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电影》对话电视剧《星火》导演刘毅然

　　电视剧《星火》在央视播出后，居然达到了12.16%的收视率，创近年新高。而“农民万岁”的呐喊更引起了大家对农民问题的更大关注。近日，《星火》导演刘毅然接受了《大众电影》记者采访。

　　《星火》意外“燎原”

　　《大众电影》：《星火》在没有太多大牌演员，没有太多的宣传的情况下， 获得了很高的收视率。你没有想到的吧？

　　刘毅然：是的，第一周收视率是9.36%，第二周是10.6%，而最高的收视率是12.16%。我有两个没想到：第一个没想到是虽然我知道农民很爱看，但是没想到收视率如此之高；第二个没想到是在知识分子圈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很多文章都通过《星火》关注今天的农民问题。《读书》杂志专门举办了一个关于《星火》的研讨会。

　　《大众电影》：收视率如此之高，你觉得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刘毅然：人间自有真情在，老百姓要看他们想关注的东西。比如三农问题，比如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问题。

　　《大众电影》：为什么当初要选择拍这么一部电视剧呢？

　　刘毅然：我们一直在拍摄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系列，拍到《星火》了。这是根据叶紫的小说《星》《火》《丰收》改编的，它以其震撼人心的农民运动主题，以其震撼人心的农民运动主题，一波三折的人物命运和波澜壮阔的时代背景，构成了痛苦悲壮的贫苦农民的觉醒之魂。这算是我继《我亲爱的祖国》之后做的第二件值得称道的事。

　　《大众电影》：但叶紫这三个短篇内容有限，你是怎么做成32集电视剧的？

　　刘毅然：叶紫的三个短篇《星》《火》《丰收》，加起来不到三万字，而电视剧的剧本有五十万字。等于大多数是我们重新创作的。但是叶紫这三万字，已经向我们传达了一个青年作家对当时农民受压迫的不满和呐喊。叶紫先生是中国现代农民文学的开拓者，鲁迅先生曾为其小说集作序，誉其为新文学的希望！叶紫的所有小说记叙的都是他和他的亲人们的斗争经历。他的叔叔是当年农会的领导，父亲、姐姐也都是农会的骨干成员，叶紫本人也考上了军校，参加了革命。后来他的叔叔、父亲和姐姐在大革命失败后，都惨遭杀害，在刑场上，两人争着走向绞刑架。叶紫也逃离了家乡，不到30岁就被迫害致死了。

　　可以说叶紫是用自己和亲人的血和泪写就了他的小说。正因为叶紫的小说如此真实动人，才对几代读者产生过强烈的震撼。本剧由原《读书》杂志主编、学者黄平、北京大学教授韩毓海和我共同策划、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教授、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王中忱教授担任文学顾问，韩毓海、张文钟和我共同改编，我们的希望是实现两代作家和学者对于历史、爱情、人的命运、青春和生命的共同探寻，真正意义上的改编应该是精神的继承。

　　《大众电影》：看来你对农民感情很深，你当过农民吗？

　　刘毅然：我的祖上是农民，我的老家在江西老区。我的父亲是放牛娃，15岁的时候，老家闹饥荒，他就跑了，后来碰到了南下的部队，就当兵了，后来上了大学，到北京当了技术干部。由此也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父亲一直对农民充满了感情。拍《星火》期间，父亲重病要动手术。在我推着他进入手术室路上的电梯里，父亲对我说：“你一定要把《星火》拍好，好好地拍拍农民，要争取在中央电视台一套播出。那样乡下的乡亲们才能看得到。”父亲进入手术室后再也没有醒来过。《星火》首播后，我专门去八宝山公墓，对父亲说：“爸爸，《星火》播出了，是在中央一套播出的。”为什么父亲如此强调在中央一套播出呢？因为老家的农民只能收到中央一套。

　　以摄像机为笔

　　《大众电影》：你当导演是从《霜叶红于二月花》开始的。

　　刘毅然：1994年，我和好朋友王中忱、余华(blog)、韩毓海等人一起想为茅盾诞辰100周年做一点有纪念意义的事情。决定把茅盾没有写完的作品《霜叶红似二月花》续写、改编成电视剧。当时也找了一些导演，谈了两次，发现他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对茅盾不是很熟悉。因此，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导演人选。

　　《大众电影》：那就自己来？

　　刘毅然：后来，我和余华、王中忱等几个人一起在社科院边的一个小饭(blog)馆吃饭，他们说：“毅然，你来导吧。”这触动了我的神经，我在1988年田壮壮拍我写的《摇滚青年》的时候，他让我去现场看看。在天安门后面的故宫午门，拍一场与孩子们跳有一群人唱摇滚乐的场景，几百个孩子，打了几百盏灯，特别亮。孩子们一起跳霹雳舞。这让我觉得很有意思。还有我在军艺讲“影视创作”的时候看过很多电影。因为讲课，也接触了法国作家电影像罗伯·格里叶、玛格丽特·杜拉斯他们那样用摄影机作笔，在银幕上写作小说，我非常喜欢。法国作家可以拿摄影机作笔，我也很想尝试一下。初生牛犊不怕虎，也不管那么许多了，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

　　《大众电影》：《霜叶红似二月花》其实你们是在续写茅盾？

　　刘毅然：是茅盾先生没有写完的作品，小说只有13万字，我们增加了15万字。我的观点是，尊重原著，应该是一种精神上的发扬。当时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说我们改得太多了。片子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反响还不错，电视艺委会开了个研讨会。很多大学生都去找小说原著看，《收获》还把茅盾的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重新发表了。《霜叶红似二月花》参加了好莱坞首届电视节，而且美国《世界日报》评为全球优秀华语电视剧，香港凤凰(blog)电视台还将它作为建台开播的电视剧。

　　《大众电影》：就一发不可收拾。

　　刘毅然：既然第一部做得还可以，那就接着往下做，大家一合计，干脆拍个“五四”作家系列吧。我们选的不是文学史认定的作家，也不是文学史认定的代表作。而是我们认定的作家和作品。如茅盾我们没有选《子夜》，也没有选《激流三部曲》。

　　《大众电影》：接下来你们就拍郁达夫了？

　　刘毅然：对。我们拍了郁达夫的五个短篇《沉沦》《她是一个弱女子》《迟桂花》《春风沉醉的晚上》《迷羊》，拍成五部电视电影，获得了“五个一”工程奖。《中华读书报》以整版做了报道。

　　《大众电影》：然后是《红杏出墙记》了？

　　刘毅然：因为五四时期，茅盾先生是文学研究社的，是写实的，郁达夫是创造社，是浪漫主义的。接着我们选了言情的。当时言情的有“南张北刘”，张恨水和刘云若。因为张恨水的作品被拍成电视剧的很多，我们选择了刘云若，拍成《红杏出墙记》。本来小说的主人公是白萍，一个苦闷彷徨的小知识分子，但我们把一个受欺凌的小女子柳如烟转换成主角，故事都围绕着她走。柳如烟是朱媛媛演的。

　　《大众电影》：接着又拍了徐圩和林语堂。

　　刘毅然：对。拍了的徐许的《江湖行》，接着拍了林语堂的《风声鹤唳》，请了台湾演员李立(blog)群和伊能静(blog)，收视率也很高，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后，又有全国11家卫星台在黄金时段播出。伊能静后来跟我讲，《风声鹤唳》在台湾播了四次，反响也不错。

　　《大众电影》：刚才提到《我亲爱的祖国》，你说和《星火》一样，是你迄今做的两件说得出口的事之一。

　　刘毅然：为什么要拍《我的亲爱的祖国》呢？1988年我给中央电视台一部专题片担任总撰稿。接触了大量的老科学家，但是那专题片的表现不够深入。于是我们就开始组织拍《我亲爱的祖国》，着重表现钱学森，邓稼先那一代科学巨人，少年时在敌后刻苦学习，抗战时去美国留学，新中国成立后不顾一切阻扰毅然回国的故事。

　　《大众电影》：听说刚策划的时候，片名是《我的祖国》。

　　刘毅然：我们去美国拍片的时候，拜访了留美科学家顾毓琇先生，他非常支持我们，建议加上“亲爱的”三个字，他说：“只有加上亲爱的，才能体现对自己祖国的深爱。在国内的人可能感觉不到，在海外特别想念故土。”

　　《大众电影》：这部电视剧播出后堪称万人空巷。

　　刘毅然：万人空巷不敢说，在当时这部电视剧反响还是很热烈的，先后获得金鹰奖、飞天奖，和五个一工程奖，许多老科学家都非常激动。有一天晚上，全国11家卫星电视台几乎同时播出。我觉得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大众电影》：现在在拍什么？

　　刘毅然：今年刚刚做完了一个电视剧《望春风》。是根据台湾抗战作家吴浊流的地下小说改编的，表现的是日本占领下的台湾人民的文化反抗，秦汉主演。另外，我们在筹备一部电影，剧本已经通过了电影局的审查，也拿到拍摄许可证了。拍电影的想法很简单，两年前，中国电影导演协会把我吸收进去，我想大概是谢飞老师给我介绍的，但我没有拍过电影。我很惭愧，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拍电影，我再也不能浪得虚名的，我要对得起这个称呼。

　　《大众电影》：许多人称你为作家导演，这是不是你的作品充满了人文气息的一个原因？

　　刘毅然：我比较喜欢怀旧的东西，对时尚不感兴趣。长衫、旗袍、太师椅等等，怎么看怎么舒服。我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比较喜欢，这是一个真正觉醒的年代。至于作家导演，我觉得我没有当导演，只是把笔换成了摄像机。

　　《大众电影》：许多人认为，你的作品人文主义色彩比较浓郁。

　　刘毅然：我导的作品文学性是比较强，所有的剧本创作都是和很好的作家合作的，开始是余华，后来是韩毓海，我自己也都参与其中。我在后期剪辑的时候我从不看剧本，只想把内心想表达的东西重新表达出来。，音乐合成也是我自己完成，许多东西，跟最初的设想不一样了。我个人的情感和审美取向贯穿了影片的始终，这可能自然而然地融进了写作的叙事状态。

　　《大众电影》：《星火》片头，划一个火柴，一声呐喊：“农民万岁”，很独特。一般电视剧的开头很少像这么带台词的。这样，把当时农民运动的热情表达出来了。但这样做其实跟许多电影理论冲突的。

　　刘毅然：我没有学过电影理论，所以无拘无束，我是业余导演，小学生水平，所以也不怕别人笑话。我觉得不在于理论上对不对，而在于是否适合内心的表达。比如农民被打的时候，本来是晴天，我突然让其下了一场暴雨，让他的情人爬到她身边，表到了坚贞的革命爱情。是我的意识和情感上呈现出大雨(blog)，雨不是自然的，是内心的。

　　《大众电影》：大结局刽子手被吓死。

　　刘毅然：对，结局的时候农民领袖喊“农民万岁”，把刽子手吓死了。其实，这个刽子手杀了无数个人，不可能被吓死的。但是我觉得“农民万岁”这地动山摇的怒吼，足以吧黑暗势力吓破了胆。

　　选演员就像谈恋爱

　　《大众电影》：你选演员的标准是什么？

　　刘毅然：选演员就像谈恋爱，有演员天天找你，希望演某个角色，但你就是不动心，但是突然有一天遇见一个人，就觉得很合适，像是一见钟情的感觉。

　　《大众电影》：《星火》里，除了梁冠华外，其他都不是一线明星。

　　刘毅然：所有演员在我心中地位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一线二线。我曾经接触了很多演员，但我觉得他们演农民领袖，还不太够。有些演员过于玩演技，不能扎实地塑造人物。过去影视作品中的农民领袖，都是五大三粗的。《星火》是非常真诚地歌颂农民，我找了一个英俊的林熙越。林熙越是很不错的话剧演员，这次国家话剧院的开年大戏《活着还是死去》就是他演的。还有江一燕(blog)，清纯素雅，也很以往的农村妇女形象不一样，在我的心里，农民兄弟姐妹是最美丽的，从内心到外型都是最美丽的。

　　《大众电影》：梁冠华一般演好人居多，但这次演了一个恶霸地主。

　　刘毅然：前几年《我亲爱的祖国》参加上海电视节时，我和刘恒聊天的时候，认识了梁冠华。我很欣赏他演的张大民，希望有机会合作。这次拍《星火》，大地主的人选我一下想到梁冠华，第一，我希望找一个谁也想不到的人来演。我认为，谁也想不到好人“张大民”会变成恶霸地主。第二，我跟梁冠华聊天的时候发现，他的眼睛里透着智慧。他演的地主，非常饱满，非常人性化，他塑造的地主跟过去的不一样，他对自己的亲人充满了爱，但对劳动人民进行狠毒的剥削和压迫，非常伪善，有很大的欺骗性。

　　《大众电影》：《我亲爱的祖国》陈建斌朱媛媛的表现非常好，你是怎么选的他们。

　　刘毅然：《我亲爱的祖国》第一个定的就是朱媛媛。因为在《红杏出墙记》中合作得非常愉快，她悟性非常好，特别聪明。我比她大很多岁，在剧组，她管我叫“舅舅”。有一次，朱媛媛导演了这么一出戏：他带着班里10来个同学，一起叫我“舅舅”。我乐死了！

　　《大众电影》：陈建斌呢？

　　刘毅然：陈建斌是朱媛媛介绍的。我第一眼就相中他了，小眼睛一眨一眨的，透着一种智慧；他演过孟京辉的话剧，台词绝对没有问题。果然，陈建斌一炮打响，表演的非常之好。

　　《大众电影》：《霜叶红似二月花》好像是陈红(blog)演得最好的一部戏。

　　刘毅然：当时接触了很多很好的女演员，似乎都不太满意，和我心中的婉小姐尚有距离，就请来了陈红，她的气质很端庄，大家闺秀的样子，也很漂亮。茅盾笔下的这个女性形象，我感觉是她从影以来演得最成功的。她把一个忍辱负重的大家闺秀，阐释得非常到位。

　　作家导演

　　《大众电影》：军人、作家、编剧、导演——请谈谈这么多身份是如何转换的。

　　刘毅然：1970年，我跟父母下放到河南安阳五七干校，我跟他们一块下放到河南，在那里读了一年多的书。1972年的时候，我参军当了工程兵，在四川青城山那里打山洞。那时开始，我当了近七年的兵，当过班长、排长、代理副连长，1979年初的时候，调到成都军区战旗歌舞团，后来调到北京《工程兵报》社做编辑。后来又到解放军画报社做了一年编辑，后来就到了解放军艺术学院。当时筹办文学系，给系主任徐怀中当助手，后来在文学系当老师，讲《影视创作和小说写作》。当了二十几年的兵，1998年退伍，因为要到美国哈佛大学燕京研究社，做一个访问。 穿军装去不了，重要的是当时讲课也讲烦了，觉得在误人子弟，辞职后算是个体劳动者吧。自己养活自己，很自由也很平静，越来越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做事。

　　《大众电影》：那怎么开始写剧本和小说的。

　　刘毅然：陶金还健在的是，在军艺当老师，我们是好朋友。想写一个霹雳舞的故事，得到了谢飞老师等人的大力支持。 我们请来了田壮壮来导，壮壮身上有一股桀骜不驯的东西，跟摇滚精神很合拍，陶金是主演。电影《摇滚青年》拷贝卖得挺多，反应也还不错。在这期间我又把剧本《摇滚青年》写成小说，翻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被称为“反叛小说”。

　　《大众电影》：你以前写诗歌，从此走向写小说的道路，《摇滚青年》获得全国中篇小说百花奖。《父亲与河》获得当代文学奖《西部故事》获人民文学小说奖。后来就搞影视“海马创作室”了？

　　刘毅然：对，最早12个人，有王朔、刘恒、莫言、刘震云(blog)、朱晓平等。就像一个文学沙龙，以保障作家的权益。我记得是在我家策划的这个事，我烧了一锅红烧肉，大伙边聊边就把这个事情做起来了。一人交100元会费，由我来管这笔钱，隔一段时间就聚会一次。聚会的时候就找个地方吃饭，一起谈谈创作上的事。

　　《大众电影》：你是财政部长。

　　刘毅然：所谓的吧，也许因为我是军人，他们觉得由我来管这笔钱很放心。王朔是主任、莫言主管宣传，我至今还保留着当时大家的报名交款登记签名，有时回忆起来真感到很亲切。

　　《大众电影》：后来搞了一个电视剧《海马歌舞厅》？

　　刘毅然：我觉得很不成功，一个人写两集，各写各的，没法统一。海马创作室海内外影响也很大。到了1989年的时候就解散了，基本各干各的，但朋友之间一直保持来往。

　　刘毅然艺术小档案

　　刘毅然，中国作家协会(blog)会员，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会员，原北京某艺术学院文学系教授，文艺学硕士。

　　其文学代表作有中篇小说集《摇滚青年》《流浪爵士鼓》《孤独萨克斯》《油麻菜籽》《我的夜晚比你们的白天好》《挥霍青春》，长篇小说《青春游戏》《欲念军规》《奔逃》《老故事》等，并结集出版了四卷本《刘毅然文集》。其中《摇滚青年》获全国小说百花奖，《西部故事》获《人民文学》小说奖，《父亲与河》获《当代》文学奖，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法、日等文，在国外和台湾地区出版。小说《摇滚青年》《父亲与河》在美国出版，并获邀赴美国哈佛大学访问演讲。　　　　　　　

　　其编剧的电影有《摇滚青年》(田壮壮导演)《都市奇缘》(蒋维和导演)《女贼》(与梁晓声(blog)合作、于小洋导演)，电视剧《天路》《潮》获飞天奖和金鹰奖，其为总撰稿的大型专题片《共和国之恋》获国家级特等奖，其导演的讴歌中国知识分子的电视连续剧《我亲爱的祖国》获五个一工程奖、金鹰奖，其作词的主题歌《生死相依我苦恋着你》获全国歌曲创作一等奖，并为中国科学院老科学家合唱团作为保留歌曲，八集传记艺术片《冰心》获五个一工程奖和CCTV优秀专题片奖。

　　其导演的作品有茅盾先生的《霜叶红似二月花》、郁达夫先生的《春风沉醉的晚上》、刘云若先生的《红杏出墙记》、徐圩先生的《江湖行》、林语堂先生的《风声鹤唳》、叶紫先生的《星火》以及抗战时期台湾作家吴浊流先生的《望春风》等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系列电视剧，中国教育台将此系列作为大、中学生文艺欣赏连续播出，其中《霜叶红似二月花》《冰心》和《我亲爱的祖国》，在中央电视台、各地方电视台、以及亚洲、欧州、澳州、美国等地播出，受到世界各地华人和观众的欢迎，以及科学界教育界专家学者、海内外新闻传媒的好评。《霜叶红似二月花》被香港凤凰电视台选为建台首播电视剧，并参加美国洛杉矶国际电视节，被美国《世界日报》评选为全球优秀华语电视剧。香港《亚洲周刊》、台湾《民生报》《联合报》、美国《芝加哥箴言报》《世界日报》、《波士顿侨报》、意大利《团结报》、日本《朝日新闻》等都对其进行过专访报道。还导演了民主党派国家领导人系列专题片《雷洁琼》、《费孝通》、《钱伟长》、《荣毅仁》、《王光英》、《阿沛·阿旺晋美》、《程思远》、《赵朴初》、《丁光训》等。先后赴日本、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地拍摄大型电视艺术片《鉴真》和《玄奘》。

　　入选美国国际名人传记协会编撰的《国际名人辞典》、《世界文化名人》；英国《剑桥名人辞典》和美国海外艺术家协会编辑的《世界名人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