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戏当前》导演手记：何晓斌阐述《证人》

《证人》拍摄现场

工作人员辛苦拍《证人》

剧组拍摄雨中戏

精彩镜头回顾

　　在情景研究中有一个著名的情境模式叫“囚徒困境”。大意是两个犯罪嫌疑人被警察抓住后隔离审查，其中的每一个嫌疑人都面临于警察合作还是与同伴合作的选择，如果二人同时选择与同伴合作，他们可能逃脱法律的制裁；如果同时选择与警察合作，则都会受到法律的合理惩罚；二人中一人选择与警察合作，一人选择与同伴合作，选择与警察合作的人可能得到奖励而另一人则会被加重处罚。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嫌疑人都不清楚对方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在这个情景中，嫌疑人个体理性与他们集体理性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冲突，导致他们面临选择的困境。

　　《证人》中的主人翁也面临同样的艰难抉择。在他目睹一场杀人案件之后，他与除杀人团伙之外的整个社会形成了一个集合，他举报嫌疑人将会使社会正义得以声张，却会让自己处在杀人团伙的威胁之中；它保持沉默杀人团伙将远离他的生活，他过得会很安逸平静，但社会正义将湮没于这样的平静，杀人团伙将在这样的平静中为所欲为，带来更大的社会伤害。

　　拍这个片子的过程中，我一直欣慰甚至钦服于主人公最终做出了维护集体理性的选择。他举报了杀人犯，让杀人犯最终受到了社会正义的制裁。这种欣慰与钦服来源于对自己面临同样选择的时候，我也没有做出他这种选择的绝对信心。事实上，在主人公举报了杀人犯之后，他的生活就没有了应有的平静，随时面临杀人犯同伙的骚扰与威胁，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这让我于心不忍，也让剧组的所有成员心有不甘。在拍摄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在想，应该给主人公一个圆满的结局，让他在维护社会正义之后得到他维护的这个集体给与他的足够关怀。

　　但最后我们没有改变故事原型的真实结局，只在故事中加重了警方围绕证人积极想办法的戏份。这样做的目的不在于强调社会正义的无能，多方努力仍然无法保证一个证人的正常生活，而在于用这样的方法强调这个悲剧的根源，不是故事中具体的某一个人，而是目前我国证人保护制度本身。我们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呼吁完善这一制度，弱化每一个人在做相同选择的时候面临的困扰。

　　我相信悲剧的力量。

　　我相信这样的力量可以唤醒完善制度的动力。

　　我相信这样的力量可以慰籍在现场内外不分昼夜、辛勤劳动的每一个工作人员，我应该谢谢他们。

　　何晓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