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对话朱军 《艺术人生》畅谈风雨人生路(图)

金庸

金庸接受访问

金庸谈自己的经历

　　新浪娱乐讯 为了纪念香港回归十周年，《艺术人生》远赴香港，在聚会内地、香港众多文艺界人物作客香港维多利亚港星光大道演播现场的同时，还专程拜望访问了香港文化代表人物金庸先生。朱军如约来到金庸先生的办公室，进行了一次特殊背景、特殊形态、特殊意义的访谈。

　　特殊的访谈

　　无论是内地，还是港澳台，甚至是海外，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凡是接触过小说的人，很少有不知道金庸的。他在华人世界的地位举足轻重。金庸先生在香港生活了六十年，他用自己的生命阅历，见证了香港六十年的变迁，也在这样的变迁中，完成着自己的人生梦想。

　　八十三岁的金庸看上去还是那么神采奕奕的样子，一点没有暮年之气，这不仅让人想起他在十七岁写的一篇文章《一事能狂变少年》，六十六年的岁月流经，时光已旧，却精神依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传奇。而在中国文学史上，金庸也创造了一个武侠文学的传奇。

　　不一样的际遇

　　这次《艺术人生》的访谈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常态形式，没有现场观众、没有标识背景，没有舞台灯光，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而然。在这样的情景中，听金庸先生的亲身讲述，感觉当然就不同了。

　　没有什么比时间更有说服力，一切的验证，将在时间与回忆的荡动中，呈现出本来的样子。

　　在生活中，最快得到阅历的方法有两种，一是读历史，再就是听人讲人生故事。当有机会在这位智慧长者满是书籍的书房办公室里，聆听他一生的故事，应该说是一次难得的际遇。

　　八百年来第一人

　　这次特别的访谈，是从金庸先生的暮年大学生活开始的。

　　两年前，英译版的《鹿鼎记》让金庸获得剑桥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在接过证书的时候，金庸出人意料的提出读一个真正博士学位的请求。

　　说到做到，这一年，他辞去任职六年的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职务，在外界一片哗然中，到剑桥大学做起了八十岁的学生。对此金庸的说法很简单：“念书是人生最快乐的事情”。金庸说：“中国的历史学家都没学位的，我这个学位，读不读其实没关系，剑桥大学是一个做学问最好的地方。”

　　当朱军问到选择剑桥是不是跟他的表兄著名新月诗人徐志摩有关时，金庸的回答很是干脆：“小的时候，受他的影响是有的，表哥在剑桥大学念书，爸爸说大了以后，你也去念。”他还透露说那时表哥在剑桥，没有读学位，只是一个旁听生。

　　剑桥校长说，在剑桥的建校史中，没有哪一位赢得剑桥的荣誉博士，还要再来念学位的，金庸是第一个打破八百年记录的人，而且是剑桥在校生中年纪最大的人，那年他八十一岁。

　　现在金庸先生已经读完硕士，看情形，不久就要是金庸博士了，那可是货真价实的博士，没有荣誉字样的前缀。

　　出身世家

　　金庸出生在浙江海宁的一个世家望族查家，康熙曾亲笔题词：“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父母给他取了一个传统的文人式名字：查良镛。从小，父亲不希望他将来做什么大官，而是做一个有造诣的学者名人。那时家里藏书很多，养成了他读书的习惯，也喜欢看小说。查良镛在书香环境的熏陶下，查良镛渡过了一段宁和的童年时光。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军全面侵华，抗日战争爆发，乱世中再也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13岁的查良镛无奈之下，只能随学校南下，开始了千里跋涉的流亡之旅。

　　习惯富庶生活的他，第一次体会到了人世间的苦难与哀伤。

　　该有的磨难

　　金庸先生说：现在一般年轻人，尤其是香港人，生活太优越了，没经过困难，一有困难就吃不消，就没法抵抗困难。年轻的时候，经过磨难是很好的锻炼，锻炼了就不会怕困难。我们这一代的人都经过这样、那样的困难。也经受过日本鬼子的轰炸、逃难走路的时候，日本飞机到了，就跑警报，飞机扔炸弹，我们扑在地下，起来的时候，很多人已经死了。许多的死尸躺在旁边，当时死就死了。那种经历让人什么都不会怕了，生活中的困难、物质上的困难，都不会怕了。

　　少年锋芒

　　查良镛经历了由安至危、由富到困的人生转折，这个生于安乐的少年在战乱的颠簸流离中，开始磨砺出自己的锋芒。

　　十五岁的时候，和两位同学一起合作，编了一本《献给投考初中者》，根据中学招考的题目，做些模范答案给学生看。查良镛编国文，数学好的同学编数学，另一个同学搞排版印刷，书做得很成功，赚了相当多的钱。

　　1941年，十七岁的查良镛在杭州的《东南日报》的副刊上发表了那篇《一事能狂便少年》的文章，桀骜之气崭露无遗。金庸对朱军说“我是个不守规矩的人”。因为狷狂的个性，让查良镛遭遇了两次被学校开除的命运。

　　当时学校的训导主任执意要开除查良镛，校长希望不要开除，想保住他的学籍。最后没有保住，还是被开除了。那位校长又写信，推荐查良镛到徐州中学去念书。时过境迁，当年的中学校长去世了，金庸就出钱在学校里铸了个铜像，又题了字，以示纪念。因为金庸难以释怀对那位校长的感谢之情。

　　第二次被开除之后，没有钱，饭也没得吃了，衣服也没得穿了。

　　职员生活

　　无奈之下，查良镛只有求助一位姓蒋的表哥。蒋表哥在重庆当时中国最大的图书馆中央图书馆做馆长。查良镛告诉他，自己被学校开除了，生活没着落。表哥说就到馆里来做个小职员好了。

　　就这样，查良镛做了差不多一年的图书管理员，给看书的人签记名字，维持一下秩序。有饭吃，有薪水，还可以住在图书馆，对查良镛而言，最大的好处就是能看喜欢看的书，他在那里真算是如鱼得水。

　　失之交臂的外交官

　　查良镛在求学的时候，最大的梦想，是想成为一个外交官。

　　新中国成立时，查良镛写了两篇文章，在大公报上发表了，那时他的身份是上海《大公报》驻香港的公派人员。

　　几篇文章被当时一位国际法专家、参加过东京审判东条英机一批日本战犯的梅汝敖大法官看到了。

　　外交部请梅汝敖先生去当顾问，到北京就给查良镛打了几个电报，说自己年纪大了，要做这些困难的工作，困难的工作不能出去做，梅先生认为查良镛年轻有为，知识也丰富，对国际法也懂得，想请去当助手。

　　查良镛一直想到外交部工作，就到了北京。

　　当时周总理兼外交部部长，乔冠华做外交部内部工作，两人常常见面，一来二往，就熟了。

　　乔冠华后来私下里对他说：‘在外交部做事，你这个地主阶级成份永远没机会，没出头的。你这个才华，你这个本事，做一辈子小职员，会很可惜的。’

　　就这样，因为历史的原因，查良镛跟一个外交官的梦想，擦肩而过。

　　从大侠到报人

　　查良镛回到香港继续做编辑、翻译，1955年，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查良镛遇见了改变后来整个命运的武侠小说。当时的他不会写小说，也没有写过，但在所在报纸总编的邀请下，就接粱羽生开始写《书剑恩仇录》，并把自己名字中的镛字拆开，做了一个笔名。于是金庸一边想一边写一边发表。没想到一炮打红，一发不可收拾。金庸先生在《书剑恩仇录》成功之后，又在短短的三年内连续创作了《碧血剑》《雪山飞狐》和《射雕英雄传》，一时间风靡全港。和梁羽生、古龙一起被誉为新武侠小说的开创者。1959年，35岁的金庸用全部稿费积蓄做本，投身商海，开始实践心中更大的报人理想，打造他的报业新天地。

　　金庸先生前后有两支笔，一支是写武侠小说的“世界第一侠笔”，另一支是写社评的“香港第一健笔”。香港市民喜欢看他的武侠小说也喜欢他犀利的文风社评。尤其是与离开的大公报的反击笔仗，更让金庸名声大振，报纸销路大开。金庸写武侠小说，最初只是为了赚钱，后来就是为了支撑《明报》事业。

　　到了六十年代末期，金庸先生还试图在武侠小说创作方面进行一些新的尝试，在社评之外，能够更感性的表达出自己的政治取向和对现实社会的看法。于是，便有了政治寓言的《笑傲江湖》和社会问题小说《鹿鼎记》。

　　笔墨之外的人生

　　1972年，《鹿鼎记》连载结束，金庸宣布就此封笔，不再写武侠小说，自此告别江湖。“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是金庸以除《越女剑》外的14部武侠小说书名撰写的对联，这幅对联现在就写在书房式的办公室门口。

　　这些作品被翻译成很多文字，所有的武侠小说故事也超越了文字本身，被无数次拍成了影视、被画成卡通、进入了电子游戏，在华人世界甚至更广泛的空间里广为流传。

　　金庸笔下的大侠似乎都是在历经磨难之后才成长、成熟起来的，这些从侧面折射出金庸先生所经历的人生跌宕起伏的风雨人生。

　　1976年10月对金庸而言是最大的不幸之日，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十八岁的大儿子查传侠自缢身亡。几个月以后，金庸在《倚天屠龙记》的后记中写道：“…事实上，这部书情感的重点不在男女之间的爱情，而是男子与男子间的情义，武当七侠兄弟般的感情，张三丰对张翠山、谢逊对张无忌父子般的挚爱。然而，张三丰见到张翠山自刎时的悲痛，谢逊听到张无忌死讯时的伤心，书中写得太也肤浅了，真实人生中不是这样的。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明白。”

　　三十一年后，身为父亲的金庸追忆大儿子查传侠的身死，将有着怎样的感悟？金庸今生有过三次婚姻，而前两次婚姻究竟是什么样的状况，彼此之间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对媒体谈到第二任妻子朱玫时，金庸曾忏悔说‘我对不起她’？金庸是怎么与邓小平见面的？当时他们都谈了些什么？金庸又是怎么成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的？他又在香港回归中肩负过怎样的使命？在办公室录制现场朱军给金庸先生带去了什么样的神秘礼物？

　　《艺术人生》另辟蹊径，专心访谈，集结金庸八十年生命故事，揭秘查良镛众多鲜为人知的人生情节。

　　敬请收看6月27日晚中央电视台三套20：35、一套10：39同日播出的《艺术人生》“庆祝香港回归十年特别节目”《相聚2007》之“人在江湖·金庸”。文/姜川 摄影/宫德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