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图片来源：新浪娱乐)

　　整个社会要有一种包容。不能因为有不对的声音，就连对的声音都不能说了。不对的声音，也是众多声音中的一个。

　　撰稿·王倩(记者)

　　白岩松被一群娱乐记者围住了，第二天就是《新闻联播》主持人罗京的出殡日，年轻的采访者们以各种方式，或直接或迂回地希望他对此多说点“花絮”什么的。在表达了伤痛之情后，白岩松严词拒绝了此类问题。

　　“他真严肃”，不太习惯的记者们私下嘀咕着。这就是白岩松的公众形象，连同他的眼镜和眉毛，一起成为了这位中央电视台著名新闻评论员的标志。

　　私下里，坐在对面的白岩松没戴眼镜，穿着简单的Kappa运动T恤，电视机里在“无声”地播放着斗牛大赛。这也是他的习惯之一，走到哪儿都要看看体育频道。前一天他刚刚在“2009华语主持高峰论坛”的演讲上提出了12个字： “捍卫常识，建设理性、寻找信仰”。而我好奇的是，和电视新闻为伍的这16年里，他真的一直如屏幕上那般自信吗？严肃之下，是否有过累了的时候呢？

　　中国怎么说

　　《新民周刊》：和杨澜这样频繁和国外嘉宾们对话的主持人不同，像你这样的央视新闻主持人和评论员，也需要去考虑在全球电视业界的影响力吗？

　　白岩松：这是中国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谁也无法回避的问题，所有的媒体人都关心的问题。要问中央电视台什么时候成为国际大台，十几年前我的答案是等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现在中国正走在通往世界大国的路上，或者主动或者被动地，别人都会更加关注你的声音。通过媒体的变化，来看中国国内的变化；通过媒体的声音，来看大事发生时中国怎么说，所以你逃避不掉的，因为中国到了这个分量。

　　《新民周刊》：什么时候慢慢感觉到了这个分量？

　　白岩松：十几年前，大家只是提出“中央电视台什么时候能成为国际大台”这样的问题，但仅仅是提出问题，没有人会真的关心。但从这两年开始，你会发现你回避得掉吗？西藏事件逼着你思考，中国该如何去和世界沟通和交流，你怎么发出自己的声音；奥运会了，全球4万个注册和非注册记者像显微镜一样地在报道中国；汶川大地震时，大家都在关心你在媒体报道上的开放和透明。中国GDP已经是世界第三，隔几年就会变成世界第二，别人当然要关注这么大分量的国家。这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媒体人会提前预知到这个。

　　《新民周刊》：2008年的一系列大事件发生时，你基于怎样的原则来发表你的评价呢？

　　白岩松：基于新闻准则。总有人问你站在哪儿，好像要站队似的，你站在国家、政府、国内民众和国外的哪一边呢？不，我站在新闻立场。就像日常生活里面对很多事情，别人也会问我，你站在政府立场还是百姓立场呢？我站在事情的对错和方向立场上。有些事情，你站在政府立场上不一定对，站在公众立场上也不一定对，很多时候站在一种情绪的立场上时更需要理性，而且可能会有很多公众骂你。

　　《新民周刊》：新闻要求客观。但杨澜也说了，现实情况可能是附庸一种情绪，要比探究事实容易得多，也更容易得到短期销售量和收视率上的回报。

　　白岩松：事实摆在那儿，站在不同角度的人看到的是不同的，这的确是可怕的地方。不过有一点不用担心，新闻的客观不是哪一家新闻媒体的客观造成的，而是由开放和透明导致的所有人都可以站在不同角度去关注它，最后呈现出的结果才是最接近客观和事实本身的。

　　总会有不同的媒体，站在不同的角度和准则，选择了事实的不同截面。怕的就是不公开和不透明，有的新闻事实只能允许少数的媒体拥有报道的权利，我倒担心它的不客观。即使它做得对，我同样担心，因为这种垄断中蕴藏着一种不客观。所有的媒体都拥有报道的权利，那才会接近客观。

　　捍卫常识

　　《新民周刊》：我们的社会正在巨变，你作为新闻人的心态是怎样的？

　　白岩松：挑战更大。十几年前我们在《东方时空》开始电视改革，更多的是回到新闻应该的立场上。一点都不该表扬，没多做什么，只是新闻就该那么做，关注人，说人话，像个人。通过十几年时间，我们做到了，而且新闻监督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现在社会变革到了新的阶段，中国将要拉开的不是某个局部的变革，而是整体社会结构的变化，和谐社会是一个理念，另外还包括民主进程、社会多元化的声音和百姓的权利等等，中国历史上几乎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彻底的变革。作为新闻人，不能再简单地说新闻该怎么做，所以我提出了“捍卫常识、建设理性、寻找信仰”。这是对我自己说的。如果别人愿意，也可以听听。

　　《新民周刊》：捍卫常识，你说要强调1+1=2，因为当1+1=3会获得利益的时候，就会等于3了。什么时候意识到1+1可能不等于2了呢？

　　白岩松：我每天都能遇到。身边有无数的话语，这些话语都以真理的姿态出现，可能相当部分都是伪真理，但你都得听啊，但听完后你不能被伪常识所迷惑。

　　谁都知道1+1=2，你以为“文革”时人们不知道有些事是错的？知道，但明哲保身，所以大家走到了1+1=3 的道路上。

　　《新民周刊》：如何从利益中摆脱出来？

　　白岩松：我不知道，但起码我不会那么做。看你如何去看待利益？先不要说责任这样的大词，就说《道德经》里的一句话“无私为大私”，哪怕你想要得到更多，先要有一颗无私的心。

　　真正可怕的是小利益，但为了小利益，只要扭曲过自己一次，你可能就欲罢不能。你也许会得到一些表面的利益，肯定会失去长远的利益，这是稍微清醒一点的人都能看到的，难吗？捍卫常识不难，只要拥有勇气和良心，一般人都能做到。

　　《新民周刊》：但人非圣贤，不可能永远不出错。

　　白岩松：出错，和为利益而故意出错，是两回事。人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我天天做新闻直播，我的话语量是中国主持人中最大的，我也可能出错啊。但这种出错可能是因为自己的知识积累不够，或者你当时只看到了一二三四的事实，而五和六要到后天才能看到的。当然这种出错，在我的职业生涯里并不多。我时刻做好了出错的准备，在河边湿鞋是正常的，否则就不要去河边了，对我来说这不是问题。

　　《新民周刊》：当年和你一起奋斗的那群台前幕后的新闻人，如今似乎各奔东西，为什么你还在那儿？

　　白岩松：为什么我坚持下来？起码到现在为止，这是我认为的能让世界变得更好的非常好使的方法，或者说岗位。我也不知道五年后会怎样，起码我现在还喜欢它，在这场接力赛中我正拿着这一棒在奔跑。跑好它。

　　《新民周刊》：你在2000年前后主持了大量的大型节目直播，然后进入新闻频道担任新闻评论员。是到了这个火候了吗？

　　白岩松：十几年前《东方时空》创办时，创办人孙玉胜(现中央电视台副台长)非常明确地说过，我们的主持人将来的发展方向是记者—好记者—主持人—好主持人—新闻评论员。当时他在台上说，我在台下听得非常清楚。也许我早了点，4 0岁刚过就当上了新闻观察员。但是从电视改革的角度来说，晚了点。

　　不怕越位

　　《新民周刊》：在你的背后，有多少的幕后力量呢？

　　白岩松：《新闻1+1》是个非常小的团队，十多个人应付每天半小时的新闻直播。小型化是将来的必然，一个大耗能的电视操作模式结束了。

　　《新民周刊》：别人给你撰稿吗？

　　白岩松：在过去十几年，就念过一两次别人写的稿子吧。我的稿子都是我自己写的，这不是大话，我到现在还不会用电脑。《新闻1+1》是直播，我从来不会准备太多的稿子。《新闻周刊》是非常严谨的周播评论，我会在家里先写下来，通过电话录出声音，由速记打印成文字，晚上再录。先录下来，是为了让编辑知道我要说什么，才能更好地编辑画面，以免信息重复。

　　《新民周刊》：录一期45分钟的《新闻周刊》，你写稿需要多长时间呢？

　　白岩松：两个小时吧。但为了写，我要看很多东西。从2003年(当时叫《中国周刊》)到现在，不是我录的节目也就五六次。我大部分的星期五都会在北京，这本身就是无数利益的放弃。

　　《新民周刊》：有领导在你的直播现场吗？

　　白岩松：不会。我直播时，现场只有制片人，负责技术方面的问题，没有领导。如果不放心，就不要让我做。放心的话，那大家彼此都明白，要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门开了，我不会让它再关上的。难道做了十几年的新闻主持人，达不到和领导一样的新闻判断能力吗？如果连这个自信都没有的话，就不要做了。

　　《新民周刊》：那你会不会为了让这扇门永远开着，就站得离门远点呢？

　　白岩松：我这样做了吗？我的节目每天都在播，我是不是站在前沿的，大家看得非常清楚。如果一个节目怕越位，和自己的后卫站在一起，这样的节目早被淘汰了。我绝不会因为怕越位而失去前行的勇气，我一直在说要贴着最后一名后卫站着。

　　《新民周刊》：赵忠祥说，新闻评论最重要的是预报，说准明天会发生什么。你怎么看这个说法，预报重要吗？

　　白岩松：不重要，思想也不重要。在一个纷繁复杂的时代做新闻评论员，最需要的是勇气、敏感和敏锐，还有预判和方向。总有很多人说，做新闻评论员需要思想，这是个误读。思想就那么多，我不是写学术论文。比如周一我在节目里提出一个明确的看法，今后的高考能否改在每年6月的第一个周末。今年的高考第一天是周末，和第二天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社会也付出了极大的成本。这需要思想吗，只是需要有人说出来。

　　《新民周刊》：现在很多电视台强调双语主持人。你觉得外语能力对于主持人来说是关键吗？

　　白岩松：有更好，没有也不是大问题。我上次在耶鲁演讲时用的是中文，即使我英文再好，我有足够的能力做英文演讲，我肯定还是用中文演讲。当然耶鲁方面考虑得也很细，他们给我请的翻译是美国人，他以听众最能理解的方式来翻译。如果是来自中国的翻译，对我的理解极其准确，但是翻译后不一定。我是学俄语的，现在也在学习英语，曾经花了一年从ABC 开始学起，现在应付日常对话已经没问题，未来肯定还要继续深化。

　　《新民周刊》：当时你在美国制作了《岩松看美国》，还是你一贯关注细节的风格，但我知道出发前很多同行都在期待着你能接触到美国的大人物们。

　　白岩松：没有细节，就没有节目。意识形态中任何的伟大，都是由伟大的细节构成的。我可以选择很多热门选题，但到了我这样的年龄，我不会选择那些表面很热闹、一两期收视率很高但过后就被忘了的节目。很多人问我如何看待收视率，我说，我心目中最高的收视率是中国的乡村里能开出一辆校车，无家可归者也可以在公共图书馆里自由穿行而不遭受歧视。

　　接受表扬，也接受批评

　　《新民周刊》：你过了为得奖开心的年龄，你也过了要收视率证明自己的年龄。十几年前你绝对不是这样想的吧？

　　白岩松：那当然，过去几年在我身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现在我不会为收视率而去做什么，但我的节目收视率从来都不低，上两周整个频道的最高收视率都是我的《新闻周刊》；我不会总去说一些人们觉得好听顺耳的话，有些事情是要有勇气挨骂的；不能再想着要有多大多大的影响力，我不过是万千声音中的一个；关于奖项，我拿到了中国新闻人所能拿的所有的奖，希望有一天我能退出所有的奖项。

　　《新民周刊》：你这份工作随时随地要面对批评，当然有时可能是极其夸张的误解，你怎么反应？

　　白岩松：我能接受很多过度的表扬，为什么就不接受批评呢？你以为给我的表扬都正常？我1989年毕业，天然对民主会有自己的思考，你可以不同意别人说话的内容，但是要维护别人说话的权利。让别人说吧，很正常，哪怕不对的声音。他可能今天骂你，过段时间可能就会觉得你是对的，要有一段过程。

　　人该如何面对批评？我也一样，没有道理，我不会生气；有道理，那我就要慢慢去改，而不是去责骂批评者。整个社会都该给批评者更宽松的余地，将来的新闻评论会越来越多，有对的也有不对的，整个社会要有一种包容。不能因为有不对的声音，就连对的声音都不能说了。不对的声音，也是众多声音中的一个。

　　《新民周刊》：继续往前走，最大的动力是？

　　白岩松：往前走，最大的动力就是好奇。别想那么多，把眼前和未来短期的事情做好，保持永远的好奇。最佳的状态应该是“我去意已绝，观众恋恋不舍”，千万别反过来。

　　 看明星八卦、查影讯电视节目，上手机新浪网娱乐频道 ent.sina.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