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娱乐讯 二十二集电视连续剧《家风》在中央一套播出以来，在观众中、在业内都得到很高评价，收视一路飘红，被誉为近年来不可多得的一部优秀主旋律电视剧。近日，笔者针对这部热播的主旋律电视剧对话了该剧的编剧彭名燕老师。
笔者(以下简称“笔”)：您的小说《杨门家风》改编成电视剧，但剧名有所改变，这一变动有别的意义吗？
彭名燕(以下简称“彭”)：没有，我们就想说明这个《家风》不是特指哪一个家里的家风，而是泛指，观众可以在里面去对号，并不只是姓杨的，姓刘、姓张、姓赵的都可以去对。
笔：您如何界定这部戏？主旋律？反腐倡廉？还是家庭伦理？
彭：我觉得它是一个主旋律和家庭戏的结合体。它跟反腐倡廉剧没有什么关系，但如果你要来界定它的话，可能它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反腐倡廉，就是这里没有一个贪官，没有一个坏官，都是清官。包括牛、杨两家的矛盾也不是好人和坏人的矛盾，也不是贪官和清官的矛盾，都是好人之间的矛盾、有责任心的人之间的矛盾，是聪明人之间的矛盾、善良人之间的矛盾，所以它不是直截了当地去作反腐的内容。说从某个意义上来说，它提倡一种民族之风、一种正气之风，潜在地号召人们去抵制社会上的腐败现象。你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的话，可能能搭上反腐倡廉的意思吧，但是比较勉强一点。
笔：中国的传统美德有很多种，但您是怎么想到拿“家风”这个点来做文章的呢？况且在现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这个点肯定会带来许多不同的反响。
彭：我觉得家庭比较好切入。如果你要把人放在社会里面，放到一个这样大的环境里面去，它很难找到凝聚点。但当你面对着家里的老婆、儿子儿媳、孙子孙女时，家庭里各种各样的矛盾实际上就是社会矛盾的聚焦。这个社会矛盾加上亲情之间的矛盾，加上很难说得清道得白的人物内心冲突的矛盾，我觉得这样表现出的矛盾的点就比较能够扣准人的心。你如果完全放在社会上，某个单位之间发生矛盾，甚至说是被告与原告发生矛盾，像这样的矛盾，它就不容易直接触及到某个点上，某个敏感的点上。而放到家庭里面来的话，它就很容易一下打准一个点，容易在很多人的心里引起共鸣。大家会说这个事情在我家里面也经历过，我的女儿也是不听话，我的儿子不听话，我的孙女现在又怎么怎么样，我接到很多很多这样的电话，我们家里面也又这样的事情，他们家里面也有这样的事情。它容易使人们产生认同，放到一个家庭里面来聚焦，我总觉得比较能够调动起自己激情和找准切合点。
笔：您认为《家风》这部戏是给年长一代人看的，还是给年青一代人看的？
彭：我觉得几代人都要看。因为你想一个老干部，我主要写的是一个离休老干部，一个国家部一级的干部，那么他有老婆、有他的儿女、有第三代，他一个人就像一张网一样，网起了几代人，几个不同年龄层的矛盾都交织在他这张网里面，也可以说别人的矛盾反映在他身上，他的矛盾也反映在别人身上。所以一下子几个年龄段的人都聚集在一起，就在这张密密麻麻的亲情网里游走、碰撞，很难逃过去。这样处理对弘扬正气的主题应该也是有帮助的。
笔：《家风》播出之后，不少人拿您这部作品与韩剧做对比，您如何评价，从价值观上看您觉它们得有可比性吗？
彭：我从来没有想到它去跟韩剧比。最近我看到报纸上有些人也说它比韩剧的内涵大，我觉得韩剧更多偏重在家庭的温情，它跟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不太相干。你可以把它放到六十年代，也可以把它放到五十年代，也可以放到现在这个年代，它都能成立。因为亲情，不管古今中外过，去历史还是现在将来，它都有一个依附于人性的共性。而《家风》的人性是跟历史背景联系到一起的，是跟改革开放这个大背景联系在一起的。有一些情节比如说他女婿下到基层扶贫，如果要把它放到民国它就绝对不成立了。所以说剧本中所体现出的一些矛盾，是靠着社会大背景，跟随着时代变革的脉搏而显现出时代的特色。如果离开了这个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将它抽离，《家风》可能就不成立了。杨家的矛盾紧紧地跟这个时代搅在一起，你没有办法将它跟时代割裂开来，如果要跟时代割裂开来，可能又是另外一种写法。比如说要去跑官、要去通过人情撤销扶贫，像这些矛盾你放到以前都不可能，哪怕是七十年代也不成立。这些都是到了我们这个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才应运而生的。一些负面的、正面的元素和内容，作品所体现出的价值观统统会打上时代的烙印。
笔：您一直生活在深圳，《家风》这部戏也是在深圳拍摄的，那您创作这部戏的背景是否也设定在今天的深圳呢？
彭：《家风》的背景在广东省，深圳其中也有一部分吧，比如说黄玉芝在深圳买房子什么的。反正我觉得它的大背景应该在整个沿海地区，特别是广东省这样一个大的环境，正是在一个这样的大环境中发生的故事。所以《家风》是有南国地方色彩的。
笔：您一直以来的影视剧作品在创作风格上是否都带有地域色彩？您认为编剧是否应该体现出地域性？
彭：我认为编剧是应该用作品体现地域性的。因为地域虽然是一个特定的环境，但是这个特定的环境是我们民族的环境，如果你写一个作品离开了一个地域，你抽象地去写某一个地方，就多少失去了性格的依据。我有时看那些有关西北的或是江南的作品，它们的地域色彩很浓，乡土气息很浓的内容很容易打动人。虽然我不是那个地方的，我跟那个地方毫无关系，我甚至都没有去过，但是看起来能够把自己吸引到里面去，觉得我就是那个地方的人，这才是作家的本事。泛泛的、没有什么地域特点的东西，不容易深层次地打动人。那些写黄土地的作品，写得很土，很掉渣儿，但看起来却很过瘾。写江南的一些作品，江南清秀的色彩跟人物的个性烙印却是同步的。你写某一个地方，比如说广东，它是改革开放的先驱，商品意识觉醒得很早，邓小平最早在这个地方划出了特区，所以这个地方人们的意识就跟其他地方人的意识和处事方法不一样，地域的特点实际上就是代表了我们民族的特点，代表了我们发展的轨迹。中国有的地方很封闭，它的封闭带给人性格的特征也不一样，开放的地方开放的速度带给人的情感的冲击又不一样。所以必须要有一定的地域色彩才能把人物的性格展现清楚，作品才能够跟社会的发展同步起来，跟时代的发展同步起来。
在借用电影电视这种载体来创作的时候，我个人认为也是应该带上地域性的。但是也可能有这样的看法，说不要地域，不要时代的特点，作品能有更长久的生命力。其实有这种观点我觉得也不足为怪，作家写东西是根据自己敏感、最打动他的那个点切入。像我的创作，最能打动我的点就是在这个时代发展中人物命运的变化，它能够把我的激情调动起来，我就偏爱这样的切入点。有的人就觉得时代的发展不能够吸引他，或者说这种刺激调动不出他创作的欲望，那他也许就从别的地方入手了。像那种纯言情类的，或者根本不要任何时代特点，故意模糊时代、模糊主题的，人家也能写出好的作品来。我们也不能去排斥这样的作品，我觉得大家都在这儿作尝试嘛。写作这个东西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有很多人喜欢网上的文学，网上的文学中有很纯的言情小说，它也很能吸引人，而且每个创作者和观众都有自己的经历，有自己对文学的理解，有不同的激动自己的办法和途径。所以我觉得这个不要强求。也不能说我就是最好，我们写出东西来能够让观众认同就好，我感觉是这样。
笔：接下来您有什么新的影视剧创作吗，或者还是根据您以往的作品改编成影视剧呢？
彭：对，我有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写深圳的，更直接写深圳的农村城市化，四十万字，我已经差不多快收笔了，现在还有最后一章，写完就全部完成了。这部小说已经有人要投资把它改编成电视剧了，要改成三十多集的电视剧。明年我可能就是忙这个事情。
也许是身处深圳这座生机勃勃的现代都市的缘故，彭老师心态和作风都带上了特区人明朗而自豪的特色。聊天过程中她富于激情与活力的表达方式、敏锐而活跃的思维都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祝愿彭老师在电视剧界将“深圳制造”这块牌子打得更响。OO网于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