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尔康：《大明王朝》是历史剧创作新阶段标志

　　新浪娱乐讯 中国社会史学会会长、著名明清史学专家冯尔康称《大明王朝1566》是历史剧创作新阶段的标志之作。

　　我看毕《大明王朝?1566》电视剧，逐渐形成这样的印象：使用文学手法解读明代嘉靖皇帝晚年的朝政和人物，重点描写嘉靖修道的弊政，宠臣严嵩的乱政，引起海瑞上疏，力谏皇帝革旧图新而毫无结果的故事；创作基本上依据嘉靖朝史事，运用中华传统文化的有关知识，经过适当的艺术虚构，塑造各具个性的众多人物的艺术形象，并使他们赋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成为鲜活的人，而不是编造的不伦不类的人；作为文学家阐释历史之作，达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具有浓郁的文化品质，令我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创作跨上一个新的台阶。

　　下面将上述的理解，分几个方面略事申述。

　　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

　　电视剧的主角是嘉靖皇帝和海瑞，故事是围绕他们的活动展开的。讲的是嘉靖为修道而大肆营造宫殿、陵园，虚靡国帑，财政紧张，派太监到外地搜括民财，造成民不聊生；在中央，严嵩、严世蕃父子，迎合皇帝，歌功颂德之外，肆无忌惮地敛财；裕王朱载垕、王妃李氏及师傅高拱、张居正等关心民瘼，与严嵩明争暗斗，谋求裕王的嗣位；在地方官方面，反映中央的党争，有廉吏、贪吏之别，特别是海瑞，笃信忠君观念，无论在朝内外，一概疾恶如仇，敢于以死疏谏皇帝；太监与朝臣争权夺利，内部同样勾心斗角，李芳、黄锦与陈洪斗法，争当第一号奴才，非要将对方置于死地而后快。而这一切，都在不上朝的嘉靖掌控之中，他利用皇帝的绝对权威，玩弄权术，制驭他们。

　　编剧刘和平的故事创作，情节起伏跌宕，颇具匠心，尤其是构思新颖，不落俗套，如太监杨金水、丝绸商人沈一石使用芸娘的美人计，看似贯常之笔，实际是新故事，刻画了杨金水、沈一石、芸娘、新官高翰文四个人物，又为高翰文、芸娘的日后结合与经商、献张三丰书等一连串故事埋下伏笔；而沈一石不是一般的奸商类型，颇有儒雅、义气的一面，像是今日学者所说的徽州“儒贾”，钱财上贪婪，政治上欠缺老练，终致死亡，这个人物故事及形象塑造，走出了奸商套路。凡此，皆表现出和平的大器局，胸有丘壑，故而能创作扣人心弦，引人入胜的作品。

　　塑造个性鲜明的各类人物

　　人物塑造个性鲜明，予人印象深刻。全剧的众多人物，各具特色。

　　嘉靖帝，为何长期不坐朝而能行施权威？原来他御下有方。他表面上尊重朝臣，给首辅(大学士)严嵩、徐阶赐座，而实际上依靠内臣；让吕芳、陈洪斗法，贬斥吕芳，明知黄锦是吕芳的人，一度重用他，以调节吕芳、陈洪双方的权力，达到控制内臣的目的；启用徐璠，明为代徐阶，实为代皇帝受过。通过这些事情，和平将嘉靖为人、性格、手腕逐渐展现出来，令其政治上越来越老练，而其淫威与可恶也暴露无遗，是以在他的龙廷，有宠臣，并无权臣。

　　海瑞，在他身上达到“孝”与“忠”的完整统一，骂皇帝是为忠于皇帝；性格刚毅不屈；无私无畏，因而明澈事理；政治主张持之以恒，一以贯之；以正统观念作为行为准则的人，生活肯定不幸，清苦，被人攻击，乃至铁窗之灾，家人亦跟着受累。他真是具有阳刚之气，处世不惊，临危不乱，心地坦荡之人。不过不懂处世之道，缺乏从政艺术，惟知一死以报君恩，诚有《红楼梦》所批评的“文死谏、武死战”不计后果的毛病。

　　吕芳，为人练达，矜持，通机变；城府很深；手段狠毒；威严而不张扬，虽是刑余之人的内臣，却很有大臣风度，不愧为太监的“老祖宗”。

　　胡宗宪，视事明澈，性格坚毅；内心矛盾而“忍辱负重”；顾大局，实心任事；事业、私利相结合，为此不择手段；御下有方；成为不辱君命的大臣。

　　李妃，虽是“女流之辈”，聪明有识，明达事机，善于决断，还能使用女性的耍娇手段，成功地制驭男性。

　　冯保，有着强烈的权势欲，为追逐目标，能够忍辱负重，善用心机，具有坚忍不拔的性格。

　　黄锦，憨厚，有主见，一心一意为主子效劳，是君主专制政体下典型的“愚忠”臣子形象。

　　此外，和平采用对照的方法，令有家人关系、共命运关系的人物各显现其个性，给读者产生更为深刻的印象，这就是对严嵩与严世蕃、郑泌昌与何茂才、海瑞与王用汲的为人行事的描写。严嵩与严世蕃父子对照：两个权奸，儿子浮躁嚣张，老子沉稳内敛；儿子浮浅，老子老谋深算，且多全局观念；儿子狠毒，甚至不顾老子，老子仍有舔犊之情。浙江大吏郑泌昌与何茂才的对照：都是毒辣、无赖、贪利之辈，一个浮躁一个沉稳；一个工心计一个着意于行动。徐阶、高拱、张居正，性格的差别，也极其鲜明。

　　和平所塑造的人物性格，有着发展变化，令人有动态感，真实感。高官赵贞吉，作为儒家，有信仰，好名(爱好清誉)，圆滑自保，遇事不决断，以便日后推诿，可是面对嘉靖疯魔般的严谴，却能镇定，应对自如，似乎性格突变了，然而很自然，盖因其是儒学笃信者，有信仰根底。杨金水，这个狡猾的太监，陷害高翰文，致死沈一石，及至大祸临身，装疯装得逼真，瞒过多少官员，也令读者有悬念，而最终，和平给读者揭示的答案：他是装疯。

　　高素质的文化品味

　　我发现和平极力运用传统文化观念去理解、阐释、塑造人物形象和故事，因而在故事的展开、人物的活动中蕴涵传统文化的诸多内容，阐发了古代的政治观念、伦理观念和生活哲理，真是故事中有哲理；同时还利用古典文学艺术知识塑造人物，既便利了人物形象的创作，又传布了传统文化知识。

　　政治哲学的运用。天人感应之说，自从汉儒董仲舒强调以来，历代统治者都把它同“天象示警”联系起来，用以修省政事，剔除弊政，改善治理。小说开卷写太监报瑞雪，在当时的统治者认为，这是老天爷赐福，预示来年是大丰年，所以太监争着报喜，好让龙心大悦，赢得皇帝的欢心。这就表现出古代的政治哲学观念。

　　思想路线。宋代以降，儒学之中，分化出理学与心学，明朝人继承之，开始理学占上风，而后心学大发展。和平剧本中人物的信仰，就与明代社会思想界的实际状况相一致，他写高拱讲“良知”，其时“致良知”是王阳明心学的主要内容；高拱还说成仁取义，是孟子讲的为臣之道；赵贞吉也讲阳明心学；高翰文崇信理学。和平让他笔下的人物富有书卷气，成为一群儒家思想的信仰者。

　　忠君伦理的运用。和平塑造的吕芳、海瑞、胡宗宪、黄锦、周云逸，对皇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流放、入狱、死亡而无怨无悔，主导他们行为的精神力量是忠君观念。和平写海瑞母子对《论语》中所说的儿子对父亲劝争的议论，即是表明海瑞上疏有充分的思想基础：以对父亲的劝谏转向皇帝进谏，像做孝子一样去做谏诤之臣。嘉靖不上朝，而权威无改，充分展示忠君观念的力量。

　　社会问题的处理与平均意识。剧本对社会上的贫富不均与对立，用农田的占有状况来表现。政府施行农田改桑地的政策，剥夺农民财产；海瑞试图以限田的办法解决贫富问题，王用汲有着“损有余，补不足”的理想，均与事实无补。和平写出社会问题的贫富对立及有良知的臣工试图有所解决而难于奏效的后果，确是反映了明代社会的实况。

　　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

　　和平的文学创作，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有其历史认识论和对历史的解读，并能从传统文化角度认识历史人物及政治、政治斗争，因而使他的电视剧具有厚重的历史感。表现在：

　　故事的描述符合历史的真实。主要人物及其事迹在历史上实有其人其事，故事情节大体上同于历史文献的记载。这仅是我说的历史真实性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和平的史学观点与史学界多相吻合。对嘉靖、海瑞、严嵩、严世蕃、徐阶、高拱、张居正、裕王(隆庆)、李妃(李太后)的历史定位，对嘉靖修道、海瑞上疏等历史事件的认识，大体上同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历史学界的评论，而且对历史人物还多了一份宽容与理解，如没有把严嵩写得那么不堪，写他晒书、爱书，有儒雅的一面；写他在精舍跪在嘉靖面前，老态龙钟艰难情景，不能够休致卸肩，也令人怜悯。

　　文艺作品允许虚构。电视剧中关乎历史背景和历史事实不能编造，然而细节的描写，为增强故事性、趣味性，虚构是必要的，也是允许的。虚构乃艺术创作之必然。合理的虚构，将历史事件、人物活动的表象，用虚构的细节串连起来，令人明了事情全过程和完整性；由此而加深对历史事象认识，达到认识的深刻性。当然，虚构不可背离于历史大背景和历史实际、大的制度，要合于情理。在这方面，和平甚为考究，不违背历史，不作离奇的杜撰。

　　敬业精神是创作的成功之源

　　和平是严肃的作家和编剧，电视剧本《雍正王朝》业已展示出才华和非凡的成就，然而他决不满足，坚持创作的严谨态度与敬业精神。这里我想说两件事。2005年11月，我在他的创作室，见墙上专设一个龛位，供海瑞画像。若干年前，人们会认为这是迷信行为。然而我从中看到和平的敬业精神，执着追求的精神——是为加深对海瑞的认知。另一件事是他同刘刚、李冬君二位历史学博士、教授是挚友。在创作中不时与他们磋商，他们提供许多历史素材，帮助和平撰写有关历史背景、思想史、社会生活史的内容。文学家与史学家合作，在文坛上实属罕见，和平主动致力于此，难能可贵不必说，其有益于创作及提高著作水准，则是不言而喻的了。

　　和平有为历史剧正名的愿望，并向着目标稳步前进。《雍正王朝》电视剧脚本是表现之一，如今的《大明王朝?1566》是又一个代表作。就此，我祝愿和平继续撰写新的电视剧本，让电视剧更上一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