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编剧朱苏进别样的绝境(图)
朱苏进
本刊记者 余楠 发自南京
“军人全身的细胞都在为战争做准备，但是到你死，都不应该有战争。一旦发生，对你来说是幸福，对人类来说是灾难。你毕生追随和奉献于一种无法实现的预期”
41年前那个夜晚，16岁的朱苏进和一群同龄男孩一起爬上军用大卡，从福州来到厦门前线。没有任何考核，大家只是依照花名册的顺序归队。他被分到了炮兵连。
新兵多是来自农家的少年，相比他们的怯生生，出自军人之家的朱苏进显得更有灵气。仅凭这个第一印象，他获得了一个重要身份：大火炮瞄准手。
没有人知道，这位即将成为连队火炮“眼睛”的新兵，20米外，敌我不分；30米外，男女莫辨。带着高度近视这谁都不敢告诉的秘密，朱苏进的军旅生涯启程了。
躲在炮车里“编”了第一篇小说
“我很难跟你说清楚，为什么后来我成了一个出色的炮手。”朱苏进说，那时连队的很多干部属于“管理型”，农村出身，没经历过“大比武”就上来了。“他们可以把猪养得很壮，把菜种得很肥，正步、军姿无可挑剔，打炮却不行。”
第一回在连队大出风头是凭着500米以外移动目标的反坦克实弹射击。榴弹炮是曲射炮，拉平之后，朱苏进连续两发准确命中，在最短时间打出了最大射程，成绩令人难以置信。团里的监督员反复核实后，朱苏进被调到连里当起了计算员。火炮的“眼睛”升格为火炮的“大脑”，他负责向连长提供射击诸元(标尺、高低、方向等火炮击中目标的必备技术参数)，整个连队射击时火炮的数据都出自于他。
直到升排长之前，朱苏进连同高度近视的秘密一起，过得小心翼翼。有次全团演练前，他通过从前的部下，弄到了团里演练时前线观察哨的坐标参数。随后他通知电话班班长用最短时间架设好电话线。“当时也不是为了别的，除了要个好成绩外，就是觉得好玩儿。”正架线的时候，通讯股长发现了这次“作弊”。
“性质相当于高考时用手机传答案，属于严重违规。”朱苏进后来在作战处的工作记录上看到了对自己的处理意见：必须向全团深刻检讨。这一幕后来并没有发生，在他诚恳地向几位上级检讨之后，警报解除了，“考虑到朱苏进对于连队新闻文化的贡献，不予处分”——当时他还有另一个身份，团里新闻报道组的通讯员。
相比军事训练中的一蹴而就，朱苏进在文字上的突破花费了更长时间。多年后在一部热播的军旅情景喜剧《炊事班的故事》中，朱苏进看到了一个角色“帅胡”，他和当年的自己一样，心怀文学梦，整天绞尽脑汁想在军报上发表一个豆腐块，却始终难以实现。朱苏进当时非常羡慕一位老大哥，那人在团报、军报和省报上发表了大小文章无数，一番取经后他才发现：这位大哥的新闻报道居然都是编的。
“那是一个假大空盛行的时代。我想既然要编造，为什么不编得彻底些？”朱苏进瞒着所有人，利用休息时间，躲在炮车里，盖上蒙布，偷偷地“编”了一篇小说，投给了一家报纸。幸福来得突然而猛烈，这篇名为《第一课》的小说整版见报。喜出望外的朱苏进乘胜追击，很快写了第二篇和第三篇，鼓起勇气，投给了当时全军惟一一份文学刊物《解放军文艺》。
多年后回想，朱苏进已经忘了两篇小说的具体内容，只说“非常幼稚、很不成熟”。小说在当年顺利发表，不久，他接到一个来自总政的电话，被借调到了《解放军文艺》。
军人的悲伤，也是人类的景观
普通一兵从厦门前线借调入京，这事和他无需再隐瞒的高度近视一样，让所有人觉得不可思议。到北京后，朱苏进喜欢去天安门，以城楼上的大幅领袖像作背景照像。空空荡荡的长安街，东西两公里宽阔背景，只有一辆公共汽车和寥寥行人，以及日渐落寞的他。
“虽然吃住都很好，但在总政机关的那种庄严感，很快就消失了。”朱苏进承认他并不喜欢编辑部的气氛。垃圾稿件堆积如山，厌烦难以排遣。他还有另一个心结：借调以来，他已多年没有提干。“人家知道你早晚要调走，提你就浪费了一个干部指标。”
后来朱苏进调入现在的工作单位——南京军区创作室。在那里，他连续发表了两部小说，都由人民文学社出版。对外他很少提及，他眼里专业创作开始的标志，是第3部小说《射天狼》。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小说的名字出自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故事来自朱苏进回连队体验生活的感触。从名字不难看出，这故事写的正是炮兵。
“一枚数十斤重的弹丸正在天空飞行。炮口距目标九千五百米，弹丸需飞行四十余秒，对于观察所指挥人员来说，这是个折磨，长得不堪忍受。……它一出炮口，人们就无可奈何它了，任何力量都不能使它停止飞行或是改变弹道。它按照火炮身管赋予它的方向和角度冲上天，然后不管人们愿不愿意，都要落下来触地爆炸，迸出六七百块齿状弹片，疯狂地咬向敢于阻碍它的一切……”
这是《射天狼》中的一段文字，这种现代军人不安又决绝的焦灼感、挣扎却乏力的虚无感，通过几位主人公的命运展现了出来。朱苏进自认为，《射天狼》写的是军人的悲伤，也是人类的景观。
“军人全身的细胞都在为战争做准备，但是到你死，都不应该有战争。一旦发生，对于你来说是幸福，对于人类来说是灾难。你毕生追随和奉献于一种无法实现的预期。但是作为职业军人，你何尝不想看到自己的成果？这种生存状态，既绝望，又充满希望；既孤独，又丰富；既合理，又病态，是所有人的生活。”
《射天狼》问世后，军旅文学触及了此前被忽视的精神层面，评论界认为它“开拓了军旅小说的心灵空间和存在内涵”，同时也给朱苏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声誉。
《射天狼》这本集子还收录了另几个中篇。透过《绝望中诞生》、《孤独的炮手》这些小说，朱苏进自己内心世界荒凉无助的一角也袒露出来。童年时他一度孤僻，两三个月不开口和人说话，他以为长大后这一切就会过去，谁知道心底的寂寞竟附着在笔下的人物身上，难以驱遣。
“我的文学之路非常顺利，怎么写都发表，所以人很快乐。有稿费，有奖金，有尊严，同时还能获得精神生活、心灵释放。”朱苏进说，“这感受也是又幸福又绝望：你知道你想表现的东西，人家早已表现过了，你无法超越，甚至达不到同样高度，但你就是无可救药地喜欢这个事情。”
《鸦片战争》败，《康熙王朝》胜
写作之外，朱苏进迷恋音响。从一件事足以看出他的发烧程度：1993年，他从稿费中拿出8000多元，买了一套SONY功放。
后来的事，证明上天没有亏待他这份迷恋。那是1994年夏天，这套音响不知为什么出了点故障。朱苏进走遍了南京的大小音响维修店，得知全国只有两家可以维修，一在上海，一在北京。正愁眉不展，接到了电话：谢晋导演邀请他去上海参加自己作品的一个研讨会。
管吃管住管火车票吗？得到满意的答复后，他抱着音响就跳上了去上海的火车。那是朱苏进第一次到上海，一出火车站就被骗子骗了100元。随后他坐出租车来到维修店，故障查明，只有一处接触不良，维修费6元。心情不佳的他后来在研讨会上得知谢晋要拍新片，他不记得自己说了什么，五六分钟的发言，他没有隐瞒自己的观点。晚上，谢晋公司的经理敲开了他的房门，告诉他，谢导希望他能担纲新片编剧。
那是中国影坛的泰斗级导演。“我一直记得小时候牵着我娘的手看《红色娘子军》， 我娘哭得一塌糊涂，现在这位导演邀请我做他的编剧！”朱苏进受宠若惊。
严格说来，中国影史上第一位进行商业大片探索的导演不是张艺谋，在《英雄》问世6年前的1994年，谢晋已经做了第一人。当时他打算以一个亿的投资规模，拍摄一部讲述林则徐虎门销烟的新片。
那是朱苏进第一次担任编剧。从没有接触过影视的他几度退出，又几度被邀回。后来他得知，其实谢晋从没读过他的小说，对他的信任，除了因为他那番发言，更多的是因为朋友在谢晋那里的力挺。
这部后来名为《鸦片战争》的国产大片香港回归前夕正式公映。上亿投资，意味着3亿票房才能回收成本。一年之后好莱坞超级大片《泰坦尼克号》裹挟着狂轰滥炸的宣传攻势汹汹而来，在中国也才创下2.8亿票房，而且此后多年难以超越。毫无疑问，在那个时代，《鸦片战争》商业上注定惨败。
朱苏进收获的是16万编剧稿酬，这个数字超过了他此前所有小说稿费、版税的总和，“但我知道，它比不上我任何一部小说的价值。”
凭借《鸦片战争》这块敲门砖，影视圈很快认识了这样一位潜力不俗的新编剧。电视剧《康熙王朝》的邀约就这样主动上门。其实朱苏进并不认识导演陈家林，在他们中间牵线搭桥的是一位资深制片人刘大印，由他担纲制片人、陈家林导演、刘晓庆主演的电视连续剧《武则天》在当年也曾掀起收视热潮。
心里没底的朱苏进热情不高。“我不了解影视圈，也没写过电视剧。”刘大印找来电视剧《太平天国》的剧本，告诉他写电视剧的套路。但《康熙王朝》开机发布会前一天，朱苏进还是向剧组请辞了。当天夜里4点，刘大印再次敲开朱苏进的房门挽留，去意已决的他第二天仍然坐上了回南京的火车。
结果，陈家林导演亲自来南京邀请。朱苏进没办法拒绝了，“这个行业就是这样，有时候你就是被感情胁迫。”尽管与史实出入甚多，但《康熙王朝》凭借紧张曲折的剧情以及陈道明、斯琴高娃的出色表演，获得极大成功。
“主流意识喜欢朝阳，我写了落日”
《康熙王朝》的编剧费是每集一万。这个价位俨然跻身一线，“金牌编剧”的名声由此而来。
随着越来越多的编剧作品问世，朱苏进周遭的骂声也越来越多。这些声音关注的不是他的作品而是他本人。朋友们的说法是“掉到钱眼里去了”。朱苏进却不理会，他知道自己当时在写作之路上遇到了巨大的瓶颈。
置身文学创作时，他的笔触少有顾忌，很难想象，《醉太平》这样大胆的小说名出自一位穿军装的作家。“那时经常小说还没连载完，大院里头就有了复印本。”朱苏进说，“机关里复印很方便，很多人争相传看，但是领导愁眉苦脸。南京军区认为我写的是南京军区，北京军区认为我写的是北京军区。我妨碍了人家的仕途，后来就只好去跟人道歉。”
一气之下，朱苏进头也不回地进了影视圈，全身心当起了编剧，主攻历史剧。“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资源公平地对待我们每个人，起决定作用的就是你对当下生活的感悟力和想象力。”
“金牌编剧”也走过一次麦城，那是电视剧《江山风雨情》。这部由陈道明、陈宝国、王刚等实力派联袂出演的明宫戏，还没有播完就被叫停了，理由是“历史观有问题”。
这是朱苏进自己很上心的戏，这个结果他始料未及，以致赌气回应媒体和专家说：我又没把陈圆圆写成一个男的！
“主流意识喜欢朝阳，但我写了落日。”朱苏进对这部戏的一些看法，恐怕到现在还令很多人难以接受。“第一，我从不觉得大众和人民在历史上有什么决定意义。看历史跟看自然一样，看到的都是山峰，看不到旷野和山谷。英雄和奸臣这些著名人物是山峰，大众和人民是大地。总是山峰携带了大地的精神一飞冲天，大地簇拥着山峰才有力量。共同创造历史，这是地道的狡辩，是对英雄和百姓的双重歪曲；第二，所有人物，只要在历史上有一席之地，无论正邪，都带有人类宝贵的心灵财富，不应该以道德、政治、是非来判断。”
绝境，这是很多编剧醉心的母题，朱苏进也不例外。《江山风雨情》之后，他再一次把主人公置于绝境，是在军旅剧《我的兄弟叫顺溜》里。抗战胜利后八路军狙击手顺溜因家仇未报不肯放下手中的枪。他跟战友说：凭什么说不打就不打？鬼子回家了，我的家在哪儿？你转告司令员，你们的战争结束了，我的没有！
“军人永远无法进行一场属于你自己的战争，当你试图这么做的时候，对于军人杰出坚守的使命，恰恰就是背叛。”在朱苏进看来，这正是军人“别样的绝境”。
从军41年的老兵朱苏进在这个夏天被授予少将军衔。他对军人绝境的关注将如何继续？在影视路上越走越久，他记得最初是因为文学才启程的吗？他自己是这么说的：
“不管你信不信，我最终还是要回去写作。你问我要过多久，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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