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休伊特 美国著名电视制片人 袁鸣 东方卫视主持人
以下访谈中，唐·休伊特简称为休，袁鸣简称为袁
袁：我今天早上听了你的主旨演讲。
休：你听了？那好，告诉我，你觉得还行吗？
袁：你在演讲中曾强调说，新闻节目必须兼具娱乐性。
休：绝对是这样。你只有找到有意思的人才行。当你要采访一位政治家，但他特别无趣，那就想办法找别人。你永远只找那些有意思的人。现任英国首相布莱尔很有意思，前首相威尔逊就很沉闷，所以你就不要挑威尔逊，因为没人会特别关注他。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朋友很多，树敌也不少，但她很有意思。我们要找一些可以从屏幕中跳出来、站到你面前的那种人。
袁：当年你首创了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这种宣传模式，那时的你是怎么想的？你是不是认为肯尼迪要比尼克松更有意思？这是不是你做节目的初衷？
休：不，其实不是。因为他们是两位候选人，也是第一次可以这样做节目。就算他们两个都很闷，我们也会一样做下来。但结果证明，他俩不是寡然无趣的人。那天晚上，肯尼迪到达(节目录制)现场的时候，他看上去就像一个哈佛的本科大学生，他穿得很体面，他很英俊，有几分像当时的加里·格兰，他简直是个电影明星候选人。尼克松那天身受葡萄球菌感染，他看上去很阴沉，很痛苦，还有点不修边幅，他的样子糟透了。而且他还在乘车抵达时，撞伤了膝盖。所以肯尼迪可以说是不战而胜。从现在看来，当年我们还是选对了总统，但选择的理由却是错的。我们选了肯尼迪，因为他在两者中更具魅力。我可不认为这是人们选总统的基础。但我们很幸运，那个更好的选择恰恰是其中更有魅力的一位。
袁：你有没有听过一种说法，那是在他一本叫“娱乐到底”的书中提出的。他说，对于电视人物来说，你的吹风机要比你的智慧来得更重要。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休：不，我觉得这有点言过其辞了。我认为有些人可以很生动，跳出屏幕来，站到你的面前，你会被他们迷住。无趣就是无趣就是无趣，你永远无法让无趣的人变得有趣。所以我们的毕生追求就是找到有趣的人。杨澜就是一个例子，她很生动，可以从屏幕上跳出来。在她身上，有一种活生生的个性。那正是造就她(今天成就)的条件。这就是造就优秀主持人的条件。所以人永远比话题来得重要。很多时候，我会派人去报道某位著名医生。然后他们会打电话回来说，“我已经见过他了，我看你还是忘了他吧！但那医生旁边的护士棒极了！”我会说，“那就报道护士，甭理医生了。”永远记住报道更有意思的人物，有意思的人才能变成有意思的节目。无趣的人只能变成无趣的节目。
袁：我完全同意你的说法。那你能不能告诉我，在获悉伊拉克监狱虐俘丑闻时，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休：我们是第一个把这件事报道出来的媒体，就是我们曝的光。
袁：但你们拖了两个星期。
休：但……报这样的新闻，你不能犯错，这是每个人的责任。每个人都因此感到痛苦，受到折磨。
袁：好吧，那你们为什么会拖了两个星期？
休：因为我们要保证那些不是假照片，我不想一头雾水时就嚷嚷出来。
袁：但真实原因是不是因为迈尔斯将军给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打了电话，要求你们拖延两个星期？
休：是的，是的，然后我们同意这样做了，因为那也让我们有时间来确认(这些照片的真实性)。记者最不愿意做的事就是，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却贸然放出耸人听闻的消息。任何时候，只要记者能够“慢慢来”，来确认自己的报道内容。他就已经在这一行胜人一筹了。我曾花上许多许多小时，来说服手下的记者和制片人，让我们先把某个报道放到一遍，我要了解更多的相关信息，我要确保我们没有让自己处于一种“死穴大开”的被动地位，那样会让别人指责我们误导。误导正是从事新闻业务的一项大忌。你不想为了任何利益误导观众。所以，我们会很小心谨慎。
袁：我听了你今天上午的演讲后，有一个这样的印象。当时有记者问你，做好新闻报道的关键是什么。你的回答是直觉。你对此还想补充什么吗？比如说谨慎，认真求证，好奇心等等？
休：不，我想我这里没有你想要的答案。我自己也解释不了我与生俱来的天赋，我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大学一年级我就辍学了，因为我想进报社工作。我在《纽约先驱导报》当记者，最后成了欧洲战场的战地记者。我生命中的每一步都是这样，是个神奇之旅。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我并不是饱读诗书，也不是高材生，甚至比不上99%为我工作的手下。但我有一个原则，我这辈子从不雇用不比我聪明的人。因为如果他们没有我聪明，我为什么需要他们？为什么你要雇用一个比自己还笨的人？我只找聪明人。
袁：那要领导这些又聪明又有文化的人，一定不太容易吧？他们都跟你一样聪明，甚至更聪明，那一定很难。
休：不，他们都很尊敬我。因为我可以说有些技巧，我的生存秘诀是“跟着感觉走”。他们都很吃这一套。我必须向你承认一点，我的短处很可能要比大多数我认识的人要多，没有大学文凭，没读过什么书，我就是……如果没有电视的话，我可能还在什么地方挖马路。我觉得电视和我是天生一对。
袁：你问过自己，这是为什么吗？
休：是的，我问过，但没问出来。
袁：你和电视之间的缘分究竟是什么？
休：我真不知道。我想生活中的一大问题是很多人不敢说，“我不知道是为什么”，我不怕。我真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能有如此精彩的人生，今天上午我在演讲的最后说过，某个在《60分钟》节目组做前台接待的年轻人曾对我说，“休伊特先生，我以后就要成为你那样的人。”我的回答是，“真有趣，我也一样。”
袁：真好，你的生活一定很有意思。而且到最后，你对自己的一切是那么心满意足。那的确很棒！但你听过什么批评吗？
休：哦，当然。他们认为我是个没文化的思想侏儒，很多人说我的智力发育不全。
袁：我也听到过很多学者谴责今天的电视，他们说电视让“傻人更傻”，他们说看电视让你只会赖在沙发上，不用一点脑子。类似的说法很多。
休：这也没说错。
袁：有人把《60分钟》称为“新闻娱乐节目”吗？你对此感到满意吗？
休：反正我不会把这种说法视为侮辱。能做“新闻娱乐节目”，并不就是低人一等。你刚刚也同意新闻应该具有娱乐性。不过，你知道吗，我其实没把自己太当一回事，就像我今天上午在演讲中所表现的那样。我很幸运，我的生活很精彩，我一手创办了美国电视史上最成功的节目。这是不是我应得的？我也不太肯定，但我做到了。我不是很喜欢进行自我分析。有些事就是自然而然发生了，好事就这样找上我。
袁：我有一个感觉，人们之所以喜欢你和你的节目，可能就是因为你跟他们是一样的普通人。你是他们中的一个。
休：是的，完全就是这样。我很愿意相信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跟这里的每个人一样，我有同样的担忧，同样的希望，同样的梦想，我的婚姻很幸福。我的太太是个很出色的记者，她曾到中国来采访周恩来，是最早来中国的美国妇女之一。她其实没把女权主义很放在心上。有人曾经问过她，“作为一个经常出现在电视中的女人，你感觉怎样？”她回答说，“我不是一个经常出现在电视中的女人，我是一个经常出现在电视中的记者。只有不上电视的时候，我才是一个女人。”我觉得这可以说是她对自己一生成就的看法，也是我的看法。美国人有句老话说，伯乐相马不看牙口。要是有人牵一匹马到你面前，别看它的牙口，那什么也看不出来。我看人从来不看所谓的硬件，对自己这一点我很满意。
袁：你满意就好。
休：你一定希望我能爆出什么料，最好在采访中批一通布什，我知道你想听到什么？
袁：不，我并没有抱这样的指望。当然，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也不反对。我想知道在去年的总统竞选辩论中，你觉得谁更有意思？布什还是克里？
休：谁都没意思。
袁：我喜欢这个回答。最后，因为你这次是来出席这个主持人云集的盛会，大家都想向你讨点成功秘诀什么的，想向你取取经。怎样才能成为一名成功的主持人？
休：我刚才已经说了，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造就了我的成功，我不知道。你只要放松地跟着感觉走，就能成功。我就知道这条秘诀。
袁：那你能不能列举出3条你认为关键的特质？在你招聘新人的时候，你看什么？这很重要。
休：我需要具有想象力的人，有好奇心，不会轻信自己听到的一切，富有调查的精神，能够公正地报道事实。我认为《60分钟》成功秘诀在于，我拥有好莱坞导演那种挑选角色的能力，我能挑对人。我挑的那些人其实就是电视里的电影明星，像凯瑟琳·赫本，格里泰·嘉宝，玛丽莲·梦露，他们具有明星气质。这正是我们这一行的本质，要挑选那些可以跳出电视屏幕、站到你面前的人。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你就赢了。谢谢你，你很可爱。
袁：谢谢！
莫利·塞弗 美国资深战地记者
袁：你最近的报道是关于什么的？
塞：眼下我在做一个关于欧洲恐怖主义的报道，关于欧洲潜在的伊斯兰极端分子。我刚完成了另一个报道，是关于纽约的一场艺术展览，这是法国的一对艺术家夫妇，他们在中央公园树了375座门。
袁：我也在电视上看到了，红色的门。
塞：这个展览一直进行到2月28日。那些红门看起来很美，特别在冬天。
袁：这让我很吃惊。因为看起来你突然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从这样一个令人厌倦的、血淋淋的战争话题跳到这样一个宁静的主题。
塞：记者是世上最好的职业，不是吗？
袁：为什么你认为这是最好的职业？有些时候难道你不认为这行很难让人理解吗？
塞：不，这份职业可以让你拥有生活可能拥有的各种体验，可以在工作的时候接触令人赏心悦目的事务，就像是艺术展览；也可以接触全世界关注的严肃话题，特别在现今的艰难时势中。所以这份工作很有意思，可以轻松到周末的一场芭蕾，也可以严肃到伊拉克战争。
袁：我今天上午听了你的演讲，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你对自己有点儿太过顶真。从你所讲的内容来看，我有这样一个印象，你对电视行业的现状不是很满意。因为观众需要看不懂复杂的内容，所以你必须把一切简单化。还有就是，现在的战地记者都只凭直觉来报道，缺少对现实的反思。这是不是……
塞：我让我忧虑不安和失望的是，电视有着如此巨大的能量，可以告诉人们这么多的信息，但电视(行业)并没有抓住这个机会。所以我们就有了片言只语、支离破碎的新闻报道，当中还夹杂了广告和最无聊的娱乐节目。但我认为在当今社会，人们迫切地需要了解更多的信息，尤其是在一个像美国这样的国家里。获得信息是至关重要的。这个国家把年轻人送上战场，人们应该知道他们是为了什么上的战场。我是说，真正地了解背后的原因，而不是轻信任何政客的说辞。
袁：你曾报道过多少战争？我说起这个词来有些困难，因为我痛恨战争。你一生报道过多少战争？
塞：哦，我从来没数过。越南，阿尔及利亚，两次中东(战争)，尼日利亚，印巴，塞浦路斯(好几年)，也门亚丁……我记不清了，可能一打吧，十次或十二次。这些战争其实到最后都一样，真的，都是夺走人命，都不应该的。
袁：你对战争的态度有变化吗？当你年轻时，第一次被派为战地记者，那时候是不是很兴奋？
塞：当然！我那时还年轻，而战地报道又是重中之重。但兴奋的心情很快就减弱了。你知道，我很尊敬今天的战地记者，他们都很有勇气，也都干得漂亮。但战争的一个特点是，作为战地记者并不需要很好的身手，因为一切就是那样发生了。这里边需要很多的运气，也需要一些勇气。但或多或少，一切就是在你面前发生，让你来报道。不过这次的伊拉克战争很不一样，这次的任务很艰难，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无论是报道，还是保命。这当中最没有意义的一点就是战地报道会让人感到无比压抑。作为战地记者，你不能想得太多，不要想这一切为什么发生。只要埋头干活就行了，闭上眼睛，停止思考。
袁：那你有没有想过要拒绝这份工作？
塞：没有，没有。
袁：为什么？是不是你认为这是你的责任来告诉人们战场的真相？
塞：不是。这个游戏就是这样，你要么上前线，要么就做门外汉。所以，我从来没有拒绝过类似的机会。
袁：你感觉是不是很糟糕？
塞：我痛恨战争！这是最应该被憎恶的人类行为。
袁：那你对战地报道怎么看？
塞：战地报道当然是必要的，政客们需要在一些地方制造战争，我们需要尽可能了解真相。要了解真相，就必须派出战地记者，因为从政客的嘴里是得不到真相的。永远得不到，不管是什么样的国家。
袁：那你是怎样避免主观报道的？
塞：我想假如你从事新闻行业的时间足够长，又做得不错的话，你通常不会让自己的主观立场影响到报道内容，这需要通过努力来避免。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总能够把自己的主观立场置于报道之外。我的意思是，要是一个年轻人在你面前死了，你能有什么更多的想法？你能置身事外吗？当然你会有想法，否则就不是人了。他不应该，他不应该在那里，他不应该死。你怎么可能没有想法呢？你当然只可能有一种想法。
袁：那你是否认为，成为一位战地记者是人生一大成就？
塞：不，我不这么想。我觉得自己完成了派给我的任务，还干得不错，但我不会认为这是一桩成就。要说成就的话，很多年前我在美国做过一个报道。一个年轻工程师被指控抢劫了一家饭店，并因此被判终身监禁。当我们研究这个案子后，很明显他没有犯下这一罪行，他是完全清白的。我们花了半年来调查这一案件，节目播出后两个星期内，他就被无罪释放了。警方之前的调查太烂了，检察官的调查也太烂了。所以，这才是那种会让你对工作感觉很好的报道。
袁：谢谢你，我很欣赏你的正直。你上午的演讲让我动容，祝你好运，希望你能做出更多更好的报道。
塞：谢谢，我也这样希望。
爱丽丝·鲁塞特 法国著名新闻主播
袁：你的节目是主要关于政治话题的吗？
鲁：不仅仅是政治报道，也是一个调查类新闻杂志节目，我还报道每周一和每周二晚上07:30的新闻。这个节目我已经做了15年。就在法国3台，这是法国的一个公共电视频道。所以我做的内容很广，政治但不仅限于是政治，还有社会新闻等等。在我新闻调查类杂志节目中，我们有时也会做类似伊拉克战争这样的国际话题，但不是只关心大事，我们事事关心，新闻随处可见。新闻可以发生在法国，在亚洲，在美洲，我们不受限制，但并不是只有国际时事。
袁：首先我要祝贺你。我们都知道30%的节目占有率代表了什么，这有多难实现。
鲁：如果一个节目做了许多年，也许就不会那么难了。我做这个节目足足15年，一开始当然没有30%。但做了这么多年后，又有一支这么好的队伍，你的成功会随着岁月累积，这才有了30%的占有率。但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了解，长期的努力工作，终会带来成功。
袁：你认为这么高的收视率是取决于什么呢？人们是不是认为你很权威，值得信赖，或许还很有趣，还有什么吗？
鲁：你知道，很难搞清楚人们是怎么看待你的，所以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觉得观众们知道我是为他们服务的，每次我提问，我都记得自己是要问，所有人都想问的问题。我代表我的观众，我想这是为什么人们喜欢我的原因。因为我代表我的观众。
袁：那你如何避免让自己的主观立场来影响你的报道呢？新闻必须是客观的，可观众个体又是如此不同，你无法代表所有的人，每个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鲁：这的确很难，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必须聆听，聆听每个人的声音，总是聆听。许多记者到后来都忘了聆听。一开始他们还会聆听，但天长日久后，他们不再听了。但一直保持聆听的工作方式，恰恰是最重要的。只有听取每个人的说法，才能做到更客观。当你做这一行，你会遇见很多人。某人会对你说，“我认为这样，因为那样”，而前一天，另一个人的说法却截然不同，所以你要在其中找到平衡。这才是保持客观的作法，要听每个人怎么说。
袁：的确。你知道现在美国总统布什正在访问欧洲，这是他连任后的第一次正式访欧。
鲁：是的，他还和希拉克总统共进晚餐。
袁：既然你人在上海，就更能畅所欲言了，你能不能告诉我，跨大西洋关系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
鲁：我认为美欧的观点不尽一致……
袁：在什么问题上不尽一致？
鲁：关于伊拉克战争，关于我们如何看待阿拉伯人和阿拉伯国家。这其实比单单伊拉克来得更重要。问题在于，我想三年前的美国人，特别是布什，不可能聆听所有(国家的)观点。而我们与他们意见有分歧，我认为对法国人，也是欧洲人来说，尽管英国、西班牙与我们意见不一，但表达不同意见是至关重要的，要试着来解释分歧发生在哪里。问题是三年前，我们想解释的时候，布什不想听。现在，他看到了在伊拉克发生的一切，意识了大事不妙，然后他开始聆听欧洲国家的想法，听取不同意见。美国就应该听取不同的意见。我并不是说我们就一定对，我是说这个世界那么大，那么不同，也许法国人要比美国人更了解阿拉伯人。
袁：为什么？
鲁：因为我们有着与阿拉伯人、阿拉伯国家打交道的传统，我们很早就去到那里。我们有很多共同点。你知道，很多阿拉伯人都住在法国，在6千万法国人中有6百万阿拉伯穆斯林，差不多是十分之一。所以也许我们会比美国人更了解他们。我认为大家应当彼此倾听，法国人要听美国人怎么说，法国人要听亚洲人怎么说，法国人要听南美人怎么说。但更重要的是，美国人应该听听别人怎么说。我感觉这一点正在发生改变，我希望是这样。
袁：你做电视新闻已经有很多年了……
鲁：20年。
袁：你是否认为电视正越来越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你觉得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鲁：我觉得在法国，电视媒体还是很法国，但还是把目光投向世界的每个角落。这很有趣，既要放眼世界，又要立足法国，还要反映不同的生活侧面。既有法国人的生活，中国人的生活，美国人的生活。最要紧让每个人明白，我们是世界人。世界人应该更好地了解世界。
袁：这是不是挺难的？你们也有了越来越多的好莱坞电影，越来越多的英语节目，越来越多发生在英语国家的新闻。
鲁：是的，我也觉得很难。当我试着想象30、40年前，在法国人们只有一个频道可选，那时候还是新闻年代，很了不起。但那时的新闻最多来自世界上4、5个国家。而现在，法国人，中国人，或者说亚洲人，很难理解世界每个角落的新闻，必须有一些理解的钥匙。对于我们记者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当你在提供信息的同时，要给观众理解的钥匙，这很重要，如果你只给他们信息而没有钥匙，那等于什么都没说。能让人看懂新闻，才是难得。
袁：我同意你的看法。既然这是一个主持人的盛会，我想你能不能与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成功心得？主持人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
鲁：我想努力工作是关键。当你看节目时，很容易就可以看出谁是真懂，谁是不懂装懂。他们的努力被看得一清二楚。只要你不努力，2、3月下来就会在屏幕上露怯。要知道，看出一个人没做功课是多么的容易。所以在工作时要尊重别人，尊重你的采访对象，尊重你的衣食父母。我想主持人最好知道一点，我们的工作是很重要，但也不是那么重要。在法语里，我们说要“谦恭”，主持人就要谦恭。主持人要明白一点，能坐上主播台是因为人们对你感兴趣，而不是你对人们感兴趣。如果你要问我成功心得，这就是我的心得。
袁：谢谢！这一点的确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