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尔曼-白求恩》热播 塑造白求恩的真实形象

　　8月11日，20集电视连续剧《诺尔曼·白求恩》(以下简称《白》剧)正式登陆央视一套黄金时段。“如果说那些在‘文革’时期熟知毛语录的人早把他给忘了，我不服气。”以拍摄《牵手》、《记忆的证明》等电视剧知名的青年导演杨阳说。

　　作为上海方面重点推出的影视作品，《白》剧在京沪两地高规格的新闻发布会、《白求恩传》的再版、DVD光碟制作销售、高调亮相上海书展、平面及网络媒体铺天盖地的立体宣传等等，都为该剧积攒了不少人气。再加上有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东上海影视公司、民营上海海润影视公司等制作单位的充足投资，可谓万事俱备了。

　　显而易见的大制作(《白》剧总投资为3000万元人民币)、高密度宣传及背后的强大财力支撑，显然是上海方面期待《白》剧成功的必要条件，另一个充足条件则来自于对塑造白求恩这个历史人物形象的成功与否。

　　面对一个很酷的男人

　　关于白求恩的荧屏形象，最为国内观众耳熟能详的是张骏祥导演根据著名作家周而复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白求恩大夫》(海燕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1965年9月出品)，该剧在特定年代着力诠释了毛泽东对白的“五个人”的评价(“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从而成为中国电影史上最著名的外国人形象之一。此外还有1977年加拿大拍摄的由唐纳德·萨瑟兰主演的英文电影《白求恩》(88分钟)；1990年由中、加、法3国联合拍摄的电影《白求恩，一个英雄的成长》(168分钟)，上述3部影片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基本截取白求恩在中国参加抗战的时段(1938年3月—1939年11月)作为叙述重点，对他来华之前的个人经历着墨不多。而杨阳此次执导的电视连续剧，试图全面回顾和展现白求恩的一生，塑造其完整的人生形象，以改变公众对其存在的固定刻板的“高大全”式的英雄形象。

　　终年49岁，其中在华时间只有一年零八个月，这是任何一个试图为白求恩立传的人无法回避的事实。加拿大历史学家、白求恩纪念馆顾问罗德瑞克·斯图尔特认为，白是“毛泽东的中国英雄，西方世界的叛徒”。在中国视野的观照下，在反法西斯战争的时代背景中，特别是在特殊年代的刻意宣扬下，无论是影视产品还是文学作品，白求恩作为一个被“钦点”了的英雄人物早已经充分概念化和符号化了。对其作为西方叛逆者的形象，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有时虽有涉及，却往往又会被有意无意地轻视着。这其实也是《白》剧的策划方始终面临的一个问题。后来加入剧本创作的导演杨阳显然也意识到“中国英雄”、“西方叛徒”这两个层面在电影创作方面的分野。最初策划的剧本共24集，其中外国部分占15集。但2005年当摄制人员在蒙特利尔筹备海外取景拍摄时，策划和制作方已经意识到，国外摄制的巨额经济成本、外国演员的档期安排、天气和气候因素等等，都只能“把外国的部分压缩到8集”。“这不只意味着在一所搭好的房子里拆掉两堵墙，是要我把两堵墙都拆了，然后把砖和上泥再砌上去。”杨阳说，以前自己是三四年才折腾完一部戏，这次则是一年不到就透支了三四年的时间。最后的片子是20集，国内戏占了12集多。

　　“看片子时有很多处流泪”。这是京沪专家和央视审片组的一个共同情感体验，《白》剧得了高分。但也有争议出现。例如，看片会上有专家对第5集的建议是：“剪去台词：美丽的大屁股”。这段话来自于最权威的白求恩传记之一《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加泰德·阿兰、塞德奈·戈登著)，国内最早的版本由巴金主持的上海平明出版社1954年出版。原文记载是：“无论在大街上，在客厅里，还是在饭桌上，他讲话都一样地没顾忌。‘多精彩的大屁股！’‘这骨盆生小孩儿多棒！’‘这脊背做起胸廓成形术来多美！’”事实上，作者指出(其中泰德·阿兰作为白的生前好友，他们曾经共赴西班牙战场)这仅仅是身为艺术家和医生的白求恩对女性的客观审美评价，作为艺术家的白求恩在伦敦和蒙特利尔曾经收藏大量的艺术品，自己喜爱创作壁画，因此在下文中，作者又做了交待：“女人的精神比外貌更吸引他的兴趣。”即使在他去世前两个月写给美国朋友的信中，也有类似的一脉相承的调侃：“软绵绵的床上的被单是什么样的滋味？女人还爱人家去爱她们吗？”

　　现存的白求恩传记、书信、日记等史料已经十分清晰地表明，他曾经由于一战受伤的刺激感受到生命的无常，由于贫富分化导致的医疗资源严重分配不均也促使其职业理想的短暂幻灭，一度过着酗酒、放荡不羁的生活，“像一只对着一盏灯乱扑翅膀的蝴蝶，晃得头昏眼花，糊里糊涂地转圈子，生活没有目的，死也没有目的”，包括两次结婚又两次离婚，这些感情的纠缠都是跟同一个女人。“他虽然思想上天马行空，情感上却最终还是落定在这一个女人身上”，在遗嘱中他对已经没有婚姻关系的妻子仍旧念念不忘，请求国际援华委员会专门拨款抚恤，“绝不可为了没有钱而把她遗弃了。”

　　“他理想主义张扬，很能吸引女性。时而激情，时而脆弱，身上的矛盾和张力很大”，参与该剧的文学顾问、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吴俊主张要给观众展现出“一个很酷的男人的形象”。因为“愤世嫉俗，反叛，不妥协，不是正常的乖孩子，很能引起年轻人共鸣”等等也是白求恩的个性特质。“当然，这些特质又与白求恩的人道之心、社会责任和专业贡献联系在一起。”

　　开饭迟10分钟都要扣钱

　　剧集安排的不得已变化令杨阳有点“抓狂”，她还要在海内外3个(加拿大、山西和东北)拍摄景地安抚好那些严格按照北美片场规则行事的外国演员，“比如中午吃饭，我10分钟就能吃完，一般的人20分钟也就够了，按国内的规则马上就可以开工了。但他们不行，从一开始坐到桌子前，计时，一个小时。哪怕半个小时吃完了，也要喝咖啡或东游西逛，少一分钟都不行，当然拍起来相当敬业。”虽然《白》剧堪称是“第一部国内独立投资，运用国际通行的制作模式海外实景拍摄的年代剧”)但这个国际规则常常让杨无所适从又肝火旺盛，“吃饭晚了10分钟，就可能给剧组带来一个罚单”，这从一方面其实也反映了国内大陆影视业对国际规则仍难完全适应。对该剧的导演杨阳来说，她的艺术要求不仅与投资预算发生冲突，而且也与已经实际投入了的巨额摄制成本之间产生矛盾。同样，国内拍摄的困难也是防不胜防。在匆匆补拍完白求恩去世的镜头后，外籍演员由于难以忍受恶劣的生活条件而频发怨言，以至影响到了拍摄进度。这些因素导致一些计划中的场景未能完全如愿。

　　对此吴俊也表示了某种担心，“为了突出白求恩这个形象，某些生活化、人性化的东西作为故事点缀，来强化一种经典性的效果。在这一点上，它是有突破的，”他说，“但富有传奇色彩的成长经历在剧中主要以粗线条的方式展现，其中的几场关键的国外戏和某些情节接口就必须用其他巧妙的方式来弥补，这样，观众才有可能信服这是一个全新的人物和艺术形象。”?

　　面对国内部分已经定型的白求恩形象，技术手段的创新可能是一种选择，但电视剧也采用了一些类似电影《张思德》中世俗化的细节，并且，饱满的煽情手法也成为一个选项。

　　但这也带来了不少争议，“最后一集煽情太长，画面重复，可以删掉大部分”，文艺评论家徐俊西指的是剧中白求恩因伤口感染去世这一幕戏，导演用大量的镜头语言渲染哀伤的气氛，孩子们含泪的脸、村民们手里捧着的鸡蛋等等，“本来有些情节很让人感动”，参加过看片会的“80后”作家陶磊说，“可看到煽情过分了又硬把眼泪收回去了，比如有些群众高举双手争相献血的镜头等等。”

　　吴俊等一些评论家也认为最后一集的镜头渲染是个“遗憾的败笔”，没有脱离主旋律影视作品的“传统叙事方式”窠臼。“他在中国只呆了一年零八个月，并且这个时期的生活还非常枯燥和单调，资料也非常少。可能5个人回忆的都是同一件事。”杨阳似乎有点无可奈何。

　　另外，由于剧集安排的中途调整，《白》剧的最终版本放弃了最初的人物传记片设计，主要采取了双线交叉结构的叙事方式，通过镜头的大量闪回，达到“用中国情节包住外国情节”的效果，但也造成“情节跳跃性太大，某些转场比较生硬”的缺憾，一些“对白求恩经历缺乏了解的观众(可能因此)会难以完全理解导演的构思”。

　　经济学和病理学的密切关系

　　“让我们把利润、私人经济利益从医务界里取消，把贪得无厌的个人从我们的职业中清除。让我们把靠自己同胞的痛苦发财当作可耻的事情。”这是印在已经发行出品的《诺尔曼·白求恩》DVD影碟的内包装上的一段话。

　　无论是前期策划、剧本创作还是实施拍摄，通过白求恩审视当下异化的医患关系是《白》剧的一个重要现实感应点。该剧围绕抗战前线战士与干部医疗资源的争夺设计了两场戏，一个是利用X光机为干部体检，另一个是后勤部长穿着缴获的优质军服来送咖啡时遭到白求恩的指责，被脱去衣服，这些都得到了基本呈现。

　　从“一个复杂而变化无常的人”，一个“愤青”、“叛逆者”到延安的一个以手术刀为武器的医治“创伤”的人，罗德瑞克·斯图尔特认为，这是白求恩一生中“最成熟的一个决定”。

　　延安所营造的简单、纯粹而质朴的氛围，使与上流社会频频发生冲突的白求恩突然找到了契合自己的精神归宿。“我已经爱上他们了，我知道他们也爱我”，他在信中如此描述自己与延安及晋察冀地区军民的关系；在遗嘱中的表达则更为鲜明：“最近两年是我生平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感觉遗憾的就是稍嫌孤闷一点，同时，这里的同志，对我的谈话还嫌不够。”

　　作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世界上能够成功治疗肺结核病的13个著名大夫之一，白求恩在1930年代中期已经意识到医生个体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不公正的现象，所谓“富人有富人肺结核，穷人有穷人肺结核。富人复原而穷人死亡。这很简明地说明了经济学和病理学的密切关系”。后来，他彻底砸烂医疗界相互照顾以发横财的关系，告别上流社会，走入社会底层，先赴西班牙建立战地输血队，最后来到了中国。

　　由于出身传统的教会家庭，白求恩与他几乎处于同一时代、青年经历相似的切·格瓦拉(同为名牌医科大学毕业生)，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格瓦拉“要冲向堡垒和战壕，用鲜血染红手中的武器”，成为1960年代民族解放运动的英雄和青年偶像，而杨阳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诘问则是：“为什么白求恩就不能成为当代青年的另一个偶像呢？”

　　对策划者和导演的良苦用心，年轻人也许有自己的观点，“80后”作家唐一斌说，“我不太关注现实的映射，他的成长经历更吸引人，所以我对他在国外的一段很感兴趣。”

　　上海方面这次花大气力制作推广《诺尔曼·白求恩》应该有自己的考量。1990年代沪产电视连续剧《孽债》及黄蜀芹导演的《围城》曾经轰动全国，“全国的优秀电视剧必须到这个码头来，不然价格上不去。”一位资深业内人士说。但此后的沪产影视剧却一度略现疲态，少见有影响的作品，与此同时，国内有些省市近年来则异军突起，频频出产优秀电视剧，如广东有《和平年代》、《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山西有《乔家大院》，山东有《大染坊》，北京有《大宅门》等等。与之相比，上海单独制作的电视剧已经多年没有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出现过了，包括2005年的电视剧收视冠军《亮剑》，原本是上海文广传媒集团从广东买来的剧本，后来还是采取了与北京海润影视公司合作的方式，由海润实施拍摄。所谓“上海主创”概念也就发生了疑问。

　　“一些经济不发达的省份，当年学着爬树采果子吃，如今他们的生存能力远远超过那些吃苹果面包长大的人，人才梯队的断层就决定了我们在影视剧创作模式的变迁中难以适应。”有位专家的批评既形象又一针见血。

　　“上海这样一个富人、精英、既得利益者盘根错节、小资颇成时尚的城市，将《诺尔曼·白求恩》列入自己的文化选项，这表达了一种鲜明的立场姿态和对社会现实的把握，也体现了上海的独特城市文化精神个性和气度。” 作家胡平说，在帝王将相清宫戏、警匪武侠片及都市言情苦恋戏在电视屏幕上大行其道时，面对白求恩的再现，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重新反思如何表达崇高和“感恩”。

　　67年前，白求恩死于中国河北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有史料记载，其埋葬地点一度成为日军的靶场，死前他49岁的脸像一个69岁的老人，这是《诺尔曼·白求恩》所呈现出的第四副面孔的最后谢幕。朱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