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也谈“帅魁轩”及蛐蛐文化

　　《百年往事》里有一段讲到了在“帅魁轩”里斗蛐蛐。这蛐蛐也叫蟋蟀，再早几百年则叫促织。这就不由的让人想起了鲁迅先生的《孔乙己》中落魄秀才孔乙己向人卖弄茴香豆的四种写法，这里之所以提出这一细节无非是想证明，斗蛐蛐这一不登大雅的民间传统爱好。是很有些历史的。这里估且说它为“爱好”，而在1990年8月12日至12月2日的《中国体育报.星期刊》连载了题为《京都蟋蟀故事》共八篇向读者介绍。看来《中国体育报》是将其归入竞技类民间体育活动了。

　　而令蛐蛐知名度在老百姓中普及广为提高的当数清代的蒲松龄所著《聊斋志异》中的《促织》一篇，此文曾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被选入中学课本，从而使斗蛐蛐之传奇在全国广为流传。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促织》早在1937年被美国女作家Frances Carpenter(弗朗西斯.卡彭特1890--1972)盗用抄袭发表在《中国姥姥讲故事》及《少男少女丛书》第三卷《童话和民间政故事卷》中、其中还顺带抄袭了另外两篇《种梨》、《凤仙》。此事被邱勋先生发现，特撰文发表在《时代文学》2007年6期上。如此说来我们蛐蛐文化已是早就走出国门了，只是比起美国人对我们施加的反盗版压力来，美国人还是违约在先了。

　　闲话了半天，言归正传。“收”、“养”、“斗”是玩蛐蛐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蛐蛐还有一书面上的称谓叫“秋虫”，京城“大玩家、大收藏家、学者”王世襄先生在其自选集《锦灰堆》中专有一章讲“秋虫”，其文共有六忆。曰捉、曰买、曰养、曰斗、曰器、曰友。以我看来此文应是自清末拙园老人《虫鱼雅集》以来最权威的著述了。

　　余生也晚。只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上小学期间热衷过抓、斗蛐蛐。当年正值上山下乡运动风起云涌，大一点的孩子都应主席的号召，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去了。我们几个还在上小学的孩子跟了一个高中毕业赋闲在家的叫老毕孩子头，从北师大附小附近远征到土城、黄亭子一带去抓蛐蛐。说起老毕没去插队赋闲在家，其原因也是出在玩上，这事说来还有些浪漫。那年夏末，老毕去放风筝玩，别人多是选一块开阔地放而他偏独出心裁跑到五层楼顶放(六、七十年代的居民楼多是前苏联图纸设计的样式盖的。楼高多为五至六层平顶楼。)他将风筝升起来后，边放线边倒退着跑，没成想这搂顶面积有限，这一退就退到楼低下去了，老毕同学福大命大，楼下正好有一沙坑，他损失了一个肾命却保住了。也算是因祸得福吧，他因伤免去了上山下乡。

　　记得当时我们带了用玻璃丝缠成的抓蟋蟀的三角罩，半长的竹竿、笆蕉扇和很多张烟盒内衬包装用锡纸和水壶就出发了，到了土城下的荒草坡三个人分散开，用耳朵去听蟋蟀振翘的呜声，确定位置后，三个人包抄过去，如果是藏在草丛中的用芭蕉扇扇出来，然后用罩子罩住，要是藏在洞中，可以用竹竿探入洞中赶出来，或者用水灌出来。用罩子扣住后用空心握拳的方式抓在手里，然后用锡纸卷成圆桶状用嘴对准入口将蟋蟀吹进纸桶中。

　　每次出征我们都能收获一、二十只蟋蟀、剩下的近一周的时间里都是用大小不一的罐头盒、广口玻璃瓶装了蟋蟀去约战。直至斗的只剩下一两只“大将军”或只剩下一只独腿青麻头的败将。就再组织一次出征。

　　不知如今的孩子们是否还能有我们当年的乐趣。放下笔窗外已是初冬，几株杨树枝上还挂有几片黄叶，一时间耳边又响起而蛐蛐振翘之声。这恐怕是患上幻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