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访谈》《实话实说》在他任上开播；他开创了央视广告时代：从1991年不足2.7亿到1997年的45亿 ；他设置了台聘制度，白岩松、水均益得以“非正式”入职……总之，他见证了中国的电视新闻改革。

　　人物

　　杨伟光，广东梅县人，1935年11月出生。196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同年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历任编辑、记者、副主任、副台长；1985年调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1991年至1999年任中央电视台台长。

　　叙述

　　5月16日上午，担任中央电视台台长10年的赵化勇谢任，国家电视台的权杖传递到了焦利手中。

　　10年前，赵化勇的前任杨伟光从台长任上退下来时却着实引发了一场不小的震动。

　　直到现在，央视的老员工仍然怀念那些年——1991年到1999年，中央电视台最辉煌的岁月。彼时《焦点访谈》被时任总理的朱镕基誉为“群众喉舌、政府镜鉴”，《综艺大观》是亿万观众周末的保留节目，《三国演义》《水浒传》《北京人在纽约》等本土电视剧掀起惊人的收视狂潮。

　　轰轰烈烈的年代过去了。去年中央台50年台庆，很多央视人翻看着台庆画册，目光停留最多的，还是那10年间的风光。

　　3月23日，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在2008年中国电视主持人公众形象调查评比中名列第一，杨伟光为他颁奖，白岩松说：“我和在座的很多主持人都是杨台的作品。我很高兴由杨台来给我颁奖。谢谢您。”

　　现在仍活跃在央视荧屏上的一大批名播音员、名主持人，以及幕后的众多制片人、导演，都是在杨伟光时代“出道”的。若不是当年杨伟光“发明”了全新的用人制度，打破事业单位的“编制”壁垒，他们也许就不能迈进央视大门，或者得不到重用。

　　当年倪萍34岁破格晋升高级职称，不少人反对，认为提得太快。杨伟光说：“倪萍担当的是和赵忠祥一样的工作，已经在这个岗位上承担起这个工作，而且是没人能取代的，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这个名额给她？”

　　即便现在已离开央视，谈到老领导，倪萍还是说：“我得谢谢他，我希望杨台健康快乐。”

　　采访中，杨伟光的知名“老部下”们，如崔永元、徐俐等，对他说得最多的就是“用人不拘一格”“任人唯贤”。白岩松说：“我觉得杨台是个能把握方向的人。”

　　那10年的主角杨伟光，不愿评判央视如今的纷纷扰扰是是非非。年逾古稀的他还在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拍电视剧。退休后他创办“天地人传媒公司”，最有名的作品是曾经在各地卫视循环播放的情景喜剧《家有儿女》。

　　他现在的办公室在京西的一幢普通大楼里，离央视约有10分钟车程。办公室的3面墙上挂着书法作品，东边挂着“紫气东来”，很迎合风水；北边挂着“精品至上”，是他的座右铭；西边的颇有意味：“欲展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他说“穷”字实在不好，换作了“展”。又说，自己其实要感谢当年的“穷”：大学毕业那年全班28个人，他是留京工作的7人之一，“直接进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很大程度是由于我的出身好，是贫农”。他笑着补充，“当然我成绩也比较好。”

　　他最津津乐道的，是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调到央视的往事。当时电台的境况好过电视台，时任广电部副部长的郝平南告诉他这个消息时，他着实吃了一惊。第二天，他就去堵时任广电部长的艾知生的门，希望不要调去央视。部长斩钉截铁：党组已经决定了，不会更改。于是他“空降”央视。有人不服，问他：“你会扛摄像机吗，会拍电视吗？”杨伟光说：“我不是来扛摄像机的，是来管扛摄像机的人的。”

　　现在他“管”不了那么多人了，不过在走道上，所有见到他的人仍尊称他为“杨台”。杨伟光很喜欢这个称呼。他说，在担任过的一系列职务中，他对中央电视台台长感情最深，“杨台”二字，是他一生最为荣耀的概括。

　　对话

　　美国新闻上《联播》头条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刚到央视分管新闻时，破天荒地把美国的新闻用作《新闻联播》头条，这在当年很轰动。

　　杨伟光(以下简称记)：当时是“挑战者”号升空时爆炸，按常规国内新闻才可以做头条，但这条新闻确实很重大，我说这是全世界报纸、广播、电视的头条，我们放后面行吗？就拍了板，看反应怎么样。这是有风险的，确实有些提心吊胆。但播出后新闻界反映特别好，说这是央视新闻改革一个典型的例子。

　　记：这个节目被外界看作中国政治的晴雨表，换个主播都会掀起舆论风波。

　　杨：其实换播音员都是小事，有时候和政治联系起来却会引人联想。播音员里，《新闻联播》的李瑞英、邢质斌、罗京、李修平都不错。我对《新闻联播》不太满意的就是亲切度不够。原来我和他们说不要居高临下，不要感觉在教育别人，要对观众有一种尊重感，有为观众服务的心态。当时个别传统播音员不同意我的意见，说，“那不行，《新闻联播》就是要字正腔圆。”这么多年来形成了一种风格，一下子改有难度。其实政治方面的新闻是比较严谨，有的就应该活泼一些，可以根据内容来调整。总的来说，我们的风格过分严肃。

　　记：以前观众很认可《焦点访谈》，当年你们怎么给《焦点访谈》这个节目定位？

　　杨：那时丁关根同志(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很重视这个栏目，在中南海开了一次会把几个主要的人都叫了去。我们后来定下了几条原则：第一，尊重事实，不要带有个人情感；第二，与人为善，不是为了整人，也不是为了出人家洋相；第三，搞连续报道，有些问题很多地方都有；第四，一个时期内不能过分集中在一个省或一个部门。一个省连播3期，省长受不了；第五，省长、书记都在北京开会的时候，不要指名道姓批评，不然中央领导第二天很可能在会上举这个例子。

　　央视是怎么富起来的

　　记：央视没缺过钱吧？

　　杨：1991年我当台长时，央视真的很困难，广告和其他创收加起来2.7亿，主要靠国家拨款。央视1979年开始做广告，1990年广告费也才1个亿。我当台长后，1992年到了5.6亿，1993年到了7.6亿。

　　记：怎么挣到钱的？

　　杨：1993年广告部主任找我，说如果敢在《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之间播广告，企业愿意拿大钱。我觉得不妨试一试。1994年开始做30秒钟，一个广告5秒钟。为什么只放30秒？因为短，观众还没反应过来已经过去了。不出所料，播出后没有任何人提意见。半年后广告延长到1分钟。

　　当时我没向领导汇报这事，消息传到艾知生部长那里去了，而且传错了，说要在《新闻联播》里播广告。艾部长打电话问我，我说是在《新闻联播》后面，只播30秒。部长就没再问什么。

　　记：后来大家都抢着做广告，央视就开始搞招标了。

　　杨：第二年，190多个企业要争13个广告标版，怎么办？我就在广告部的报告上批了：“看来还是招标为好。”

　　记：那段时间央视的“标王”炒得很厉害，还出了负面新闻，比如秦池酒。

　　杨：刚开始“标王”的效应太好了。孔府宴酒成为第一期“标王”后产值从2亿增加到了8亿。第二年秦池来了，用6666万拿了“标王”，随后产值从两亿涨到了8亿多，利润3亿多。第3年再当“标王”，最后标的3.2亿。中央领导说，一个酒厂怎么这么有钱，去查一下有没有贷款和缴税。结果它没多少贷款，税也缴了，但广告费打入了成本，剩下的纯利润缴税。调查得出结论：酒的利润太高，应该先缴税再做广告。后来它交了税再做广告就很难了，物极必反，事情做过头不好。

　　记：央视的工作人员说，央视是在您手上富起来的。

　　杨：1994年广告突破10个亿，1995年突破20个亿，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怎么翻得那么快。我当时预测说，到世纪末广告要达到39-45个亿。大家觉得不可能。没想到1996年就到了35个亿，1997年45个亿，缴税就是4个亿，上交广电部等各个部门8个亿，剩下的自己安排。

　　记：都用在哪儿了？

　　杨：上交完钱后，剩下的钱买设备、做节目、买房子、发奖金，就有自主权了。我们那几年建设和购买了20多万平方米房子，按干部级别和职称来分房。1996年分了新房子600多套，加上退出来的旧房子一共1000多套。而且那时买的房子超标，比较大。现在还有职工说他们最大的资产就是那套房子。我走后就不让买房子了。

　　当时很多“名嘴”都没编制

　　记：央视主持人薪酬怎么定的？外界传言说比得上明星的收入。

　　杨：他们的薪酬还是按国家干部的序列来走，有补贴。一是给主持人化妆费，让他们用好的化妆品；第二是服装费。其他工资、奖金和同级别的干部职工没有太大差别。

　　记：您怎么看主持人“走穴”问题？

　　杨：如果在休息时“走穴”，请个假打个招呼，有时候比较重要的活动是可以的。我们为什么不允许“走穴”？就是因为怕影响到节目的正常录制。我还规定主持人不许拍电视剧，拍片一走就要一年半载，肯定会影响节目。你实在想去演，可以离开这个岗位，所以文清、倪萍、赵琳走了——这是个人的选择，走也挺好。

　　记：央视待遇太好了，很多人都想往里涌。

　　杨：中央台这种单位，用人编制是一个大问题。中央台第一批职工大部分是转业兵、高中生。1993年开始改革，《东方时空》这样的节目，他们中的许多人做不了，我们就得招人。没有编制我们就采取“台聘”，像《东方时空》，正式职工只有7个，干活的100多个，这些人的工资、待遇怎么定？台里职能部门说把他们的工资定成280元。什么概念？清洁工的工资。台里医疗部门说这批人没有公费医疗；人事部门说不能评职称、评先进、提干。后来决定把栏目的广告费给他们用，用他们创收的钱给他们发工资。

　　记：用“台聘”的方式招了哪些人？

　　杨：比如白岩松原来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水均益原来是新华社的，都是“台聘”来的。敬一丹、肖晓琳、朱军、王小丫、董倩、王志，都是这样进来的。敬一丹原来是黑龙江电台播音员，到北京读研究生，在《新闻联播》实习。我审片子时她就认识我了，实习结束跑到我办公室，问是不是可以留在这里？我看她形象不错，业务也好，就留下了。

　　还有原来长沙市电视台的肖晓琳，在中国社科院读研，在《联播》实习，也是临走来找我，留下来了。她还嫌不够，又给我介绍了一个，就是后来国际频道《中国新闻》的当家播音员徐俐。

　　据说白岩松在原来的单位吊儿郎当的，到我们这里来后非常敬业。这个反差有意思，我说就是要为这些有才华的人搭建一个能让他们发挥聪明才智的平台。

　　我一直主张不要“封杀”

　　记：最近这几年观众对春晚的批评比较多。

　　杨：我觉得应该把期望值降下来，调子定得越高，失落感就越大。我提出过，一届春晚有一个好的小品或相声，有一首歌传唱一时，就算成功了。像那时候的《相约九八》《常回家看看》，第二天大家就谈论开了。

　　我在任时是要求春晚和每个演员签约、给演出费用的。制片人觉得好笑，说春晚挤都挤不上，还要给钱？我说，不给钱，就是不尊重对方的劳动。而且一定要签合同，朱时茂、陈佩斯和我们打版权官司，就因为没签约。

　　记：这么多年的春晚，您最欣赏哪一年的？

　　杨：还是比较欣赏1998年的，那首《相约九八》到现在来听都还是不错的。这年的导演是孟欣，她很敬业，很有创新精神。那个年代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出类拔萃的人才？就因为不拘一格，没有那么多靠关系进来的。现在中央台还在挑大梁的，大多数是那个年代涌现出来的。

　　记：《相约九八》已经成了经典，但据说这个节目一度被拿下。

　　杨：《相约九八》审完后，有天晚上那英给我打电话，问我为什么要把节目拿下。我去问了这个事情，他们告诉我过去有一台晚会，想让王菲把歌词改了，王菲不改，然后还不唱了，这次就要惩罚她。我说这个节目很好，还是该上，我们一定要有胸怀，人家不愿意改也要尊重别人。我一直主张不要“封杀”。

　　记：现在您回家都看什么节目呢？

　　杨：一般都看中央台的节目。《新闻联播》必看，电视剧也看，《闯关东》啊，《乔家大院》啊，还有一些现实题材的。低俗的东西我不看。

　　记：看不看凤凰卫视的节目？他们挖走了一些央视的人才。

　　杨：也会看，一般睡觉前看看他们的评论。凤凰台有他们的优势。但大量资源、大量一手资料都在中央台手上，中央台才应当成为权威。

　　据《南方人物周刊》

　　陈彦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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