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9日的《小崔说事》节目，刘放吾团长次子，现为美国太平洋国际政策协会董事的刘伟民现身讲述了他的父亲刘放吾，一个真实版的“我的团长我的团”。

　　《小崔说事》栏目 供稿

　　在那场著名的大捷之后，刘放吾长期低调生活在民间，即便一度被媒体报道，他也不愿对当年说太多。事实上，在轰轰烈烈的“团长”故事之后，要不是当年同样有过一场“真假团长”的闹剧，刘放吾几乎不为人所知。那场闹剧，将沉默已久的真正英雄找了出来，才让世人知道了这位真正的“团长”。

　　撒切尔夫人的感谢

　　对于这一场几乎有点匪夷所思的胜利，不少人都提出过疑问，比如日本军人或日本的军事研究者就提出过不相信在仁安羌，他们打了败仗。刘伟民自己留有一些证据，包括珍藏了67年，父亲当年在战场上缴获的日本军旗，上面写有日本军人的名字。

　　对这段历史有怀疑的英国历史专家也不少，他们觉得英军怎么会由中国军队救出呢？刘伟民说，其实英国人也没什么可怀疑的，1942年英缅军史莱姆将军给他父亲亲笔写的手稿原件一直由他珍藏，日期是1942年4月17日上午11时。“其实很多中外的博物馆都希望我能把这个捐赠，整个仁安羌大捷，是非常辉煌的一场战役，这场战役就是由这珍贵的一页开始的。”

　　仁安羌大捷50周年的时候，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美国芝加哥特别接见了刘放吾，当时的两张照片刘伟民同样小心翼翼地珍藏。“我记得她穿的是红色的衣服，一见到我父亲就快步上前，握住父亲的手，她说老将军我听到太多你的故事了，你当年不仅解救了七千英国军人，同时也解救了许多其他人的生命，我代表英国政府和人民对你表示深深的感激之意。”当时的刘伟民还小，记忆中的自己感动得眼眶中蓄满泪水，但父亲只平静地说了两句话，他说我是军人，打仗是我的职责，当友军遇到危难的时候，救援他们也是应该的。

　　“假团长”引出的真团长

　　关于父亲的故事，刘伟民从小就听到很多，却不是从父亲口中。“父亲不是多话的人，讲这个话的人都是村里的老师或者朋友，还有父亲的部下。常常听到大家谈父亲的事情，但那时也不会特别在意，因为跟父亲朝夕相处，自己的爸爸不会特别有那种感觉。”

　　真正让刘伟民开始清楚感觉到这件事，是在1963年。那一年，香港突然发生了一件冒牌将军案。当时他正在上大学，有一天，同学告诉他说他的名字上报纸了。跑到图书馆一看，上面大半版—“光荣战士从头说，真假将军揭谜底”。里边写，“烟云怀往事，强渡燕南江。杨营长谈团长，逐寇解围攻平墙。”原来，当年在仁安羌被围的英军第一师有一个叫菲士廷的炮兵团长，多年后荣膺香港的三军总司令，想起当年救他的这位团长，于是到处去找救命恩人。结果有个难民“灵光一闪”，到处找还在世的人把事情经过了解了个明白，然后跑到总督府，讲得头头是道，自认是总督府要找的“团长”。一夜之间，他成了总督府的上宾，开始到处招摇撞骗。再后来，他和当年混在一起的人发生了矛盾，人家就把他揭发了，这位“假团长”第二天就被送进了香港的赤柱监狱。媒体这就奇怪，那真团长在哪儿呢？

　　正当“假团长”在香港招摇撞骗时，真团长却因为孙立人案(蒋介石怀疑孙立人兵变案，后查实为冤案)受到牵连，低调生活在台湾乡下。“我父亲做军人，也没有什么一技之长，那时候他手下有一个当年远征军的营长，叫杨振汉，在凤山(台湾高雄西南部)做煤球生意。他也是父亲最称心的，当年仁安羌大捷第一线渡河的营长。他教我父亲怎么做煤球，所以我父亲那时在屏东做煤球生意。”

　　“好事”的记者终于在台湾北部一个叫曲尺的煤矿矿坑里，把当年的杨营长找了出来。记者告诉他，香港发生了这么一件轰动的事情，他才将往事娓娓道来。第二天记者全部赶到屏东，总算找到了已经做了9年煤球生意的真团长，这才有了见报的“烟云怀往事，强渡燕南江”。

　　50年后的一等奖章

　　真团长浮出水面，刘放吾却仍是典型的军人的耿直脾气，竟坚持继续做煤球生意。后来台北一家煤气公司的董事长找到了刘放吾，说不知道老先生对国家有这么大的贡献，并教刘放吾开始做液化煤气的生意，从此真团长的生活才有了大幅度的改善。

　　刘伟民真正对这个事情比较投入，则是到了美国以后。1990年前后的一个深夜，他突然接到一通电话，对方是一名姓肖的先生，他说你父亲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人，他对国家民族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光荣可能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电话挂断以后，刘伟民久久不能平静，开始用心去真正探索父亲的事，慢慢了解到，国内的书籍刊物谈到这场战役很多，但连父亲的名字都没有。

　　“这场战役是一个团打的，这个团长到哪里去了？”刘伟民这样疑问。结果，他在史莱姆将军的回忆录里面找到了答案—

　　仁安羌战斗即将开始，前往刘放吾团部视察，刘团长似乎窥出我的心意，他说到营部去看看，到营部看到部队的部署后，我相当满意，并准备后撤。刘团长说，咱们再往连部走一走，我大吃一惊，无法确定在战争即将开始的时刻，是否该接近连部，但为了面子，虽然不情愿，我还是涉水到达连指挥部，刚刚抵达，攻击的枪炮声顿起，刘团长转身看着我，我真担心他会说，到排指挥所去看看，所幸他不再提，只是望着我露齿而笑。

　　对此，史莱姆将军的评语是，只有优秀又干练的军人，才能在枪林弹雨中面无惧色，露齿而笑。

　　1992年，已是仁安羌大捷50年，英美高层和台湾当局认可了仁安羌大捷，给刘团长发了褒奖信。在此之前，刘放吾只有一张蒋介石1946年签发的奖章执照，奖章却一直没看到。直到50年后，刘放吾才看到“国防部”特别开模，重新打造陆海空甲种一等奖章，他并没有说什么。“两年以后，父亲就过世了。我觉得这也是在他临走之前得到的一份安慰。”刘伟民说。

　　直到最近，刘伟民才敢打开父亲留下的两箱东西，在其中发现了父亲的十几本日记，才知道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事情。“这里写道，1953年11月10日，他在高雄上夜车要去台北，碰到了11年前跟随他的第一营营长，就是杨振汉。这里关于他们在火车上的那段，特别讲到仁安羌大捷后，掩护杜聿明第五军部队撤退，然后是卡萨战役，后被敌军追到野人山，最后他们在5月30日在南先庆，偷渡清德温江，到达印度。整个过程他叫做过七关，这七关他写，比关公过五关还要险。最后他说杨营长谈话中有后悔当年的骄傲幼稚，自将轰动中外的伟大辉煌战功无形抛弃，殊为可惜，至今思之，尚有余恨。刘放吾则回答，逝者已矣，尚何言哉，未死于野人山的原始森林中，幸甚。”

　　父亲的淡泊，让刘伟民深为敬佩，也将故事留给了自己的孩子。他在美国出生、受教育的女儿有一天回家，说高中的老师讲到缅甸战场英军被中国军队解救的故事。“那时候我女儿说，那是我的祖父。可见我女儿对她祖父的那一份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