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娱乐讯 被称为李安的“华语电影首席编剧”，继《人间四月天》之后又推出长篇力作《谢谢你曾经爱过我》，王惠玲说——
我与李安有很多精彩的争执
《饮食男女》、《卧虎藏龙》，李安的这些电影都和王惠玲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她
是这些电影的编剧，并因此有了李安的“华语电影首席编剧”的称号。最近，李安再次邀请她担当自己新电影的编剧，而好莱坞正在筹拍的中国题材的电影《花木兰》，也是请她担纲编剧。王惠玲一向处事低调，很少接受采访，让人感觉似乎她喜欢生活在属于自己的空间里。然而当我们相约在她接受采访的咖啡馆里见到她时，这位有着一头卷曲的长发，衣着时尚的女作家却表现得完全出乎我们的想象。谈到她的作品，谈到与李安的合作，她滔滔不绝，充满了激情。有时候，我们的提问倒有点像她谈话间隙的“插空档”。
惟一跟我生活经验有关的作品
问：你编剧的电视连续剧《谢谢你曾经爱过我》刚刚在上海开拍，你好像有很长时间没有写电视剧了?
答：这是我最近三年惟一的电视剧。电视剧我都是自己写，不跟其他编剧合作，所以工作量很大。我很珍惜这部电视剧，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和大陆的制片公司合作。
问：你用三年的时间来写这个剧本，为什么会选择都市情感的题材？你想表达些什么东西？
答：《谢谢你曾经爱过我》其实是我身边很多朋友身上发生的故事的一个缩影，故事本身和我自己的情感、生命和生活的经历有很密切的关系。这也是我的创作里面惟一跟我自己的生活经验联系在一起的作品。它在剧情上没有多么特别，但我觉得创作情感的特殊性很重要。我很注重细微之处的信息量。现代人的感情实在太复杂，我们的社会，人际关系已经很多元，包括父母和子女在成长过程中有的关系很紧绷，同样，在爱情上也是如此，很多人有不同的托付爱情的对象，有很多不同层次的不完整的情感。我觉得这里面很重要的一门功课就是深刻。
为什么剧名要叫《谢谢你曾经爱过我》，其实是一首歌的名字，也是这个故事里最有情感的台词。就是说你经历的事情即使都残缺了，并不完美，但是你最终要有一个感激的心情，感谢这个经历给你带来的成长，要直面这样一种痛。
问：从这个剧名可以想象戏的主角是一个现代都市女性?
答：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女性形象。现代社会对于女性的要求越来越多，而她们也觉得追求事业很重要，非常的自主，但婚姻是一个永远的命题。她们的人生中，到一定时候，婚姻的命题突然变得很大，在成长过程中是一个很严肃的抉择。在选择婚姻时对事业的影响，在选择爱情时所面对不同的对象，还有在这个过程中父母和子女之间有一种依存关系的同时还有一种控制关系，这种不同情感关系其实是很复杂很微妙的，就存在于我们生活的周围。
我是非常主张从接近自己生命情感的题材和角度去创作的，不要都是搞那“大头套”的古装剧，应该去寻找自己生活中真实的、有感受的素材来创作。
问：这个故事的背景是在大陆？
答：我以上海为主。
问：台湾和上海的生活从外表上来说可能差不多，但其实还是很多的不一样，要写出上海的味道来，你怎么来把握它？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答：我在上海住了三年。之前我还没有把握写，对这个城市没有感觉。在我真的住下来两年之后，我感觉自己吸收到这座城市的气息，很喜欢。当然在语言上面，我希望能更接近上海的那种表达方式，要严谨。我希望将来这部戏拿到台湾或北京播出时，大家都能很正常地接受。当然，我在写到普通百姓的生活时比较困难一点，我在这方面的生活体验比较少，毕竟这是要累积的。但我运气还不错，碰到这部戏的导演，他会帮我很多忙，在知道我的意思后，他会在他所熟悉的素材里面把我没有的东西展示出来。
年轻演员要多用自己的生活经验演戏
问：曾有报道说你在写这个戏的时候，是为赵薇“度身定做”的？
答：在最初的时候没有。通常我在写东西的时候，不太会那么快把一个演员的脸放进去，因为这样做对写作会有限制。等到写得差不多考虑演员的时候，我说这个演员要有点中性，不要太女性化，还要有一点潇洒，有点敏感。在国内年轻演员中能把这两者混合起来，感觉赵薇蛮合适。刚开始我也有点担心，印象中赵薇的形象一直都是古装的，对她穿时装的样子不是很有把握。后来我看了电影《绿茶》，感觉她在时装戏里的表演、对白的处理和她在古装戏里不太一样，我就蛮有信心的。
跟赵薇见面时，我鼓励她要多往时装戏上发展。我觉得年轻演员都应该多往时装戏上发展，他们要多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生活体验来演戏。老是把他们丢在古装戏里面，他们就真的完蛋了。因为那种宫廷的生活，都不是他们的经验，是他们演绎的事情和人物。我很希望赵薇在这个戏的表演过程中，能够让她自己人生的经验和人物之间有互相给养的作用。这对她要求还是蛮高的。
问：在你确认赵薇作为女主角后，你在剧本的修改过程中，会有意识地往她身上的某些特性去靠?
答：不用靠。是我写完之后，她的那个状态才在我的脑子里出现。其实演员的能力是很强的，编剧应该尽量去创作，让演员能够面对不同的挑战，在创作的时候他才会把空间打开。演员会觉得以前从来没有这样演过，观众会觉得她还能这样演，都有新鲜感，我觉得这是最好的。
演员永远比我想像中的要好
问：你对赵薇主演这部电视剧很有信心?
答：我对她是很有信心。不光是对她，对其他演员我都一样有信心。我从20岁写剧本以来，我的经验是：演员永远比我想像中的要好。我经常在我编的剧里面，碰到演员演得超乎我想像的好，然后我就想，是我写的哪一句台词让演员这么有感觉。有时我什么也没写，但那场戏就是那么好。我想这就是演员在现场的一种发挥。
问：现在荧屏上的现代都市情感剧也不少，有些作品在人物关系、故事结构、情节冲突等方面都有一些模式化的倾向，你在这部戏里有些什么独特的东西？
答：我在戏里有两条线：一条线讲公司里的生活，收入比较高的人，或者海归派；另外一条线是平民百姓的生活，我是刻意要把这两种人拼接在一起。我一直在想，现在这个商业竞争的时代，人拥有金钱、声望、成功当然很重要，但除此之外，就没有第二个快乐源了？戏中有一对母子，他们有自己的快乐原则。快乐就是首先要承担很多的痛苦，只有通过痛苦的考验，快乐才能自得其所，我希望让观众在这个戏中能看到这些东西。还有女主角跟她妈妈之间的缠斗一生的这关系，这样的母女关系在我的朋友里非常多见。做女儿的往往把母亲的很多痛苦挫折吸收之后，成为她生命中的意义，以至于等她成为成熟女性之后，会带着母亲的挫败和罪恶感去看自己的人生。这样的母女关系看似亲密，其实上是一种伤害。她们中有的甚至是为父母而活着，完全没有自己。这样的东西，贯穿了整个故事，它反映了现代社会一部分人的生存状态。要说它模式化，可能是因为它讲的是一个女孩子爱上了不该爱的男人的故事，但这样的故事，在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发生过。
还有我写了一对夫妻的关系，就很不模式，他们两个非常相爱，爱到有点折磨的程度。如何处理好这对夫妻的戏对我来讲是一个挑战，对演员来讲也是一个挑战。我也涉及到有关忧郁症的问题，这也是一个现代社会中逐渐凸现的问题。
第一次跟李安碰面，我们聊了十二个小时
问：你为李安的多部华语片担任过编剧，李安接下来要拍的电影继续由你来担任编剧，最初是怎么会跟李安合作的？
答：是因为台湾的徐立功先生。李安的第一部电影《推手》，还有《喜宴》，都是在徐先生那里做的。那时候，他希望李安拍一个电影，构想就是父亲跟几个女儿的关系，他希望找一个能写出女儿和爸爸潇洒关系的女编剧，就找了我。当时李安已经得了金熊奖，我知道跟他合作的电影是肯定要推向国际市场的，但是怎么写，心里一点没有底。那时候就想到我在全世界旅行时，不管到哪个欧洲小镇，都会看到中国餐馆。中国菜已经打遍全世界无敌手了，但没什么跟中国菜有关系的电影，于是我就构想让父亲是个厨师， 从吃生发出来去人跟人，家庭跟家庭之间的关系，那就是《饮食男女》。但我没想到李安会这么喜欢这个故事。
第一次跟他碰面，我们聊了十二个小时，好像一见如故。有时候人跟人之间有这种缘分，好像说话不用太费力。我心里想的但没有写出来的东西，他都可以看到。那个时候我就对他的敏感印象很深。
第一次合作后隔了六年，他拍《卧虎藏龙》的时候找了我，但我在写《人间四月天》，没有办法去帮他，因为我整个都投入在徐志摩里面。等到我写完了，他那个剧本还没有做好，他又回来找我，我那时就是一个想法：拔刀相助。但那对于我也是一份艰辛，因为我从来没写过武侠剧，我还不是武侠迷。那时我在加拿大生活了三四年，我觉得拍这部电影要有外国人看华语电影的角度。可能我们会把自己所认为的所谓卖点过分放大，可是对全球观众来讲，他们最希望看到的东西可能我们没有，没有处理得很好。比如说“江湖”，对于外国观众来讲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记得李安讲过，那时他在全球像“传教士”一样去为人解释“江湖”这个词。
《卧虎藏龙》最初在华人市场上映时，也有各式各样的声音，很多讲法。现在再看，可以看出它对于武侠的精神和意境的理解。其实李安并不繁复，他的电影没有装饰性的东西，他把所有的技巧都还原到最简单，所有的镜头语言、灯光、镜头的设置都是为人物的心理状态服务。他靠的是导演本身对故事深层核心的一种强大的力量和观众沟通的。有时候我们也会为很多的想法进行过很精彩的争执。
问：李安对剧本的要求是什么样的?
答：一个好的电影，导演和编剧应该是水乳交融，你分不出来是谁想的。他会提出很多疑问，我也有很多我的疑问，就是在不停的“疑问-提出想法”过程中间完善。导演介入剧本真是很好的。我自己在当电影编剧的时候，我就会退一位，不会像写电视剧那么由着自己的情感。很多时候，很打动我的东西没有打动导演，他还是拍不出来。有时候导演想出来的东西，我死活都要把它写出来，他要执行它，只要是他有感觉的东西，我拼死都要帮他做出来。比如《卧虎藏龙》里竹林打斗的那场戏，原来剧本里是没有的。当时李安画了一个东西，告诉我他要拍一场这样的戏，要我把这场戏的前后连接起来。有竹子的特技，人在竹林上打，竹子的摆动和人的关系，有很多很妩媚的元素在里面，既跟武学有关，又跟故事情节有关，我必须要用适当的对白把这些呈现出来。
问：你们发生争论的时候多不多？
答：那种争论是很有趣的，但即使我讲的东西他暂时不能理解，他会放在心里回去想。假如我是属于那种导演说一就一的编剧，大概他也不会觉得我对他那么有帮助。我会坚持我的想法到最后一分钟， 他也会试图理解我的坚持。能听取彼此的想法，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合作。
对李安来说，自己电影中的角色他都能演出来
问：有报道说他平常是个不太善于言辞的人？
答：不，他非常幽默，非常会表演，其实他电影中的每个角色他都能演出来，比如《饮食男女》中有一个归亚蕾剥橘子的场面，他表演起来非常好笑。他很敏锐，很细小的东西他都能表演得很有趣味非常生动。我们在做《卧虎藏龙》的时候，我们讲剧情讲得很热烈很胶着的时候，他会说：“我们来打一个太极拳。”他说你要懂这个东西。包括马友友帮他作配乐，他专注的程度已经超出了导演的工作范围，专注到对声音极其敏感。有一天他在马友友家听马友友演奏那个音乐，听了一会儿他说“不对不对，肯定不对。”别人都不知道哪里不对，马友友说：“刚才弦断了，我换了一根弦。”这就是他投入的程度。
问：但连他自己也说平时是个不太说话的人。
答：对，他不太喜欢说很多话，因为他常讲，我需要时间思考。他常常是在这样的状态中，别人看起来好像总是茫茫然，两眼无神。但你要尊重他的茫茫然和两眼无神，很多搞创作的人都会有这种状态。
问：如果让你来概括一下，李安是个怎样的人？
答：他在我的心目中，就是道家的那个“恍兮惚兮……大象无形，大音希声”那样的人，这是一直以来我最喜欢他的那部分，这是能做好一个电影最重要的东西。看起来一件事它形成之前充满混沌，这种混沌里面充满了多义性，而我们表达的过程不是为了要确定，而是要在形成过程中始终还是保持那个混沌。就像他的电影看完以后，你会觉得不是很简单，因为他没有很清楚地告诉你要这样想或那样想，要这样哭或那样哭。对每件事情都留有一种悬念，我觉得这样的创作状态是非常好的状态。他在西方社会里面，不管拍什么电影，都是传达东方文明、东方思维的一个人。像他用东方的思维、东方的情感再用东方的亲情去写《绿巨人》，或者用东方人的手法去描写《理智与情感》，他给我很多这样一种奇怪的交错，在两种文化之间，这些尝试，给了很多西方人来研究东方人的创作，有了一些机会去理解东方人的思维，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文/奚光雯 林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