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6月19日，中美部队通过缅甸孟拱河上的一座浮桥

　　投笔从戎

　　我的老家在山东峄县，离台儿庄约60里。1938年春天，日本人已经打到山东一带，台儿庄会战开始，村里的大部分青年开始逃离家乡，我也告别老母亲，带着我全部财产——6块“袁大头”，独自一人开始逃难，那一年我只有19岁。

　　在逃难的路上，我听到台儿庄大捷的消息，这也激起了我要参军报国的决心。可是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并没有阻止日军进攻。我记得接近徐州的时候，看到天空中高悬着两个灰色的大气球，下面吊着一个篮子，有日本士兵坐在里面侦察周围环境以让炮兵射击。越往徐州走，枪声越密。

　　不久，前方传来徐州陷落的消息，我又夹在从徐州撤下来的军队里往南逃。那时候白天不敢走，都是夜里撤退的。走到颍上、潢川一带时，鞋子磨得稀烂，早就身无分文，每到一个地方，靠当地老百姓接济一口，才能有点力气继续逃难。

　　一直逃到安徽凤阳一带，才脱离了日本人的包围，中国军队又慢慢恢复了秩序。在潢川，有一个专门招收流亡青年参加部队的组织。招生要求是有初中水平，考试科目有地理、历史和数学。我出身贫寒，勉强读完小学后，在峄县图书馆找了份见习生的差事。我在图书馆时拼命学习，看了很多书。多亏这段经历，发榜时我看到40多人的名单里我还排在前几名。

　　我们这一批考取的学员从信阳坐火车到武汉，被编入“战时工作干部训练一团”，简称“战干团”。战干团以知识青年和回国参加抗战的华侨青年为主，第一期还有女生。因为规定有初中毕业文化水平即可录取，因此，考生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有大学生、留学生也有初中毕业生。第一期开设了一个“留日学生训练班”，100多名回国参战的留日学生在这个班受训。

　　蒋介石对这个以青年学生为主的战干团也很重视，他亲任团长，副团长和教育长分别是陈诚和桂永清。战干团的入伍训练很严格，除了野外演习、实弹射击和兵器、地形、筑城、谍报、游击战术这些军事课程外，对政治宣传也很重视。蒋介石还亲自给我们训过话，我记得他特别喜欢引用中国的古训。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期间，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官员也曾给我们讲过课。

　　1938年8月，日本已经逼近武汉，我们又开始沿着长江，从沙市到荆州到常德、桃源，往四川方向撤退。在湖南桃源，战干一团停下来分科，我原本被分到政训科，但我不愿意，想杀敌报国，于是报名参加军事队，成为二分校19总队学员，后来成为黄埔第16期学员。毕业时，因为我成绩不错，就留在了战干团当区队长；而大部分同学都被分配参加了长沙会战，牺牲在那儿。

　　1941年，我被分到54军军部特务营担任排长，一年后，升任至50师特务连连长。

　　54军当时的任务是驻在云南文山古木，防御日军进攻越南。我对云南那段生活的回忆就是两个字：艰苦。我们穿的军服是用粗麻织成的，染上草绿色，像麻布口袋一样；吃不饱是最大问题，米里常常搀进稗子，没有肉，也没什么菜好吃，就是咸水清菜这类东西，我一个排长一个月的工资，只能买两斤肉。

　　我们最头痛的就是逃兵问题，那样的待遇谁不逃呢？但是上面又要求不许有空缺，检查很严格，一旦有逃兵，他们又要怪罪下来，所以我们平时对士兵看管得很严。发现逃兵了，就去抓，有的被抓到给背回来，有的根本找不到，我们就得就地补充兵源。谁说国民党抗战不艰苦？所以当我们听说要被派出国参战，我们也很愿意。远征军的待遇肯定比在云南驻军好得多，至少不会再有逃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