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凡倾听：追忆著名画家、导演陈逸飞(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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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视文艺频道4月17日晚21：40分播出

　　2005年4月10日，一个普普通通的星期天。然而就在那天的早晨，著名画家、导演陈逸飞先生突然辞世。噩耗传来，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个如此充满活力、充满乐观精神的艺术家，怎么可能在顷刻间就消失了呢？他的去世震动了整个文化界……

　　程十发：陈逸飞他是我们画院当初年纪最小的一个，现在变成最小的一个先跑了，我现在心中总是不太好受。

　　吴思远：陈逸飞这样突然走了，在个人的感觉上我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因为在他去世前几天，就是进医院前几天，我们还保持了一两天就通一个电话，我要看他的电影拍得顺利不顺利，进度如何，我听不出他有那么严重的病的状况。

　　谭 盾：这次我又回国，当我刚一回国就听到这个噩耗，这个不好的消息我是非常地震惊。

　　杨 澜：所以得知他去世的消息时我正好在昆明，我就特别吃惊都不敢相信。后来我还说，不是乱开玩笑啊。

　　马 力：然后我想，不可能吧，那么快，就是突然一下就这样了，然后我想可能是别人瞎说或造谣之类的那种东西，回来看了网站，确定这是真的了。

　　王安忆：当然是极其意外，非常意外的。老是觉得他老是忙碌在时尚的每一个地方，突然之间……

　　大约在一年前，也就是2004年的4月7日，陈逸飞先生走进了我们的《可凡倾听》栏目，我们有过一次非常愉快的交谈。当时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他那充满自信、雄心勃勃的话语依然在我们的耳边响起，然而现在他却永远离开了他所热爱的艺术。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重温当时我们谈话的情景，让我们一起来回忆他的辉煌、灿烂然而又命运多舛的一生……

　　曹：陈先生你好，好久不见。在我的印象当中你是一个特别喜欢接受挑战的人。几乎每过一段时间会有一个新的选择给我们大家带来一种新的惊喜。果不其然现在我们又看到这样一套非常特别的书叫做《逸飞的选择》，我觉得这套书从内容到包装上都非常地不一样，我觉得有逸飞品牌的特质，非常时尚。

　　陈：你是不是觉得我挺多事的。

　　曹：那你怎么想到去做这样一本书呢？

　　陈：我首先我就想着现在做书的人也不少，我老在想我自己是一个喜欢买书的人。我想能不能自己做一点书给周围的朋友看看，所以我就萌生了想一个做《逸飞视觉》或是《逸飞选择》这样的一套丛书。像我这次做的是叫《都市选择》我们这次做了四本：米兰、东京、伦敦和布鲁塞尔。你看上去好像人家是不是会误解是旅游的呢？那如果你翻开来就有我们工作人员的护照。

　　曹：我觉得这个创意挺好。

　　陈：所以这里面就有我提到的一个概念，就是一个mook的概念

　　曹：这个mook是个什么意思呢？

　　陈：m-o-o-k，顾名思义也就是magazine我们叫杂志，跟书的一个结合。

　　曹：就是把书跟杂志的特点融合在一起。

　　陈：大家知道做杂志第一是块，每个月买一本你就想得到一个最新的信息量。包括将要发生的一些预告，会在这个杂志里出现。书呢，一般我觉得是比较精致一点，似乎人们感觉做书要很长时间，人家以为做一本书要几年。朋友们特别关注的是一种质量感，包括文字的质感。所以，从这点上说，如果能把这两点结合得好呢，又有信息量，又有书的那种精致，甚至一个细节上的到位。那我想在书架上就不会像就不会像杂志那样看完就到旧货商店去了。就卖掉了，就丢掉了。书是可以放在书架上是一直可以保存下去的。

　　王向明：他就是有一个很大的雄心，他说干就干，那看他干了多少事，他有的时候就是说跟你探讨一件事，我们会想到说说就算了，他过几个月他出来了，一本杂志出来了

　　杨 澜：第一次跟陈先生认识是在1997年的年底左右，↓后来我就约请他在香港做了一个专访。我记得那一次我们谈论的话题就是说一个画家是不是要不务正业的问题，我记得他当时就告诉我，视觉艺术都是相通的。

　　邱瑞敏：他爱好也比较多，像我们比较单一吧，就是一直搞油画创作直到现在，他又搞电影，搞视觉艺术，搞服装，搞杂志，全方位的，投入很多，付出也很多，

　　1946年4月12日，陈逸飞出生于浙江宁波。1965年，他从上海美专毕业，进入上海画院油画雕塑创作室。上世纪60、70年代，他创作了《黄河颂》、《占领总统府》、《踱步》等知名的优秀油画作品。1984年底，石油大王哈默博士在访问中国时，将陈逸飞的油画《双桥》送给了邓小平，被世界传为佳话。1991年，陈逸飞的《浔阳遗韵》以137万港币创下了中国油画卖价的最高纪录。

　　程十发：他总的一个样子是能干、苦干。

　　邱瑞敏：我记得他在搞创作的时候，每个道具他都要借到手，有时候借这些东西很不容易，枪炮、子弹、服装，要想画得很逼真的话，那么他会想尽办法到电影厂去借，这种钻劲比我们强，我们有时候懒得想，借不到就算了，他一定要把它借到手，所以在画面上他会表现得比较真实一点。

　　王向明：记得在2002年的时候，上海艺博会上他有一张画参加，然后我进去看到他手里拿了一个很小的画板，在开展的半个小时以前，他拿了一个很小的画板还在改，改了以后他到处问怎么样，这个手好吗？这个臂形好吗？反正说了很多，他心里好像很不安的样子，后来甚至到开展以前，他就自己爬上去调整那个灯光，后来不小心摔下来，把腿都摔得扭伤了，这件事以后，我就觉得心里蛮感动的，

　　曹可凡讲述亲身经历的故事：

　　陈逸飞先生是一个特别追求完美的人，有的时候当他的画作已经挂到展厅以后，他发现不满意的画，他立即要进行修改，1999年在纽约的大展就是这样。他发现其中有一张画不太满意，他特别难受。他反复修改，反复修改，最后说实在没有办法了。他说以后画画我一定要注意，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他对别人的画也是这样，他的一个同班同学举办了一个展览会，他特别高，而且当场买了一幅他同学的画。过一段时间他又把这个同学请到他自己家里，他说，我跟你商量一下，他说这幅画当中的那匹马好像画得有些问题。如果没有这匹马的话，这个画面会不会显得更加动人？更加能够抓人？那位同学说其实我在画的时候，也感觉也有点儿不对，可是我并不清楚它毛病出在什么地方。陈逸飞说那就这样，我们现在就改吧。于是他们两个同学就一起在这幅画上反复修改，直到满意为止。

　　因画成名后，陈逸飞开始广泛涉足电影、时装、环境、建筑、传媒出版、模特经纪、时尚家居等多种领域，并着力推介“大视觉”、“大美术”概念。

　　访谈：

　　曹：你不仅是画画而且对环境艺术也非常关注？

　　陈：我们今天是个拿来主义的时代。所以从这点上我们还能做很多事，但实际上将来会越来越专业化，但也必须有一些人出来从一个概念上大家来提供一些讨论的题目。我想是这样的，大家去关注去思考一些问题，就包括像新天地，当然人们有很多的议论，我一直说她使我们来思考城市建筑文化的保护，包括新老建筑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很多事情不是十全十美的，但很多事可以给人们带来一种深思。所以我想我如能做一点事或起一点作用，也就是说我能传递一个信息，就是我能做的，你也能做，而且你可能比我做的更好。就是说大家一起从事关注和实践文化产业的这个大事业，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视觉产业的大事业。我想这个城市会越来越美丽。

真实的陈逸飞 (点击小图看大图) 点击此处查看其它图片

　　曹：我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说，你的这个视觉产业，无论是画画也好，电影也好，模特经纪，时装设计，等等，当中有很大部分是围绕着女性展开的，也就说，你是为很多的女性朋友服务，你是不是对女性有自己一种独特的解读呢？

　　陈：我觉得这实际上，对于一个文学作品的女性这个为主题的东西，这实际上是一个千古主题。（加我想有男就有女嘛，本身就是这个社会的组成的一半，所以我想如何能够画好或是在我们电影作品等等，把它表现得更让人热爱生活。

　　曹：这个美能够传递给每一个人。

　　陈：那我想这是所有艺术家自己喜欢做的，也是应该做得出来的。

　　曹：那你作为一个视觉艺术家是怎么去看待女性的？

　　陈：我觉得这又是太大的题目。我也被好多人问了好多次。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倒不是怎么去看待她，而是女性自己有什么的表现，而女性自己要知道自己给别人看什么。

　　曹：那我们或许换种说法就是女性什么样的表现是能够让你欣赏的？

　　陈：我觉得她要自信，这个自信要很得体，她自己要能表现自己最美的一面，最见长的一面，实际上你看到一种白领她穿得一本正经，甚至过去你看穿军装女孩都很漂亮，就像我们年龄的人都有这种感觉。你看好多女孩，戴了军帽、穿了军装，也很美啊。实际上这里面她有一种表现，这是一种从内在透出的一种自信，一种显示自己最能够被人领悟到的自己最美的一部分。我觉得这实际上最重要的。

　　曹：现在的人们似乎有这样一种偏见就是似乎很难容忍一个文化人以文化的名义去变得富有，当你以文化的名义去变得富有之后也常常会招来很多的非议。你也是如此。

　　陈：我真的要补充一点，我实际没有从这些产业上得到什么钱，很多朋友知道我的话，也就像你最开头的话那样，像我现在画画，你也知道的，你也参加过我在纽约的画展，你也看到销售的情况，如果对别人说可能别人还不理解，对不对，我能卖得那么好，在纽约我是哪一年跟你去的，是不是，那如果这样你可以算一算，我可以很稳定的，或是很舒适的。

　　邬君梅：他可以什么都不干了，他已经很有钱了，他已经很都地位了，但是他一直就喜欢拍电影。当时我们还笑他你画画得那么好，你还去拍什么电影啊，你都去做导演了，人家真的导演去干什么啊。但是他就喜欢拍电影。

　　宋 佳：真的我觉得他是个特别棒的画家，不一定非要做一个好的导演，或者是拍一部电影。其实人的志向可以很多，为什么？也许他的爱好，因为每一个人有每个人的追求。

　　王安忆：我想他不必做这么多事情。其实真的我觉得我们能够做好一件事情就很可以了。不要做那么多的事情，但是我想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像他这样的人，恐怕总是觉得，我有一点条件，我能够做更多的总是好的。我觉得他是筋疲力尽的。

　　曹:所以我们很多朋友都说,陈逸飞何必这么吃力。

　　陈：对啊。

　　曹：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说，你有时甚至把卖画的钱去做其他的事儿。

　　陈：是啊，通俗一点说，我妹妹就说过，而且她老说，哥哥你挣钱也挣得蛮多，这钱只从你手里过一过。所以说实在的，我做那么多的事情，有的有点赢利。 又去投资到别的地方去了。那里有点赢利了，又投资到那别处。有时也有失败的时候。我想我喜欢的也就是这个过程。

　　曹：当你听到这些非议的时候，你心里会介意吗？

　　陈：因为也听了多了，耳朵也疲掉了。但是这也有一个过程 ，当我在四、五年五、六年前。甚至再早一点的时候，不理解的朋友甚至更多。我碰到一个北京最高学府的美术方面的院长。他说，陈逸飞，我们真不懂你呀。你画画得那么好，拍卖啊 。画廊也是世界一流的。你干吗要去做这些事。

　　曹：在你眼中你觉得钱和文化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陈：没有钱就是有点不方便。我想的确，今天的艺术家的一种生活，实际上跟我们一般人从小说中间或者看到的，我觉得已经是有很大的出入。特别你想玛勃罗画廊，那些都是顶尖的、世界上的艺术家，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是我在思考的，我在思考，或者我也在参考的东西。我觉得也就是把自己所挣得的钱再用在自己所喜欢做的事上。所以我们玛勃罗画廊的经纪人老跟我们开玩笑，跟我也说，哎呀，你们艺术家就是这个不安分，那个谁谁谁——我知道那个西班牙画家很有名，跟我也挺好，我墙上还挂着他的素描呢。他就一天到晚写作，写作以后又说翻作剧本了，老不好好画画。再追溯到前面几个大画家，也是这样，不安分，你们艺术家就是不安分。但是我想，正因为是不安分，也许正因为有这些好奇心，实际上是艺术的最根本的东西。a但是我还是要回到前面一条，第一是喜欢，第二，我还有点条件去做这些事，第三，我的确还是比较有点理想的人，我老觉得我还做得不太好看，也会想到自己的一种尊严跟城市的尊严，跟一个民族的尊严。真的从大道理上来说是连在一起的。

　　曹：你希望把自己的理念能够变成现实

　　陈：对，

　　很多人都会认为陈逸飞先生会过着非常富裕或者说是奢侈的生活，其实他的生活非常的简单。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到他的画室就可以看到，除了书除了画之外，几乎什么也没有。他平常也经常是住在画室，他的画室旁边做了一个十八平方的一个卧室，甚至也没有暖气，只是放了两个电暖炉。即使是这样一个小房间，他还是搁了一个画桌，他在这间房间里面尝试着他的新的水墨画。他经常是在晚间作画，有的时候一画就画到两三点。我就问他，那到了两三点肚子饿了怎么办？他说很简单啊，我就从冰箱里面拿一点儿馄饨，拿一点儿饺子，我自己煮一下就可以了。那我说你既然有小保姆，为什么不让她给你做一点儿热汤、热水呢？他说太晚了，她第二天还有工作呢。

　　马 力：我印象中的画家可能是那种思想比较古怪，不太容易接近的那种感觉，但是陈总不是这样的，他的亲和力特别、特别好，就是站到我面前，一般不会有不敢跟他说话的感觉。

　　杨 澜：给我印象最深然后我非常感动的事情是有一次我带着自己的小孩子，我跟陈先生打了电话，说小孩子很喜欢画画的，但是我们家没有任何人从事这方面的工作，那小孩现在应该怎么样去培养呢？陈先生就说，那来吧，到我画室来吧。后来我就带着小朋友到陈先生的画室，我印象中他当时有几副大的油画在同时创作，那么他就放下自己的工作跟小孩子一起在普通的纸上画草图啊，画好玩的东西，就是特别的耐心，然后还带小孩子去做陶艺啊，去捏各种各样的泥巴。我想他对一个孩子都可以给出这么多的时间，而且那么地耐心，让我非常感动。

　　谭 盾：我们第一次在林肯中心的演出，我记得那时候是和纽约世界合唱团合作，那次演出我们也因为人生地不熟，我们也找不到各方面支持和赞助，陈先生自己后来自己捐了一幅画出来。我把这幅画卖掉就那这个资金投到音乐会里，算他的赞助，而使得我们这批人可以顺利地演出。那时候我们刚到纽约才几个月嘛，所以对我们的支持一直在我们心目中留下了极其重要的印象。

　　邬君梅：最近一次是我回来做《美人依旧》的宣传，首映在上海，然后我就跟吴导通电话。我说你能不能把他（吴导）叫出来。后来他说陈逸飞忙得不得了，因为在这之前当然是他电影的很多诽闻。就是说他马上就是要开拍了，他忙得不得了，他说我帮你请。请到了就让他出来，我说好。居然一会儿工夫吴导就给我打来电话，就说陈逸飞说他一定来。我说，真的？后来我就跟他打电话，就那天晚上他带着他的太太，然后我们在大厅里见的，然后他们跟我一起进的《美人依旧》首映院，就是这样子。当时我见到他的时候，他还显得很精神。我说谢谢你，你这么给我面子。他说哪里话，我们要互相支持嘛。

　　陈丹青：他从来就是做事情很认真，北方话叫：“很叫板”，就是不做到一个程度，他不罢休。而且有的意思的是，其实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看好了，我将来一定拍电影。那当时说这个话我们就觉得也是一种愿意，所以后来我在美国知道他拍电影，我觉得他终于了了自己的心愿。

　　杨 澜：我最后一次见到陈先生是在今年的春节，我记得是初六还是初七吧。我和我先生还请他和余秋雨先生一块儿吃饭，当时他就是谈到就是说把许多的精力投在《理发师》这部电影当中，还谈这部电影怎么样一波三折，那么最终他对于选的你那女演员还都是非常满意的，所以要进入实拍的工作。当时我们还都跟他说，说要悠着点，因为拍影视剧的时候往往是集中的突击拍摄，工作负荷是非常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