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打电话给朱苏进要求采访，被他婉拒了。

　　正是《我的兄弟叫顺溜》(以下简称《顺溜》)首轮热播时，身为编剧的他却躲到了北京，赶写即将开拍的新剧《嘎达梅林》——这是他不愿接受采访的一个理由。但更重要的是，他觉得“编剧不应该多嘴”：那么厚的剧本写出来，如果还需要借助采访才能把自己的意思表达清楚，“不是剧本太失败，就是编剧太罗嗦。”电话那头，他的声音很温和，话却说得直接。

　　只是，架不住记者动用各种关系，持续发动人情攻势，这位以低调闻名的金牌编剧终于接受了电话专访。

　　屏幕上，顺溜对战友说，枪就像是从他心里长出来的一样；屏幕下，朱苏进对记者说，顺溜没有原型，“他寄生在我的精神领域，就是从我心底长出来的人物”。

　　“别样的绝境，难言的隐痛，就是我想通过《顺溜》表达的内容。”

　　作为南京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主任，朱苏进曾是我国数一数二的军事小说家。然而，从1996年应谢晋之邀撰写影片《鸦片战争》的剧本开始，他便一头扎进历史剧的创作中，从《康熙王朝》、《朱元璋》、《江山风雨情》到新版《三国》，步步“顺溜”，欲罢不能。这一次，是什么促使他回归军旅题材的？事情也许源自2007年那次在北京与朋友的闲聊。席间，大家谈到了《士兵突击》，谈到能否创作一部以单兵为主角的剧本。朱苏进没有看过《士兵突击》，但心里却动起了念头，并且不到两个月就完成了《顺溜》的初稿。“以前写的都是命题作文，而《顺溜》是我自己真正想写的东西。”采访中，他这样告诉记者。穿了几十年军装，塑造一个经典意义上的职业军人形象是朱苏进积淀了太久的渴望。

　　所谓经典意义，在他看来就是10个字：别样的绝境，难言的隐痛。“其实这不光属于军人，而是我们每个人在人生路途上都会面对的遭遇，只是在战场上更加浓缩。”在《顺溜》的最后，听到陈大雷那一段画外音时，许多人都感觉全身汗毛骤然直立；而朱苏进直言“那其实就是我的内心独白”：“这就是一种人的命运。突然我明白了，此时此刻我不只是在救顺溜，也是努力地想改变一种命运。”结果，陈大雷没有救回顺溜，一个隐喻就此完成。“你看最后，活得最好的是吴大疤拉。因为他最不像军人。”

　　“我知道很多人不能接受这样的结尾。但是，如果让顺溜活着，那不如让我死了。”

　　结尾，是《顺溜》中最具话题性的部分。没有像其他战友那样死于敌人枪弹，而是因追杀已投降的日军而倒在国民党军队的枪下——曾立下战功的顺溜就此湮灭，不仅是生命，还有战斗英雄的头衔。整部作品以这样一种方式定格，让很多人感到不能接受。连朱苏进远在加拿大的女儿也打来电话，说看到结局大感心痛。

　　“审稿的时候就有人提出来能不能改一下。但是我觉得，如果让顺溜活着，那不如让我死了。”朱苏进以这样一种决绝的态度坚持着自己的创作意图，因为只有这样才符合人物的命运——也是古往今来职业军人经典意义上的最基本命运；也只有这样，才能将自己所要表达的绝境和隐痛推向极致。

　　他相信，在举枪瞄准的那一刻顺溜是痛苦的——在射与不射间浮沉，在情感与军纪间挣扎。而这也是朱苏进自己的痛苦：“那一枪不能打到鬼子身上，不然通不过审查；但那一枪必须打出去，不然通不过我自己。”事实上，如果不是电视剧，而是小说，朱苏进会给出更加残酷的结局。“就好像不会游泳的人掉入了湍急的河流里，结局只能是这一个”。

　　虽然没有经历过战争年代，但朱苏进对于战场上的生与死有着自己的理解：“对于战场上的人来说，死亡是一种常态。而以什么姿态去死，比死亡本身更重要。”

　　欢乐地战斗，孤独地离开。这就是顺溜的命运。朱苏进说他其实并不清楚这样的人和事是否真的在我军历史上存在过，但这却是他个人情怀的一种投射。“他虽然只是一个小人物，甚至不是一个方方正正的士兵，但他的光荣和悲哀，却凝结了最为纯粹的军人气质。”

　　本报记者  邵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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