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校订本的传奇 红剧在前红学在后
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就李希凡和蓝翎有关文章致信中央政治局有关负责人。（南方周末资料图片/图）
“要重新出版《红楼梦》，目前人民文学出版的120回本《红楼梦》削弱了曹雪芹原著的一些锋芒，批孔、批儒、反封建的锋芒，应重新校对出版。” ——《红楼梦》校订小组于1975年3月6日召开第一次会议，袁水拍传达江青1974年10月28日的指示
由隐入显，全民评红
“20世纪的三大显学之一”红学是1949年之后才由隐入显的。虽然乾嘉时期就有了“红学”的称呼；虽然1920年前后，分别以蔡元培和胡适为代表的新旧红学风生水起，甚至汪精卫也是当年的红学一分子，并且颇有心得——“红楼梦是中国之家庭小说。中国之家庭组织，蟠天际地，绵亘数千年，支配人心，为中国国家组织之标本……”但其实，《红楼梦》一直只是小圈子里的文人雅好。
1949年之后，情况大不同。以“批俞评红”的主角俞平伯为例，其代表作《红楼梦辨》1923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时候，印数只有区区500册。1952年，在《红楼梦辨》基础上略作增补修订的《红楼梦研究》在一年间印刷了6版。1958年，俞平伯校注的《红楼梦》出版，到1962年，印了14万部。
全国人民都知道毛泽东对《红楼梦》的偏爱，他的红楼阅读史可以回溯到1910年代。1938年，在延安“鲁艺”的演讲中，毛泽东已经明确提出《红楼梦》是极丰富的社会史料。一本《红楼梦》“经学家看到易，道学家看到淫”，毛泽东看到了“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毛泽东不断建议子女、卫士、保健医生、地方官员、高级将领多读《红楼梦》，并热衷收集不同的本子。到1970年代，毛泽东床畔、桌上、马桶边的《红楼梦》已有二十多个版本。
197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庚辰本(又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呈送给“要书看”的毛泽东。“御览”之余，百八十本大字本《红楼梦》也送到政治局其他领导和宣传部门负责人手上，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袁水拍就是其中之一。
袁水拍心很细，把这本“特供”的《红楼梦》跟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公开出版的《红楼梦》对照阅读，发现两者有多处不同，在文学的品相上，前者远远高于后者。当时，袁水拍遂给“江办”(指当时的江青办公室)写了一封信：现行《红楼梦》版本明显弱于古本，削弱了反封建的战斗性。在信后，袁水拍附了一个建议：能否组织人把《红楼梦》重新校对一遍。
1973年，“全民评红”正如火如荼。其背景是当年10月，毛泽东在一次重要会议上，谈到《红楼梦》是思想和艺术结合得最好的一部古典小说，干部务必多读；《红楼梦》是写政治斗争的，谈情是为了打掩护；1949年之后，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红楼梦》的还不多。运动式的评红热潮就此发端。1974年一年，全国报刊发表了319篇评红文章。《红楼梦》的评论队伍从文人雅士，扩展到全民。知识分子捉刀，全国各地的工农评红组大放评红卫星。据红学家胡文彬的不完全统计，从1973年到1976年，全国出版的评红书籍超过两百种，其中正式出版物不过十余种，其余全是社会各团体的“内部资料”。
在这样的形势下，袁水拍的建议得到了“江办”的高度重视，“江办”马上复信，令袁水拍负责组建校对班子。袁水拍本人并不研究《红楼梦》，当时国内最有红学话语权的是“批俞评红”的干将李希凡。袁遂请李希凡代为起草一份报告，详尽说明“庚辰本”和“程乙本”的不同。
李希凡对《红楼梦》的版本亦无专门研究，遂找来了自己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挚友、彼时在北京市委宣传部“洪广思”大批判组写评红文章的冯其庸，以及在版本考证方面颇有心得的胡文彬。
三人的分工方式是：冯其庸负责对照前80回，胡文彬负责后40回，两人做一个星期的案头工作，把资料送到李希凡家，李希凡总其成。
关于新校本的发起，还有另一个版本的说法。
1974年袁水拍就任中宣部文化组副组长，即是文化部副部长的角色。袁常去冯家串门，冯其庸说，袁是一个不安于做官而愿意做实事的人，听到袁的心思，冯其庸建议说，组织出版《红楼梦》新校本，一定很受欢迎。袁水拍欣然同意，并嘱冯其庸草拟报告。
批示很快下达，并且批了一大笔钱。校订组成员入住高级宾馆。冯其庸不安于如此“奢侈”，建议搬入艺术研究院(所)。袁水拍亦是艺术研究院院长。校订组因此成为艺术研究院的挂靠单位。实际负责主持校订的冯其庸，在7年的校订工作完成后领到了250元稿费，比其他人多50元。作为负责人，他另有300元的“主编费”。这300元被用来宴请校订组同仁，余钱被捐给了《红楼梦》研究所。
全程参与新校本工作的吕启祥回忆说，“冯先生所言七年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我的理解，从一个方面说，七年太长了，其间约有一年的时间搁浅，完全停顿，这就是最大的曲折。也因此工作实际上分成了前后两段，前段为1975至1976年10月，共调集了12人，至1976年秋冬几乎都回到原单位，仅有几人留守，后期重又启动，人数较少，继续工作至完成，约在1980年交稿。”
1996年新校本推出第二版。2007年推出了更完备的第三版。
毛泽东捧红“小人物”
胡文彬之所以认识李希凡，全赖1973年的“全民评红”。在这一轮的红楼狂热中，被发配到郑州大学中文系的蓝翎被召集回京，与身在北京的李希凡一起修订他们的成名作《红楼梦评论集》三版后记，两人的工作地点就在朝内大街166号人民出版社的平房小院里，而人民出版社是胡文彬供职的单位。
工作之余，蓝翎经常在院子里和其他作家聊天，李希凡隔三差五也要骑自行车报到一圈。虽然是第一次看到两位仰慕已久的毛泽东所称的“小人物”，胡文彬对两人的成名史并不陌生。
1954年，李希凡和蓝翎从山东大学毕业，分别被分配到人民大学马列研修班作研究生、北师大工农速成中学作教员。两位文学青年一时很难从学生时代的作家梦中兜转出来，时时留意报刊的各种动向，寻找转型机会。《新建设》杂志1953年3月号发表的俞平伯《红楼梦简论》就在此时进入他们的视野。
说起来，俞平伯不无冤枉。《红楼梦简论》本是应《人民中国》之邀，向国外读者介绍《红楼梦》的文章。尽管在此之前，俞平伯已经根据政治气候调整了评论《红楼梦》的语态，但呈交上去的《红楼梦简论》并不让当时的中宣部部长胡乔木满意。胡乔木在俞文上密密修改之后，把文章返还给作者。开国不久，俞平伯身上毕竟还保留几分旧社会的名士气派，不肯老老实实地照样修改，而是把原稿连同胡乔木的修改稿一起交给自己的助手王佩章。
王佩章两相综合，固然在修改稿中增加了很多时鲜名词，也并没有将俞平伯的本意完全抹去，开篇就赞扬《红楼梦》“综合了古典文学，特别是古小说的特长，加上作者独特的才华创辟的见解，发为沈博绝丽的文章。用口语来写小说到这样高的境界，可以说是空前的。书的开头说‘真事隐去’仿佛有所影射；再说‘假语村言’，而所用笔法又深微隐曲；所以它出现于文坛，如万丈光芒的彗星—般，引起纷纷的议论，种种的猜详……”，但“了解《红楼梦》，说明《红楼梦》都很不容易，在这儿好像通了，到那边又会碰壁”。
这样的说法，显然跟在大学里接受了四年马列主义文艺观熏陶的李希凡、蓝翎的《红楼梦》鉴赏观有很大的不同。两个年轻人流水作业，一人写初稿，一人修改，另一人再修改誊抄，一个月的时间写成万字长文《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1954年“五四前夕”，李希凡把稿子寄给母校山东大学的学报《文史哲》。
伟大领袖是怎么发现这篇文章的，至今众说纷纭。学者孙玉明在《红学1954》中写道，中宣部电影处处长江青先看到了这篇文章，并且推荐给毛泽东，毛泽东授意江青把文章拿到《人民日报》发表，没想到周扬以为江青在假传圣旨，不买她的账，稿子又被移交到《文艺报》，《文艺报》主编冯雪峰嘱两位作者修改文稿中的错别字，并配发了一条极短的编者按。
1954年10月，《光明日报》比照《文艺报》的“编者按”规格，配发了李希凡和蓝翎的另外一篇文章《评〈红楼梦研究〉》。6天之后，毛泽东，写了一封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信，转发中央政治局和文化部诸官员，内称李、蓝的文章是“三十多年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开火”，“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以为意，并往往加以阻拦……”
两个“小人物”从此扬名天下，席卷全国知识界的“批俞评红”由此发轫。
对于江青在此间的作用，胡文彬认为，以“半个红学家”自居的江青最多只是一只小小的传声筒，而不可能是发起者和组织者。“伟大领袖的眼光你不能不佩服，他能看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人免不了做了开第一枪者。”
轰轰烈烈的“批俞评红”果然圆了蓝翎的写作梦，工农速成中学的教员变成了《人民日报》的编辑。但在随后的大鸣大放中，因为抱怨他的合作伙伴李希凡苦乐不均，所受待遇有失公允，马上落马成为右派，直到修订《红楼梦评论集》第三版才得以翻身。
相比“误入红尘许多年”的蓝翎和李希凡，当时，胡文彬“初入红门”。
在中学和大学，胡文彬对《红楼梦》一点也不感冒，读过几次，每次都是刚读到一半就把书扔了。
1968年，胡文彬大学毕业两年后，被分配到人民出版社。“封资修”已被全面打倒，全国人民能看的书，除了《毛泽东选集》，就是鲁迅和《红楼梦》；而在当时，《红楼梦》远比鲁迅时髦。百无聊赖中，胡文彬再次翻开《红楼梦》，越读越觉得有意思。1954年的“批俞评红”到底是怎么回事？李希凡和蓝翎怎么就成了让年轻一代艳羡不已的“小人物”？俞平伯到底是怎么做学问的？像他那样用考据说话，讲求严密的推理，不是很好的治学方法吗？
恰在此时，《废艺斋稿》和香山曹雪芹故居的发现浮出水面，胡文彬和系友周雷生逢其时，一起做起红学考证的学问，跑北图，拜访吴世昌、吴恩裕、周汝昌等红学前辈，先后写出关于《废艺斋稿》、程伟元与《红楼梦》的考据文章、康雍乾三朝的政治与《红楼梦》等文章。
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这些发表在学术刊物《文物》月刊上的纯学术文章，立刻让两位初入红学门槛的年轻人获得本人都意想不到的成功。文章在大陆甫一发表，立刻被台湾中国文化大学、香港新亚书院双料教授潘重规在海外转载。大陆文坛瞬时冒出两个头角峥嵘的“小人物”文雷(胡文彬和周雷合用的笔名)。
李希凡把冯其庸和胡文彬的资料整合在一起，写了一份论证庚辰本和程甲本优劣的报告，并将报告转呈袁水拍，由袁水拍经由文化部系统上报。不久，校注组在上方批示下成立；袁水拍、刚到文化部不久的林冠夫、因改写大鼓词《遣晴雯》与《红楼梦》结缘的曲艺家协会的沈鹏年组成三人筹备小组。
三人筹备小组从广东中山大学调曾扬华，上海调应必诚、孙逊，吉林调周雷，北京大学调沈天佑，北京师范大学调来吕启祥，人民出版社调胡文彬，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调冯其庸、太原钢铁厂调刘梦溪，组成13人的“新校组”。
文化部校订小组不到两年即解散，所调人员各回原单位。
1979年后，冯其庸重新拾起新校本的衣钵。新版电视剧《红楼梦》拍120回本正是出于他的授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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