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05年的热播剧集，不得不提到《生存之民工》。这部事前没有任何宣传，反映的又是弱势群体的电视剧却得到了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在05年开年给中国电视剧界交了一份高质量的答卷。在人们把目光普遍投向大制作高成本的收视大戏时，我们把焦点对向了这部名不见经传却直指人心的电视剧。近日，笔者采访到了这部戏的创作者，李晓兵先生。
笔者：为什么起这个剧名？是要做一个系列吗？
李晓兵(以下简称“李”)：其实这个戏的最早创意就叫《民工》，但后来出于报批和造作上的考虑改成这个名字。从管虎的角度讲，是想做一个系列，“生存”“生活”“生命”原来有这么个想法。
笔者：创作的起因是什么？
李：这个可能就是管虎一贯的特点吧，他原来一直做涉案剧，但即便是做涉案剧，每一部戏他都想寻求一种不同的形式，比较新的形式。后来广电总局政策要求严格后，他就突发奇想，要做一部与众不同的电视剧。其实包括管虎在内的整个主创团队，还是对社会底层人的生活比较关注的，但是当时创作时，对这个戏日后产生的反响是我们完全没有想到的，包括投资方。拍摄的过程中，资金是能省就省，能压就压，因为谁也没法预测这个作品在市场上受不受欢迎。
笔者：这部戏在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创作出来的？
李：之前有媒体报道说前面做了十几集，然后又全部推翻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我们从2004年3月份过完春节就开始天天开会，当时管虎是总导演，就想找一个执行导演，能够把这个戏整个统起来。先后找了几个导演，但是每一个导演对这个东西都有他不同的想法，包括这个戏出来的形态是具体什么。我们编剧基本来说就根据导演的思路去进行创作，因为定位就定位在民工了，关键是怎么去展现民工。开始大家也都很激动，按照那个思路去谈，但是谈到最后汇总的时候管虎总感觉不对，不是大家想要的那个民工。后来管虎决定还是从人物入手，想五个民工的故事。然后我回去用了几天时间写了一个五个民工的故事，实际上是一个五个人物的人物小传，包括从语感上，从人物的性格上大概做一个几千字的东西。然后再去开会的时候管虎看到这个东西说对了，他要的就是这种感觉。其实我们一开始为什么走了很多弯路，除了对民工本身的生活形态不了解以外，还有就是先前的创作走的是情节线，没有去想是从人物出发，写这个人物，先把这个人物立起来，以后，他身上可能就会有很多故事发生。最后这个戏很有意思的是，剧组6月1日开机，我5月11日才赶到当地，那个时候实际上还没有剧本，开了三天会后，也确定了导演是康宁，然后由康宁导演、我、管虎和关山，还有这个戏的策划，我们五个人围绕这五个民工的故事，去想怎么展开。之后导演对我说，要在开机日子前写出10集，他才敢开机。于是我5月15日开始写，15天时间我就写了10集，当时情绪很饱满，包括身体状态也很好。我印象大概写到15集的时候就感觉很吃力了，吃力不是说写不下去，而是说体力透支太厉害了，再后来大概就是两天一集三天一集了，反正这个剧本总共大概71天完成。我写剧本这么长时间还没有这样做过，那段时间真的很辛苦。
笔者：您们最初设置的五个民工形象有生活原型吗？
李：没有，我们大概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既然写民工，那么他就是来自东西南北，五湖四海，南方的北方的。我当时想的还是通过人物性格去塑造五个人物，每个人物都有故。比如说王家才，安徽人，他为什么到这城里来，是因为他特别喜欢他妹妹，对妹妹一直不放心，所以来城里想陪他妹妹，怕他妹妹出什么事儿，结果果然出事儿了。然后这个谢老大，他是一个工头，一个油子，全国各地大小工地他都趟遍了。杨志刚则是寻找母亲的一条线，他出来不是为了打工挣钱，是为了寻找母亲。然后陆长有是因为他的妻子，怀疑妻子在外面打工这么多年一直也不回去怎么回事。每个人物都是有他的命运，有他背后的故事。为什么最早我们推翻那个东西，我们之所以总是觉得不对，就是因为它太刻意地去强调戏剧冲突，强调细节，强调一环扣一环，如此表现出来的东西就肯定不是民工最真实的生活状态。我们更早的思路想要做一个民工偶像，现在想想这个想法其实挺可笑的。
笔者：这个戏的创作初衷是想还原民工的真实生活，还是在这个基础上表达一个什么主题？
李：说起主题我觉得它是很沉重的，因为那段时间我们在筹备这个戏的时候，正好遇到是农民工讨薪事件，无论是媒体还是社会都讨论得很厉害。我接触到这个题材之后就不断地上网查阅相关资料，包括剧里面的很多事件都是我在网上看到一些真实事件。像王家才在黑砖厂，像薛六在商场里假扮小偷等等这些都是一些真实事件。我们在做这个剧的时候，除了想对这些民工行进关注、同情，同时也是的的确确想让社会舆论客观地面对他们的状况，因为我觉得一些媒体的报道是有导向性，觉得民工这些人没有文化，比较粗鲁，对他们存在歧视。我们在前期探讨的时候就想站在一个高度，去俯视这些问题，民工的性压抑，民工的犯罪。其实这些问题肯定是存在的，而且在这个戏里也体现出来了，但是看你怎么去看待这些事情。就像管虎说的，你走在街上看一个民工，你看他脏兮兮地坐在马路边，你可能猜不到他内心想什么，我们要做的就是跟着一个民工走，跟着他回家，拉开他的房门，看到他的生活状态，我们想让观众看到的是这一面。
笔者：这部戏触及到三农问题，本身就很敏感，现在又用纪实的手法来表现，是希望广泛地引起社会关注吗？
李：的的确确是这样，我们创作时赶得比较好就是，当时正赶上农民讨薪这件事儿，温家宝总理在人大会上也专门提到了拖欠农民工资问题。当时我们也很振奋，特意让外联制片跑到北京，因为当地还没有找到这个带子，电视台也没有这个资料，所以到北京来找这些资料。民工这事儿对我来说已经过去一年多了，但是我心情还是很沉重，其实这个戏可能唤起的那种情感，或者唤起社会的关注还只是一个很表面的东西，它不能给民工真正带来什么，但是这部戏有一个事实是我们当时没有想到的，就是我们在戏里展示了一些有关民工工资被拖欠根源问题，在这部戏做后期的时候，我们听说建设部已经针对这个问题专门发了一个文件，关于农民工工资不能通过工头发到民工手里。比如说正规的建筑公司，你要把这些民工当作产业工人，工资应该由公司发放到民工手里，不能通过工头来包下这个工程，然后自行发放工资。后来建设部又配合公安部发了一个文件，对那种包工头卷钱出逃的现象一定要严加处理。其实这个现象已经在我们戏里已经表现出来了。
笔者：您在创作的过程中有没有震撼感动您自己的场景或细节呢?
李：这个怎么说呢，我在写的过程中其实有很多戏，包括某些细节在写的时候就是可以说是泪流满面的。我印象特别深的有几场戏，像李海平的妻子一开始误解他，然后他为了救家才的妹妹，两头骗借钱，骗了他老婆1千块钱，跟她说自己妹妹病了，之后又从他妹妹那里骗，说她嫂子病了，其实拿钱就是为了救一个民工的妹妹。然后就是这个妹妹因为找不到哥哥，又不想把孩子生下来就从医院跑了，跑了以后在一个天桥底下把孩子生了，这恰好被李海平的妻子路过看见了，围观的人像看笑话一样，但她下去把孩子抱到了医院。在医院里碰见李海平，她才知道丈夫是为了这个女孩而欺骗自己，她说自己在桥下看见那个女孩生孩子，脐带还没有被剪开。我当时在写这些场面的时候其实是流着眼泪写的。剧在山东台播出以后，大概有一万多观众给公司发短信，那些短信都很短，简单的一两句话，但确实都很感人。
笔者：我们发现剧中的女性角色的性格、命运都是比较灰暗的，是有意这样处理吗？
李：也不是。因为这个戏我们最早的初衷就是一个男人戏，女性只是在这里面充当贯穿一个人物或者一条故事线的角色，没有刻意地去写一个怎么样的女性。其实这里面的女性只有一个，王家才的妹妹，再说也就是艳红。其实不要把她们想象成女性，你只想她们也是外来人打工妹，其实她们的命运和这些男民工是一样的，也许她们更辛酸。后来完成这部戏，我们还想做一个叫《生存之外乡人》，就是想以女性为主角。
笔者：《生存之民工》还会写续集吗？
李：这个问题在去年播出以后公司、导演、主创，包括演员、电视台都强烈地要求做续集，这个事儿我个人不太好说。从我个人角度我觉得续集的概念可能不是说延续拍这五个人物或者更多的人物后来怎么生活，这个没有太大意思。要做续集就可能做女民工的，它会与以前的有一种内在相通的东西。但后来这个事儿时间拖得很长，可能以后还会做，但我个人觉得已经错了那个机会。 OO网于潼/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