岩松的，绝对不是一种感觉，虽然他们挺哥们儿。大约语言总能反映人的本真，即使是同样的经历，在人头脑中形成信息符号，它的样式会变得完全不同。

　　崔永元这样记述他的大学、他的生活片段——

　　关于采访实习

　　万里长征第一步，从长城饭店开始……

　　对采访课，老师是“甩手疗法”，一人发一张介绍信，自己联系采访对象。

　　再看同学们，外地的找老乡，本地的找爹娘，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像往常一样，我和宋健依然确定了联手的原则，他去联系采访单位，我在宿舍琢磨采访提纲。

　　傍晚，宋健回到宿舍，轻描淡写地说，联系好了，明天采访长城饭店。同学们眼睛瞪得灯泡似的。长城饭店?那可是五星级啊?巴顿将军才三星。八三年去那儿采访，相当于今天说，今晚上我把长城饭店包了。看看宋健一脸的土，就知道他今天拐弯抹角没少跑路。灯还没关，就睡着了。

　　第二天黎明即起，洗漱换衣，还特意拿了新本以备采访专用。换了三趟公共汽车，来到长城饭店门前。我放慢脚步，让宋健超过。门卫拦住问明情况，打了个电话，公关部经理“西服革履大皮鞋”迎了出来。

　　一进大厅，就一个字：晕。

　　那大理石就像不要钱一样，撒开了铺。要紧处都包着不锈钢，光可鉴人。

　　我有些晕场，顾不上提问题，只能抓紧记住公关部经理冒出的一串串数字和新鲜的词汇：1007间客房，12个宴会厅，9个餐厅，还有室内游泳池，屋顶网球场，健身房、弹子房、芬兰浴室、蒸气浴室、美容室……

　　忽然，公共部经理问，你们写了稿子在哪儿发?

　　这一问宋健蒙了，我的准备就派上了用场。

　　是这样，我说，职业记者只能给本单位发稿，而我们新闻系学生写的稿是想在哪儿发在哪儿发。

　　公关部经理被我说得激动：那我能不能提个冒昧的要求，发在《北京日报》上。

　　这要求相当冒昧。

　　比我们联系采访长城饭店还难。

　　我记得全班同学折腾了4年，只有河南来的辛如计在《北京日报》上发过一篇：透视大学门前送新生的小轿车。

　　其他同学长期和退稿信结缘。

　　我对自己，还是有清醒认识的。作品创作完毕，《十月》、《当代》没希望，投给《萌芽》。分析一下刊名，大概是扶植文学新人，应该是有点意思就行。被《萌芽》退回来是我没想到的，于是转而投给了《丑小鸭》，我觉得这是底线了。

　　《丑小鸭》退稿时，写着“暂不采用，望继续赐稿”。我悲愤交加，创作旋即进入低谷。

　　再说晚上回来，和宋健拉开架式，把采访笔记和对方送的材料铺了一桌，高声商议思路，同宿舍同学看不惯，都撤了出去。

　　吸引和打动我们的有以下素材：第一，门不用你开，有专人负责。第二，总台用电脑管理，这套系统世界不多见。宋健还从侧面了解到，五星级饭店全世界不超过10家。第三，床上用品是进口的，躺在上面的人也该是进口的。果然，后来美国总统来时，就住在那儿。第四，水龙头不用拧，一按就行，不可思议。第五，最重要的一点，饭店是中美合建，总投资7500万美元，中方占了51%。那天分析到这儿，我一身冷汗：差一点就让美国人占了大头，公共部经理说，那叫控股，谁控股谁说了算。　　

　　我问宋健，中方占4000万美元呢，你说是在哪儿换的？按1比几换的？

　　用了半宿的时间，给文章定下令人振奋的题目：第二长城。　　

　　宋健英语好，说这与英文说明契合。

　　长城饭店至今屹立在北京东郊亮马河旁，是一座不错的饭店，但说它是第二长城，确实有点过。

　　关于失眠

　　母亲说，她的失眠是从姥姥那儿遗传的。

　　我进入电视台，开始痴迷于科学的时候，从心理学上明确了一个原理，叫心理暗示。简单讲，就是都说你有病，你就真觉得有病了。

　　如果母亲知道这个道理，完全可以把家族的不睡之风轻描淡写，恰恰是她在我面前的一次次重复，让我成了真的失眠者，这便是暗示的威力。

　　所以，我对我4岁女儿的不睡采用了科学的对策。

　　凌晨一点，我发现她握着床栏伫立着眺望，她说，爸爸，我可喜欢吃酸奶呢。

　　我从不惊讶，用最平和的语气说，是吗，睡觉吧，明天去吃。

　　我在黑暗中监控着她，先是躺下，然后嘴里无限向往地吮吸一下，接下来轻轻地睡着了。

　　这多好，不用舒乐安定，美乐托宁，褪黑素，脑白金，咔哇，什么都不用。

　　我的失眠很大程度上是让自己惯的。我不厌其烦地告诉所有人我就是失眠者，大家千百次地重复让我坚信自己睡不着，躺下就能睡着就不是我了。

　　所以，我的老朋友一见我，问候语总是，最近睡得怎么样?

　　失眠的人是挂相的，面上多有愁苦，眉头多半不能舒展，脱发，情绪大起大落。

　　失眠的人心眼小，不太好接触。

　　失眠的人有时表现出双重人格，当着人春风扑面，独自时形影相吊。

　　失眠的人属于社会上那种渴望关怀的弱势群体，共同特征是爱往高处找补。比如爱说好多伟人就睡不着觉。其实，伟人睡不着觉也挺难受。毛主席就因为别人搅了他的觉大发雷霆，一点风度没有。

　　失眠的人不知为什么爱撒同一种谎，即睡不着的时候，脑子里并没想什么或者说心里没想什么事。

　　其实，睡不着的时候就是一脑子事。干脆说，就是因为有一脑子事才睡不踏实的。问题的症结在于，事不算大，因为睡不着，把事想大了……

　　我们似乎没有理由怀疑小崔的书的红火前景，毕竟因“实话实说”而异军突起的崔永元，已经是姥姥疼舅舅爱的宠儿。人们就是喜欢这家伙，就算爱屋及乌，那书也一定卖得不错。书的序言里作家阿城(另有刘震云作序)这样写到：“世界上最难办到的事之一即实话实说?所以看小崔主持实话实说，有时候心里很难过?多好的一个小伙子，为什么非要做天下最难的事呢？知其不可而为之，那是孔子，也就是圣人才做的事啊。

　　实话实说不容易，跳脱文艺腔不容易，也因此小崔在这本书里写的许多东西，是我们不容易在同类书里看到的。”

　　据了解，首印30万册的数字，在社科类图书(除教材外)中已经达到最高，但书未见时，定数早已远远突破。“痛，并快乐着”曾在一时之间成为一种流行语式，不知崔永元的书又会形成怎样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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