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粉》作者苏童：改编影视剧 不期待原汁原味

　　16年前，一部中篇小说《妻妾成群》被张艺谋拍成了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它从威尼斯抱回了“银狮”，捧红了巩俐，当然，也让苏童的名字进入大众的视线。

　　尔后，苏童的小说《红粉》、《米》、《妇女生活》等又相继被改编成电影。

　　对于那些曾经耗费心血、而今已“走”上银幕荧屏的人物和故事，不管是赢得大奖，还是受到争议；不管是忠实原著，还是离题千里，苏童一概大度地“听之任之”，一句“小说是小说，电影是电影，我相信每一位买我作品改编权的导演”，似乎要硬生生地扯断自己与它们千丝万缕的瓜葛。

　　最近，根据《红粉》改编拍摄的同名电视剧正在各地热播。尽管收视率不低，但也引来了诸多争议。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苏童也不正面发表意见，只是说“太太、女儿都喜欢看这部戏”，便化解了这一切。

　　改编：不期待原汁原味

　　记：您看过电视剧版的《红粉》吗？和电影版比起来更喜欢哪个？

　　苏：已经看过了。电影版《红粉》可以说是最忠实于小说原著的一部作品，电视剧的篇幅比较长，改动比较大是不可抗拒的。小说才3万多字，电视剧要拍几十集，我原本还担心他们没戏可唱呢！一些人物和支线被放大才撑起了这部戏，看完以后，感觉还确实是那么回事儿。

　　记：但也有不少观众难以接受这样的改编。

　　苏：我明白他们的感受。在电视剧里，军代表老韩反而成了男主角，革命军人改造妓女成了主要线索。导演和编剧的这种设计和创造，当然可以说是对原小说的游离。但有趣的是，这样一来，倒恰恰让老韩身上生发出最多的戏。电视剧的改编本来就是要添油加醋，既然同意了别人改编，就不能期待它还能原汁原味。我的太太和女儿看这部戏，都觉得好看。对电视剧来说，好看就已经不容易了。

　　记：有人说影视剧是把文学作品“立体化”“活动化”，看着自己笔下的人物“动”起来是什么感觉？

　　苏：我会忘掉这是自己的作品。小说和电影、电视剧之间的联系已经非常脆弱了，可能只是人物名字或者主要情节的延续，我尊重别人改编再创作的权利。当然，也不可能完全是局外人的态度。我尽可能当作是在看一部普通的电影或是电视剧而已。

　　写作：向来自说自话

　　记：最近在写什么作品？您好像不属于特别高产的作家，一般的写作节奏是怎样的？

　　苏：在忙活一些闲事儿，写意大利导演费里尼一系列作品的影评。好像和小说家的身份无关？有时候写别的领域的东西，反而特别有意思。年轻的时候，我也算高产过，现在一般三、四年写个长篇，一年写三、四个短篇。

　　记：平时给自己订写作计划吗？

　　苏：从来不会，订了也完不成。（笑）

　　记：您的作品常被改编成影视剧，读者也觉得您特别会讲故事，您在写作时会不会主动地向影视剧方向靠拢？

　　苏：写作的规律就是不能容忍活在他人的阴影之下。写作是一件很私人化的事情，如果我在动笔的时候就想到了它以后可能会被改编成电影或者电视剧，那么就是边写边还在考虑其他人，这种考虑对于作家来说是致命的。

　　记：这是不是您不愿意亲手改编自己作品的原因？

　　苏：太累了，我可不愿意去抢导演和编剧的活。写东西，自己就是自己的老板，当编剧可是给别的老板打工。文学创作是自主的行为，而编剧的自主权常常掌握在导演手中。编剧要争取自己的权利就要和导演斗、吵。我是个不爱斗争的人，只想把小说写好了。

　　记：这么说来，贾樟柯导演要拍的《刺青时代》您也不会参与进去？

　　苏：贾樟柯导演前些年买下了《刺青时代》的版权，但我们联系不多，我也不会主动去询问电影筹备的进度。对我来说，书写完了，故事就终结了。就像老板与菜农，一个大老板买了菜农的菜，菜农不会有什么变化，他还得种菜卖菜。当然，我个人对这部影片还是比较期待的。《刺青时代》里，我通过南方的“一条河、一条街、一群不良少年”这三大元素的组合，反映了上世纪70年代的人际关系，对于我们这样年龄的人来说，那段记忆是非常珍贵的。《刺青时代》至少提供了一个解释南方灵魂的样本，加上贾樟柯导演成熟的电影表现手段，我想，应该可以引发一些共鸣。

　　评论：从不在意标签

　　记：有人说您的作品里有一种“红粉”情结，而您写女性，不管是写她们的生活还是她们的心理，也确实特别到位，您怎么看待自己的创作特点？

　　苏：其实我的女性题材作品，也就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的那几篇中篇小说，像《妻妾成群》、《红粉》、《妇女生活》等等，在我的全部作品里数量并不算多。只不过凑巧的是，它们都被改编成了电影，也都有不小的影响，以至于读者就有一个印象：苏童很会写女人也很喜欢写女人。

　　不可否认，女性题材的作品是我代表作的一个类型，但可能也是我创作上的一种遗憾，它们的光彩遮盖住了我的其他一些作品。不过我从来都不介意别人认为我是“红粉”作家，写作者必须承担自己写作带来的所有后果。

　　记：也不介意有人评论您是先锋的叛徒？

　　苏：不管是先锋，还是先锋的叛徒，都只是作家在不同时期、不同人生阶段的不同姿态。作家并没有和文学流派定契约，我也没有和先锋派定契约。血气方刚(blog)的时候，可能更叛逆，也更“先锋”一点。对先锋作家来说，最本质的东西就是反叛的精神，或者说对现有秩序的破坏。但现在我对破坏的兴趣不大。不仅是我，像余华(blog)、格非等这批曾经被公认为先锋作家的人，他们的创作都有变化了：离语言、形式的探索越来越远，离对生活的探索越来越近了。其实先锋与否，只是一个标签而已，一个作家不可能为了先锋而去先锋。

　　记：去年，有人批评您的《碧奴》“不懂神话”，您介意别人的批评吗？

　　苏：要形成批评，首先要满足批评的要素。比如批评者要有名有姓，如果是网络上随便一个什么人的随便一个什么言论，当然无须在意。真正的批评，是认真研究过你的作品后，再作出的负责任的文学批评。人都有痛处和痒处，戳到痛处自然会痛，挠到痒处自然觉得舒服。关键是痛过之后要怎么办。

　　出版：有时身不由己

　　记：《碧奴》受到的另一个批评是商业味道过于浓厚，从开始写作到出版发行，都充满着商业运作。

　　苏：这本身是一件有点滑稽的事情。《碧奴》是由英国坎农格特出版公司发起，包括英、美、中、法、德、日、韩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出版社参与的全球首个跨国出版合作项目“重塑神话”中的一部作品。“重塑神话”对每个民族来说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认可，就入伙了。“重塑神话”是整个文化工程里的一块砖，构不成特别有轰动效应的新闻事件，而出版商为了创造出新闻性，做成了一个大张旗鼓的商业宣传。我自己也觉得这是个奇特的悖论，有些出乎预料。

　　记：这种商业宣传或者说商业炒作，作家常常也是身不由己吧？

　　苏：对，举个最平常的例子：作为作家，肯定会和出版社打交道，你和这家出版社相处得愉快，也明白它们有市场压力，出版社提出，你去一个地方签售，能卖出1000本书的时候，你有什么道理拒绝这样一个看起来完全合情合理的要求呢？作家就常常面临着这样的身不由己，或者是必须作出某种牺牲和妥协，而这种牺牲和妥协也许都是无法言说的。当然个人选择的界限还在，尽管我们可能看不清那条线到底在哪里，但它无疑存在。

　　生活：向往行万里路

　　记：您曾经说过写作是上天对你的怜惜，如果可以重新选择的话，会选择什么职业？

　　苏：小时候的梦想很多，比如说当海员；再长大一点，想做个职业旅行家，都是可以四处周游的职业。我喜欢行万里路的感觉。

　　记：您的一位朋友透露您的一个“隐秘的幻想”：有做电影导演的渴望。有没有想过自己做导演？

　　苏：我喜欢看电影，就像我也很喜欢看NBA，喜欢姚明一样，我不可能去做职业篮球手吧？所以我也不会去做导演。不管是电影还是文学，都有它们各自的专业领域，随意妄图进入是一种不敬，就像我从来不认为文学是无处可去的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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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苏州人，1963年出生。198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当过教师、编辑，现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大学时期开始文学创作并发表文学作品。主要出版物为《苏童文集》八卷、《苏童作品系列》十一卷等。

　　代表作《妻妾成群》、《红粉》、《妇女生活》等分别被改编为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红粉》、《茉莉花开》，《我的帝王生涯》、《米》、《妻妾成群》被翻译成英、法、德、意等多种外文在国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