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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娱乐讯 3月11日晚20:26,CCTV-3《艺术人生》节目将与观众一起分享两会幕后,走近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了解他们的提议背后的故事。
他们原本可能腾挪在芭蕾舞台,或是安居在幽静的画室,他们的表演作品可能是惊险的杂技或是曼妙的歌曲……但在这个三月,他们要做的事情多了一项:参政议政,为了代表老百姓传递出心理话。
而在紧张的两会间歇时间,他们——全国人大代表夏菊花、谭晶,全国政协常委冯骥才、韩美林、全国政协委员陈维亚、张抗抗、赵汝蘅、倪萍、关牧村——9位德艺双馨的艺术家,来到了《艺术人生》的演播现场,说说他们这一年关心的事。
倪萍:运用说话权力要有分寸
录制节目之前,倪萍的提案早已在网络上被议论得沸沸扬扬。很多人在互相询问:“你看到倪萍‘封杀山寨文化’的提案了么?”
“我今年关于‘山寨文化’的提案,和我从前提的环保一样。”面对不同的议论,倪萍心平气和:
“我觉得我虽然没有本事,但是我身上滋长着天然的社会责任感。我觉得这个国家是我的,人民是我的兄弟姐妹,不管能力大小,我每年都非常认真地去做调查,两会期间提议案。”
这一次,她同样浏览了很多资料,找了很多证据,认真列出解决办法,标题是“摒弃山寨文化,扶持原创文化”。
在倪萍看来,山寨文化里确实存在一些恶搞、恶俗的部分,把原著篡改,然后拿来改头换面,等于侵害了知识产权。文化产业正处于最好的时期,但同时又是脆弱的,在山寨的娱乐攻势面前,经典文化败下阵来——这让倪萍心绪难平。
在节目现场,作为嘉宾的倪萍还不忘发挥主持人的好口才:“我觉得我有责任,也应该把我想说的话说出来,而且我提了七条建议。其实我还有另一个议案,就是关注职业病防治的宣传,但是没有人炒,我希望再有人炒炒它们。”
“其实我那天晚上也特别特别激动。写的时候我就在想,中国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拥有话语权。任何人都可以上网去说,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我们应该珍惜这样的机会;但是,给你说话权利的时候,你真的不能随便说,不能,任何事情要分寸。真的,兄弟姐妹咱手里有这支笔,咱有说话让人听的机会,咱为什么不尊重自己,为什么不珍惜这样的机会,哪怕咱水平不高,咱实事求是了,咱有良心了。”倪萍说得很动情很真诚。
作为一名从业近20年的主持人,除了职业的魅力,一路支撑倪萍走到今天的还有来自家人的力量。但在去年秋天,她在东北拍戏时,相伴多时的姥姥在北京的家中去世了。“老太太活着是治家的一个秤砣,秤砣走了我们老是漂起来了。在倪萍心里,姥姥很会讲道理,会安抚民心,姥姥的治家就是和谐社会。那天刚好没有倪萍的戏,她就拿着本子记下姥姥的话,写成《姥姥语录》,说到这儿,倪萍不忘幽了自己一默,“这有点儿山寨版的意思。”
陈维亚:愿文化艺术逆流而上。
第一次做政协委员,奥运会开幕式副总导演、闭幕式执行总导演陈维亚最大的感触是“在会场特别忙,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么多新老朋友。”被问起两会上最关注什么?陈维亚干脆利落地回答:“钱!”
一个字说来容易,实则意味深长。诸多下乡演出的经历中,贫困地区落后的文化设施以及乡亲们对艺术的真正热爱,使陈维亚受到很深的触动:“这些光靠我们去唱歌、跳舞不能解决。他们需要设备、场所,而这些方面都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
讲自己的提案之前,陈维亚先提到了最近频繁出现的词“软实力”:“文化艺术反应了一个国家软实力的标准。”因此他建议,在金融危机的风雨中,在支持经济发展的款项之外,也对文化艺术做一番投资,丰富一下提高软实力的手段,“我们将会有可持续性的,连续不断地走向全世界的文化的软实力强势。”
赵汝蘅:我关心天桥一带的文化氛围
中国芭蕾舞团成立了50年,而赵汝蘅从事芭蕾事业已有53年,做过演员,当过领导,她几乎见证了中国芭蕾事业从无到有的完整进程。而今作为政协委员,赵汝蘅觉得责任特别大:“要反映的问题和要带回去的方向,都特别重要。我也特别愿意参加这样的会,能学到很多东西。”
芭蕾舞团座落在宣武区五十年,赵汝蘅关心的焦点也自然地落在了宣武区天桥一带的文化氛围:如何打造一个优秀的演艺园区。
这一提案也引起了朱军的共鸣:“在金融危机之下,在我们在筹划如何拉动内需时,让大家有好的去欣赏艺术——这也是应做的另一种努力。”
关牧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政协委员关牧村这回带了两个提案。一个是培训事业,“现在待业人员这么多,培训的工作应该跟上去,让他们的技能和素质都能适应现在的发展。”
再就是慈善的中间平台。关牧村希望建立一个网络的平台,定时、有定点在社区,长期不间断。“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大家可以把不用的东西如衣服、被子消毒弄干净后,送到定点的地方,再送给贫困地区。家长带着孩子去,对孩子也是一个好的教育。”
提出这两个提案,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关牧村受到亲身经历的触动。春节时,她照例去探望了自己从前在工厂工作时的师傅。师傅窘迫的生活境遇,令关牧村心里很不是滋味,觉得自己没有尽到职责。“我希望能够在我们的社区也好,各个这种慈善部门也好,做起来这样的(慈善)工作,通过做具体的事情,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夏菊花:建立国家马戏院是二十多年最大的愿望
1964年,夏菊花第一次作为人大代表出席了人大会议。从选举老一辈的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到聆听温家宝的报告,夏菊花的人大代表一直做到今天。主持人朱军现场抖了个包袱:“夏菊花老师任人大代表的年份跟我的年龄一样,45年了。”
“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夏菊花的今天。”在六岁就开始练功的夏菊花心中,杂技是祖国的艺术,民族的艺术。“杂技在中国已经由3000多年的历史,第一个走出国门的也是杂技艺术,这二十多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在北京建立一个国家马戏院,使杂技艺术更加丰富多彩、发展前进。”
张抗抗:原创权利是一切权利的最高权利
2008年夏天,张抗抗沿着黑龙江边作了一个调研。她去了一个没有到过的边境农场,发现虽然农场也有了不少大型机械,但文化设施还是很薄弱。农场的工作人员尽其所能,用非常简陋的房子建了一个常识纪念馆,里面还有少量的丛书。
张抗抗说自己是从农场出来的“北大荒知青”,回头看到这些,感触横生,于是有了她的第一份提案:国家的文化重点工程,要加大对边远地区的支持力度。
另一份提案来自她平常的思考积累:关于完善创新机制中,对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剧的过程中,著作权的维权。“提案我是跟中国电影协会的会长王兴东委员联合做的,所以不是完全站在作家的立场上,电影协会他们也认为这个问题非常大。”
在张抗抗看来,现在在讲创新或文化创意,但如果创新的结果不能得到保护,创新机制是没法激活的,或者说,创新的成果不能进入良性的循环。她语重心长地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奥运会上,运动员入场时,走在最前的不是东道主,也不是字母A打头的国家,而是希腊队,因为希腊是奥林匹克的发源地,奥林匹克的首创,原创者。在《伯尔尼公约》里,原创权利是一切权利的最高权利。”
冯骥才:我最关心的还是中华文明的传承
“现代化的速度太快,我们千姿万态的文化,大地上的文化,迅速消失,让人心疼。”冯骥才不无忧虑。由于一年四季都在全国各地跑,经常遇到这样的事情:今天去了某村落,再过两年,这座村落没有了。
作为中国文联副主席,这些年来,冯骥才一直关注文化方面,特别是关于中华文明的传承问题。这几年,我们多了一个关键词:“文化遗产”,或者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2006年,文化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家委员会(冯骥才担任主任)通过国务院向国人公布了518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到今天,已经累计公布了1000多项。
事实上,冯骥才认为,应该不止一万项——但是,它们每天都在减少。更严重的是,一旦进入了名录,就会马上被资源化,开发者像发现矿产般伸出了手。“我们的文化实际被浅薄化、初级化。那些容易被商业化的部分,成为卖点、被拉到前台,比如民俗的表演,手艺等。我们的文化被肢解、稀释着,实际是破坏着。”
冯骥才在贵州时,亲身经历了这样的事情,传闻中美丽的山寨竟是被当地人用彩色油漆涂得花花绿绿,不仅遮盖住了原有的历史信息,失掉了特色,更坏的时,它已经无法再改变回去。问题出在哪?冯骥才觉得关键是没有专家参与——于是就有了他的提案,提案说:“我们的文化遗产开发,必须有专家的参与。”
韩美林:我关心的是教育的含金量
一次偶然的经历,让韩美林心里打翻了五味瓶:他送给两岁的小孩子一个福娃玩具,一会儿小孩子回来了,再请他签字,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就值钱了。“中华民族两千多年就是教育,教育国,一直是教育,搞教育,而德放在头里。我们现在的孩子,首先一个,我给他弄个福娃他都让我签字值钱,他都懂得这个概念,我感觉挺可笑的。”
在节目录制现场,韩美林也是忧心忡忡,教育问题,一直是他心头上的一个事。“我感觉教育的含金量不但没有提高,还降低了。”
韩美林认为,眼下高校盛行的合并之风,并没有带来实质上的改变。“组合是一种形式上的组合,没有体现在内容上,没有在‘学生到底能学到多少东西’上下工夫。我认为,搞教育部一定是教育专家,但教育专家不不一定会教育。”
怎样才是好的教育和学习?借用他对“学英语”的态度:“你要想办法别光学会英语,英语只是一种手段,一种交流的方式,不是你的本事,我希望大家能学点本事。”
其实,这已经是《艺术人生》第三次邀请两会委员和代表走进节目录制现场,和观众朋友一起分享他们的提案以及背后的故事了。面对2009年即将迎接的挑战,委员们的言语中流露出比以往更多的责任和承担,他们的提案也越加贴近群众,符合民意。
节目录制尾声,主持人朱军也回归了他的政协委员身份:“我想我们今天站在台上的所有的人,无论是代表,还是委员,请大家相信,我们心里揣着‘爱’这个字。”他号召大家合影留念,影像定格,朱军说:“让我们记住今天的聚会,这张照片将见证我们也将记住我们所承担的责任。”
文/杨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