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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对话都晓:定位准确就是成功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2月08日15:45  新浪娱乐
独家对话都晓:定位准确就是成功

都晓

  采访手记:都晓的访谈文字整理出来就是一本90年代入行导演从业手记,而到今天,在市场经济占先导的前提下,都晓觉得任何导演能够立足不败的前提是有鲜明的特点,定位准确,方能成功。

视频:独家对话都晓 定位准确就是成功 媒体来源:新浪娱乐

  第一部戏,成本五万块钱一集

  主持人刘杨:导演您是哪一年如行的?

  都晓:91年。还是很年轻的。

  主持人刘杨:您刚才说您是91年入行的,那个年代环境比80年代是不是好一些。

  都晓:91年的时候首先有两套节目在播出,中央一套、中央二套,当时我们做是属于改革开放以后第二代导演,第一代的老同志像王扶林和一些老同志在做,我们等于接着他们做这一块。但是从全国来说,每年一个省里面电视台能做一部电视剧不错了,那时候20集很少,当时是8集、12集都算很大的戏。我当时比较幸运的,我在91年接的第一部戏是20集,那时候我一出道老同志没有拍到20集,我就接了20集。当时比较得益于《渴望》播出,掀起一股热潮,当时大家都希望有一部长戏,我当时是讲一部农村故事《李克农》,当时播出比较好,播的不错,中央一台黄金档都播出。

  主持人刘杨:你拍出来能在平台上播。

  都晓:竞争不那么激烈,每年出10几部电视剧不错了,中央电视台实际上播出量很大,两套节目在播,拍出来的,应该说不像现在竞争那么激烈,每年上万部的竞争。但是当时从业人数也少,导演相对来说全国二三十个在做。当时大家说实在都是国家出钱在做,而且当时我记得我第一部戏的成本是五万块钱一集。

  主持人刘杨:是不是在那个时候已经挺高的?

  都晓:已经很高了,因为那时候都是拿工资做,没有稿费,按月拿工资,外围拍戏可以给你发野外工作补助,一天大概两块钱。

  主持人刘杨:那是那个时候特别的补助。

  都晓:对,那已经比一般老百姓好了,大家上班没那么多钱,你出去一个月能拿几十块钱的补助。当时大家在那样国家的体制下做,一切的设备,一切的投资都是在国家计划范围内做。比如说国家今年要做一部什么戏,你的成本不用考虑,高也高不到哪去,你的工作人员全是电视台的工作人员。

  主持人刘杨:有什么优缺点吗?

  都晓:没有竞争,大家都是一种日常的工作程序在做,当然做导演很难,因为你也是一个工作人员,如果你不是一个领导,你不是个主任,你要领导别人,很难的。每个人都可以领导你,我记得我们是我们导演里级别最低的,每个人都得求灯光,都得求化妆,因为都是老同志,都是资格很老,他说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记得我拍第一部戏的时候,我带了十几条希尔顿烟,哪个兄弟累了甩给他们抽,因为我那时候很年轻,才24岁,所有人都比我资历老,我得用一种方法工作。从那个体制下走过来的人都知道,那个体制走下来很累,包括现在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还保留着这种体制。

  主持人刘杨:也有一些优点,比如说你不用操心一些资金,可以全心创作。

  都晓:优点是说,你一旦得到这个机会,跟现在相比,你作为一个导演做一个题材,首先得考虑资金投入,你的市场,老百姓是否喜欢看。当时不用这么做,唯一导演为之奋斗的,我怎么样让它更多表现我的艺术构思,因为当时斗争对象是领导意识,领导需要拍出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在拍摄中你需要跟一些不成熟的环境做一些都是。

  主持人刘杨:那会儿所谓不成熟的环境是什么?

  都晓:就是我刚才说队伍是不成熟的,大家都是凑起来的,当时灯光师拍新闻拿着电路灯的过来,大量这样的东西。或者过去拍电影的摄影师过来,拍电影的过来还好,大多数是在电视台拍新闻的过来,大家都是处于摸索阶段。当时的情况压力是来自于领导,来自于政府,来自于各方面,你能否达到这样。现在社会虽然给大家的压力大了,但是给大家自由程度也确实宽松多了,因为题材范围很广。我觉得一个最重要的变化,那时候要完成两个意识,一个是自己想办法完成自己的艺术构思,然后让政府满意,领导满意。现在你要一切屈从于让老百姓满意。

  主持人刘杨:你刚才说到比如说在灯光上可能是一个新闻的过来,从技术上有很多比较难以克服的东西。

  都晓:对,所以我们现在拍戏的时候,我们前两天在现场开玩笑,现在我们已经用18K的灯了,竟然还觉得不亮,那时候用1200W的灯就拍了,现在18K的灯还得不亮,还得加6K、5K才去拍,现在的技术条件比当时好多了。当然你想想拿个1200W的灯,或者拿个2000个灯都属于特别大的灯,都属于最高,最亮的灯,所以当时技术条件限制比较大的。

  主持人刘杨:刚才有一个导演提到,他们摄像机特别贵,摔坏了属于国家财产。

  都晓:我们没有摔坏的情况,我做导演已经第二代摄像机,最早是台式录像机,前面一个大机器架着,要五六个人抬着的录像机,那是最早一批的。后来我开始做的时候已经是分体式的,一个摄像头,下面一个背包机,录像机已经缩减到半个桌面那么大,已经是小的了。我们后来经历了一体化,摄录一体化机器已经非常好了,那时候模拟机器出现,当然后来是数字的,高清的,现在已经上了高清900,高清750已经是比较低档的机器。这种技术条件不断的进步,确实给创作带来很大的方便。

  主持人刘杨:那会没有觉得这些都是困难吗?

  都晓:没有比较,现在是纵向比,那时候没有未来比,因为你看不到未来是什么样的,当时觉得这个东西已经很好了。那时候我们有分体式摄像机拍,觉得那个已经很好,老百姓没有见得过,我们去做的时候觉得很新鲜,觉得这是很先进的东西。

  主持人刘杨:您说当时拍戏有补助,那个年代里导演的待遇是怎样的?

  都晓:导演的待遇是你工资多少就是多少。

  主持人刘杨:没有另外的稿酬。

  都晓:没有,比如说一个灯光师和化妆师,他的资历老,他的工资可能是一个月60块钱,我那时候大学刚毕业是52块钱,你就拿52块钱,那就拿60块钱,或者70块钱。你出去一个月两块钱补助,一个月可以拿到60块钱。

  命很苦,跑到非洲拍《中国医疗队》

  主持人刘杨:就是说从事这个行业不是让人觉得特别赚钱和待遇很好的职业。

  都晓:年轻的时候,我走进这个行业最起码已经感觉我想做这一行,最起码它更接近电影,它又和电影有相同的性质,它的可以让你满足对影像艺术的追求,像写小说一样,小说是一种艺术,那时候没有把电视和电影分的很清楚。那时拍电影像拍电视剧一样拍,而且把电影当做艺术追求。我自己拍过40多分钟的小短片,非常探索性的东西,刚拍出来让人家给毙了,领导每到来运动说我们有资本主义自由化思想,当时思想没抓好,当时拍出苍茫村庄的东西,领导做检讨做了四年,一说起来领导就做检讨,依赖于政治运动。那时候很多这样的东西,停两天要管理思想,一到管理思想的时候领导开会先承认错误,我们也有错误,出了这样的东西,那几年也有这样的东西。

  主持人刘杨:那算是一个大事了吧。

  都晓:我的领导还好,他自己做检讨,他没有给我很大的压力。我后来觉得他这么一简单,可能这件事情就过去了,如果他不检讨,这是都晓的事,我的问题就大了。

  主持人刘杨:是不是那个时候的导演,必须在这样的体制控制下,以一种领导的思维做东西?

  都晓:那个时候相对来说思想比较封闭,我觉得越封闭的地方反抗意识越强,那时候都想做探索电影。我那时候说,我40分钟当成电影在拍,当做探索。现在想探索电影是一种个体创作意识,所以我说的意思就是说,当时把这个东西当做电影在做,走进这个行业以后是充满了激情的。我们在学校的时候看到很多国外的电影,有很多艺术方面的导向,总觉得这是一种思想性的东西在做。现在很多电影还原成本相,是传播新闻和舆论的东西多一些。

  主持人刘杨:刚入行的时候觉得哪一个导演是自己的奋斗目标,或者那一部作品觉得自己印象特别深刻?

  都晓:因为我们进来的时候,当时中国有两类导演,一类是王扶林老同志,拍一些现实主义的,拍《红楼梦》、《峥嵘岁月》的。另外一波是相对艺术感的,潘小扬拍摄的一些探索类的东西。其实年轻人都愿意做一些探索性的东西,随着电视剧发展以后,大家更认识到电视本质的东西,比如说现在做到今天市场是第一位的,包括美国的电影也是市场第一位的,《阿凡达》现在不得了,它的价值观在不断的改变。我在进来的时候实际上把它当做电影在做,做了很多年电影,那时候拍十集的片子得拍半年,一个镜头一个镜头的抠,把分镜头聚分搞的很细,一场戏分40个镜头,一个镜头一个镜头雕琢出来,真的很认真的做。比较喜欢谁呢?电视剧没有可模仿性,中国电视剧刚刚起步,大家觉得新鲜,每个人都在争,都再往前走。当时也有各种类型的体验,像王扶林做大历史剧,还有《篱笆女人狗》,还有潘小扬做《南行记》,大家不同的路子齐头并进。做个人的东西,虚拟性艺术性比较强的东西也做过一些。我当时第一部做进来,做了一部20集讲故事的戏,其实我更倾向于叙述性的东西。

  主持人刘杨:拍到现在为止,有没有哪一部戏想起来很累,很苦。

  都晓:我是命很苦的,当时拍第一部戏在农村拍,后来拍《红旗渠》,开山饮水更苦。后来跑到非洲拍《中国医疗队》,到非洲的赤道上拍。现在拍《少林寺》,带着一帮和尚们打的混天暗地,现在已经拍了130多集。这一段时间在宁夏拍,刮风下雨,宁夏20多度都在那拍,我觉得我好像命不好,每部戏都很苦。

  主持人刘杨:很多导演都说到经历很幸福,但是听您说拍每部戏很苦。

  都晓:过程很痛苦,回忆很幸运,现在想每一部吸都很幸运,已经不是痛苦本身了,痛苦已经变成了会议和艺术品,当然回想起来很幸福。你看到你的作品出来,你的镜头确实出来很精彩,觉得别人拍不到的东西,别人感受不到的东西你感受到了,那种幸福感只有看片子的时候能得到。拍完之后回忆能得到。

  主持人刘杨:刚刚您提到见证了电视剧,包括技术和各种手段一步步更新过来了,您觉得是中国电视剧的见证者吗?

  都晓:不是丛头开始的,但是我见证了后面这一部分,从第一代录像机我没有见到过我没使用过,但是我原来做记者,我只能说作为电视的见证者,我做导演以前是做记者的,我做记者是用胶片拍新闻,那时候红旗摄影机给你全是胶片,拿着胶片拍新闻,拍新闻回来要洗印,洗完了之后用剪辑刀剪,在电视上用胶片拍新闻我经历过,但是电视剧我没有经历过。

  中国电视剧到现在已经30年了,你有没有自己经历的感慨和总结。

  都晓:其实我最大的感受,不管技术怎么发展,作为导演本身都在利用技术表现自己对生活很明确的感受。随着技术的发展,每一个人的导演特点特别明显。现在导演委员会组织到一块儿,杨亚洲的特点,高希希的特点,康洪雷的特点,康洪雷革命的激情大家没什么说。高希希那种比较温情的东西,他展现的比较好,虽然他现在在拍《三国》,但是他温情的东西高希希绝对是独一份的。杨亚洲这种平民生活,我现在在做功夫剧,实际上每个人在历史过程中都在沉淀出自己最有代表性的东西,这个是我这20年看到的东西,开始大家什么题材都在做,现在开始慢慢沉淀出自己的风格,这个我觉得是一种成熟的标准。中国电视到今天,如果说谁是全能的,大家都觉得不是太确切的。如果说谁在哪一方面有一些特长,这是将来导演会越来越显现出来的东西。

  主持人刘杨:每个人都需要找到自己的定位跟特点。

  都晓:对,而且往往一个导演的成功主要是定位定准,他就成功了。

  主持人刘杨:其实这也是跟新人和后辈最好的经验分享。

  都晓:也应该是这样,但是年轻的时候不要把自己定位成什么都成,我一会拍农村戏,一会儿拍革命历史题材,还跑到美国拍过言情剧《纽约丽人》,什么都尝试尝试。我估计我是导演里最不安分的。

  主持人刘杨:谢谢您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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