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冬苓

　　作为山东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继《闯关东》、《沂蒙》之后精心打造的又一鸿篇巨制，《南下》已确定于近期开机。日前，记者采访了该剧编剧——

　　追寻父辈的足迹

　　赵冬苓坦言，在刚接下《南下》剧本的创作任务时，她曾经愁得不得了，因为对那段历史并不熟悉，不知要从哪里下手。

　　为了寻找创作素材，去年8 月，赵冬苓沿着60多年前山东干部南下支援全国解放的足迹，奔波在苏沪浙的大地上，与经历过那段风云变幻历史的山东老乡们促膝交谈。这次采访，让赵冬苓一下子找到了感觉，原来的很多想法也都改变了。

　　“通过与这些南下干部交谈，使我真真切切体会到了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从农村走向城市，从泥腿子到城市管理者的蜕变过程，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我们父辈这一代人所经历的怎样的人生道路。”赵冬苓说，“我的父亲也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只是没有南下。但在思想观念方面，他们这一代人大致相似。现在看来，也许我们会觉得这一代人的观念有些僵化，思想有些陈旧，甚至还会疑问‘人会这样生活的吗’，但事实的确如此。他们那种一辈子坚定地附着在一个目标上，信仰如此单纯而又如此矢志不渝的人生态度，的确值得我们这些后辈敬重。我就是在这样的心境下，写作《南下》这个剧本的，而这种敬重之情也完完全全地体现在了剧本之中。我希望能够通过这部电视剧，让我们以及我们的下一代，能够了解我们的父辈，了解这段值得每一个中国人记忆的历史。”

　　不写“草莽英雄”

　　近几年来，在反映新中国成立前后那段历史的电视作品中，以“草莽英雄”为歌颂对象的屡见不鲜，像反响较为强烈的《亮剑》、《历史的天空》、《狼毒花》、《激情燃烧的岁月》等等，对此，赵冬苓认为，在我们的队伍中，的确不乏“草莽英雄”这样的人物，而草莽英雄也因其性格鲜明更容易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但如果还是按照这个思路写，那就落入俗套了；另外更为重要的一点，《南下》所反映的，是已经走进城市，并且已经成为城市管理者的执政党，这样的重任，绝不是只擅长打打杀杀的“草莽英雄”所能担负的。“因此，在《南下》中，我从创作之初就有一个明确的定位：不再塑造‘草莽英雄’，我们的英雄，要和‘草莽英雄’划清界限。”赵冬苓说。

　　据赵冬苓介绍，《 南下》所着力塑造的一个人物孟思远，开始并不是以英雄面目出现的，他是一个纯朴的农民的儿子，革命胜利了，一心只想在家里过安稳日子，在服从组织决定南下后，又在南下过程中不断犯错误，在不断犯错误的过程中一步步成长起来。她说：“从一个农村纯朴孩子到城市管理者，这样的人生跨度的确比较大，有着种种不适应也是在所难免。孟思远个人的这种成长过程，也是与我们党自身的成长壮大一脉相承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大批干部的南下史，也是我们党的成长史。”

　　直面婚姻危机

　　赵冬苓表示，追寻南下干部的足迹，有一个问题不能回避，那就是困扰众多南下干部及其家庭的婚姻问题。否则的话，就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

　　她说，还在进行电视剧《 沂蒙》的剧本创作时，她就了解到很多南下干部在这方面所出现的危机，并在《沂蒙》中有所涉及。

　　“ 不过，我个人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现在已经有所不同。进行《沂蒙》创作时，对于那些一进城就把农村老婆甩掉的事情，我基本上采取的都是否定的态度。如今，通过与众多南下干部交谈，使我对这个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尽管说，一些南下干部的这种行为，从道德层面是永远也讲不过去的，并对他们留在乡下的妻儿老小造成了难以想像的伤害，但从另外的角度看，如果一个人的眼界已经远远超出以往，你还要求他永远背着传统的包袱，也是不合情理的。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也不管我们怎么指责历史的不公，历史就是这样前进的，这就说明，如果一件事情成了普遍现象，那它就一定存在着历史合理性。”赵冬苓坦言，“我的这个观点，说出来肯定会招人骂，但我还是要说，历史和道德，往往存在着某种错位。在《南下》这部电视剧中，我要把这种现象的合理性和错位的必然性写出来。”   □本报记者 杨国胜 实习生 李 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