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立在杭州的第一晚做了个梦，他梦见《济公》开拍了，自己站在一个高台上下棋，直晃悠，有人一推，棋子掉了，结果掉的还不是棋子，他着急啊，和摄制组的人打架，嚷嚷着：“我要的就是那股劲儿。”描述这个梦的时候，张国立兴奋得直比划。
这一切都发生在《济公》开拍前夕——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
就在前几天，张国立和邹静之连夜从横店赶到杭州，约上杭州编剧杜文和，继续聊济公(之前已经聊了几个月)，结果是越聊越兴奋，聊到子夜。
据说在两年前，浙江华新影视的总裁赵依芳就琢磨着把《济公》拍成系列剧，计划拍100集，现在已经磨出30集的故事大纲。张国立不但将担任新版《济公》的导演与监制，还将出演剧中反一号，与儿子张默演对手戏。
眼看着这四个人在杭州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人手一杯飘着香气的乌龙茶，坐而论道，这事儿眉目越来越清晰。
激荡·不要济公的表
“《济公》已经被拍滥了，重新拍，我们想拍出个新样式。”张国立一贯的声音声调，“以前的济公都是以民间故事为素材的喜闹剧，戴着破帽子，拿着一把破扇子，找趣味和乐子。在我看来，那是一种表，我不要这种表，我希望和观众能达到一种内心的交流，我要的是‘会心’，所以我们不想找乐子。”
邹静之和张国立合作已达到默契的程度，他顺下去说：“最大的困惑是如何从一个凡人到济公，来由在哪里？为什么姓李？为什么出身大户人家？这些以前都没有交待过。”
编剧杜文和坐在张国立身边，寡言，偶尔也说几句。
“善使济公的法力越来越大，我想从济公身上寻找到一种精神、一种美好。”
张国立把他们之间这种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称之为“脑力的激荡”。
严峻·电视剧市场
“韩剧《大长今》在央视的收视率达到38%。”赵依芳无意间透露了一个数据。
这是一个让所有电视剧制作人眼红的数据。张国立果然听了有些恼，“现在的中国电影、电视剧、戏剧越来越缺乏感动，全在讲商业运作、情节和画面的漂亮，而它们是空洞的。中国人一直认为自己的文化底蕴厚重，以前也拍一些厚重文化底蕴的戏，为了适应市场，改——加快节奏，情节曲折；后来，又改——开始打，打得不亦乐乎。我们内地的电视剧现在被香港导演和台湾导演弄得支离破碎。人家韩剧倒是开始踏踏实实讲一个故事，讲人情，讲礼仪廉耻，等人家的收视率‘嗖嗖’上去的时候，大家全傻眼了！”
讲着讲着，张国立有点急火攻心，这似乎违背了他一贯的做人原则，“我有时并不想讲这些话，讲得头头是道是没有用的”。
归根结底一句话：拍一部好剧，既要有钱又要有时间。
假象·电影的繁荣
“去年中国一共生产213部电影，其中《江湖》没有通过电影局的审查，所以一共是212部电影。在212部电影里，其中有3部电影票房过亿，赢利的只有十几部。”去年中国电影票房15个亿，很多人觉得中国电影的春天来了，张国立却最听不得“繁荣”这两个字，“我觉得这些都是假象。就好比旗杆，只有光光的杆子，远远看过去风头很好，但它不是金字塔状的。”他的理论是：在212部电影里，假如有150部电影保本，“我才敢说那是繁荣”。
“假如中国电影称得上产业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失败的产业，这个产业应该倒闭了。去年几部过亿票房的电影全靠明星，刘德华赚了两个亿，周星驰赚了一个亿。
“我怎么敢在这个时候拍电影？我不敢赔本啊！我不是那种给我3000万，跑到国外得个奖便以为自己全胜的那种人，我的承受力不行，所以只能拍电视剧。照我看起来，我们的电视剧再不找个标准，也快完了！”
说到自己的几部电影，张国立很突兀地笑了，“我发现我这个人一沾电影就特倒霉。那一年，好不容易得了个金鸡百花影帝，报纸说了：中国根本就没有影帝一说；后来《一声叹息》在开罗国际电影节获奖，我想这回总该是名正言顺的影帝了吧！结果人又说话了：这是第三世界的电影节；《手机》上映以后，所有人都说我演得好，可是专家偏偏没有把奖给我。所以，我现在不敢说自己哪部电影最好，有待继续努力！”
末了，张国立又补上一句，“我要向那些至今仍致力于拍电影的人致敬，要是都像我那么现实、清醒的话，就没人拍电影了。”
张国立的左手腕上系着一根细细的红色带子，本命年，似乎是应景系一根红绳。 记者宋笑梅/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