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年代》高满堂：荧屏不能忘记产业工人
高满堂近影
方面阔目，身材魁梧，典型的东北大汉；透过一副金属镜架，深邃的眼神中仿佛总在思考着什么，有时甚至掠过一丝淡淡的忧虑。
这就是高满堂，因其创作的影视剧本频频获奖影响深远，而被誉为“金牌编剧”。
与高满堂最负盛名的剧作《闯关东》一样，他祖籍山东，出生于大连，前辈也曾闯过关东；他下过乡，上过大学，当过老师，写过小说，现为大连电视台一级编剧，创作过电影四部，电视剧五百多集，多次获得飞天、金鹰和“五个一工程”奖。而李幼斌、阎妮、萨日娜、陈小艺、王姬等明星，也通过主演他的电视剧获得最佳男女演员奖。
高满堂的剧作多以广阔的时代为背景，以平民百姓为描写对象，除了鸿篇巨制《闯关东》系列之外，尚有《家有九凤》、《常回家看看》、《天大地大》、《错爱》、《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我的娜塔莎》等已播或待播的电视剧，令人不禁感叹他创作的高产和优质。不仅如此，在一个别人很少涉猎的领域——工业题材方面，他也充当了“开顶风船”的角色，通过《大海风》、《大工匠》、《漂亮的事》和即将在天津卫视开播的《钢铁年代》，使久违了的中国产业工人形象跃然荧屏之上。
日前，高满堂与《钢铁年代》制片人侯鸿亮，主演陈宝国、姜鸿波来天津卫视录制《津夜嘉年华》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交谈中，他深情地表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人仍应是国家的主人翁，我们的荧屏不能忘记产业工人。
《钢铁年代》：灵感源于毛泽东访苏
记者：即将作为开年大戏在天津卫视播出的《钢铁年代》，以鞍钢为背景，描写了新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的奋斗史，现在表现工业题材和工人生活的电视剧凤毛麟角，你为何要为工人写这样一部戏，是什么激发了你的创作灵感？
高满堂：其实我在上世纪90年代就写过工人的戏，如《大海风》，写造船工人的；《大工匠》是写钢铁工人的，后边还有一部《工人大院》，表现的都是产业工人的生存状态和喜怒哀乐。我是怎么想起写《钢铁年代》的呢？几年前，我在创作《大工匠》时，在一个老板那里看到一本上世纪60年代出版的《鞍纲志》，里边记载了中国工业的“长子”鞍钢的艰难发展历程，这让我心情特别激动，觉得这是个重大题材，一定要拍成电视剧。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年毛泽东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苏，签署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时，毛泽东向斯大林提了一个问题：“斯大林同志，在条约签署前我还有个要求，一定要把鞍钢写进条约里去。”斯大林耸耸肩，惊讶地说：“一个鞍钢值得写进条约吗？”毛泽东说：“这您应该很清楚！”斯大林笑了：“毛泽东同志，您非常聪明，战争打的就是钢铁！”毛泽东回国后，几次致电东北局，强调鞍钢是重中之重，鞍钢需要什么，全国人民就支援什么。
记者：《钢铁年代》中大的历史框架、人物和故事，都是真实的吗？有没有生活原型？
高满堂：大的历史框架肯定是真实的。在鞍钢采访期间，我与创造了那段历史的老厂长、老工程师进行了深入交流，搜集到大量创作素材。至于人物，艺术作品中的人物一般都是虚构的，但一定要接地气，不能凭空编造。我在工厂生活多年，接触工人很多，已形成一个人物气、人物场，工人的形象已活在我的脑海中，创作时，不用我找他们，他们主动就来找我了。包括陈宝国饰演的尚铁龙、冯远征饰演的杨寿山，都有我在采访中遇到的工人的影子，然后把他们拼接组合起来。
记者：你觉得陈宝国、冯远征等是否完成了你塑造的人物形象？
高满堂：《钢铁年代》37集我都看了，实话实说，他们演得比我写得好，人物立起来了，里边加入了很多演员的二度创作和细节处理，非常好，我非常满意。
突破瓶颈：不能把产业工人边缘化
记者：在一个市场经济和文艺作品越来越娱乐化的时代，工业题材似乎已被淡忘了、边缘化了，很少有人愿意触及。是否工业题材收视面窄，市场空间有限呢？
高满堂：我们现在的影视创作，多定位于青年和时尚，还有就是翻拍和恶搞成风，并未对收视群体做过精确的调查，因此存在很多误区。如认为工业题材乏人问津，拍出来也不赚钱。据统计，我国每年生产电视剧1.5万集，工业题材还不足百集，这的确是个问题。我拍工业题材是反其道而行之，充当了“开顶风船”的角色。首先，我关注这样一个现实：目前我国尚有1.5亿产业工人，加上他们的家属，起码也有四五亿人，怎么能说没人看呢？我相信工业题材拍好了，也是有广阔收视市场的。比如我的《大工匠》在北京卫视的收视率高达8个点；写沈阳机器制造业“五朵金花”的《漂亮的事》，在央视八套黄金档播出收视也很好，还获得了“飞天”二等奖。所以，工业题材不是没人看，而是如何拍好的问题。
记者：那么，你认为当前工业题材创作存在什么问题，如何突破瓶颈？
高满堂：我想，工业题材创作有两个极端：一是过去常把工人理想化、神圣化，不接地气、人气、生气；近年来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一写工业题材就是改革家的天下，工人成了改革对象，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突破工业题材创作的瓶颈呢？我始终怀有这样一个理念，尽管时代变了，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工人仍是中国民族工业的主体，仍是我们时代的主人翁，我们荧屏上仍要有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形象；艺术家要关心他们的生存状态和喜怒哀乐，要为他们说话，而不是相反，把产业工人边缘化。这就促使我决心把工业题材做下去。
如何写工人？我认为要侧重写他们精神层面的东西，不失传统，不失主人公精神，不失国企改革的气魄；某些时候，工人看似处于弱势地位，却要表现他们乐观向上和当家做主的精神，给人以希望。总之，不能没有精神头儿，用东北话说是“塌了架”了。不然我们民族的脊梁何在？
如何好看：深入生活，真实描写
记者：一般来说，工业题材和描写工人生活的影视作品容易单调乏味，你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让主旋律作品变得好看耐看的？
高满堂：工业题材和工人生活，为啥极少数人做，许多人不做？因为第一，你的感情必须放在他们这儿，把他们的生存状态，所思所想时刻挂在心上。我的兄弟姐妹都是工人，所以我对工人不但熟悉，而且有感情。第二，你必须有相当的生活积累，描写工人生活掺不了假。有些年轻编剧，一写车间就是“一片忙碌景象”，十分抽象，到导演那就犯难了，怎么拍呀？第三，你要真正做好工业题材，闭门造车是不行的，一定要深入生产一线，采访量非常之大。比如我写《大工匠》，断断续续用了五年时间，深入大连特钢厂体验生活；《大海风》用了三年，去大连造船厂体验生活……
记者：现在像你这样下工夫深入生活的人太少了，你到工厂体验生活是以何种身份去的？
高满堂：以作家采访的身份，每天与工人一起坐班车上班，遇到技术难题一起研究解决，一起在职工食堂吃饭，久而久之，就成了朋友。我一去工厂，工人们就热情打招呼：“高老师又来了，写我们来了？”“是呀，写你们，怎么样？”“现在哪儿还有人写我们，工人拿不出手哇！”我听了心里很酸楚。越是这样，我的创作欲望就越强烈，就越想为他们说话。
记者：写工人除了要投入感情、熟悉生活外，你在结构故事、塑造人物方面，还运用了哪些艺术手段和技巧？
高满堂：过去有些作品常把工人放到一个“预制”的改革题材中去，我恰恰要把这些东西全部推到背景上，把工人拉到前景，真实描写他们与改革的关系和命运，这是第一个“不一样”；第二个“不一样”是把工厂化变为家庭化，把故事和人物放到家庭里，街道里弄里，在这个点上表现他们的亲情、爱情和友情；第三个“不一样”是我一再强调表现工人的生活情趣，写出人物幽默风趣的个性……我相信这样的切入点会使故事更好看，更吸引人。包括我下一部写工人的作品《工人大院》，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一直写到改革开放，把工程师、厂长、工人，车钳铣刨都集中在一个大院里，成为一个人生大舞台，而将工厂车间推到背景上。工厂的命运牵涉到大院里的每一个人，一切改革，一切变化，都折射到这个大院里，落实到每个人身上，这样一来，故事就会变得非常生动鲜活。工人的命运、情感、情趣，这三点我永远抓住不放。
金牌编剧：一拼生活，二拼境界
记者：我注意到，你的写作基本上是围绕东北这片黑土地的，是否说明作家还是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
高满堂：我选材的领域主要是辽吉黑、河北、山东等北方地区，这地方养人啊！每个作家都要打一口深井，就看你打在哪儿，是否适合你，这很重要。
记者：我常常感到奇怪，你怎么会有如此源源不断的剧本创作出来，仅仅与生活积累有关吗？
高满堂：其实我是这样，半年写作，半年下去采访，已成了一种规律和乐趣。有人认为深入生活太费时间，我则认为“磨刀不误砍柴工”，编剧就是拼生活积累嘛！第一是拼生活，第二是拼境界，编剧必须有大境界，否则守着一堆素材也没用。在宾馆里出不了大境界。打个比方，就像土里的鲜花和塑料花的区别，塑料花再鲜艳夺目也没有生命力，尤其是今天的观众欣赏水平很高，也很挑剔，是生活还是编造，他们一眼就能辨认出来，甚至一个细节的失真，都会影响对整个作品的评价。
记者：你的许多作品，尤其是《闯关东》、《钢铁年代》这样的大制作，在选材上都是宏观的、历史的，这是否是你讲的大境界？
高满堂：当然有关系。我有几种戏不写：青春戏不写，不是那个年龄了；部队戏不写，没当过兵；校园戏不写，没那个生活。
当下状态：创作工农商三部曲
记者：写了这么多剧本，有没有被掏空的感觉？
高满堂：没有，因为我始终在生活里，不断有新的创作冲动。近期我的规划是创作工农商三部曲：“工”是《钢铁年代》；“农”是《老农民》；“商”是《中国故事》，写温州人闯世界的故事。此外，《闯关东》前传也即将开机。
记者：我注意到，您这次与陈宝国来津，从饭桌到化装间，经常交头接耳，话题不断，是否他又要上你的新戏了？
高满堂：是啊，我的新戏《老农民》准备让他主演。《老农民》写农村从土改到2007年政府取消农业税，是一部中国农民的史诗。我们每天谈这个戏，已经有好几个月了。明年我们相约去沂蒙山体验生活。今天我还对宝国说，我们一个编剧，一个演员，一起摸爬滚打一年，不信你的老农形象“活”不起来！(本版照片由山东影视中心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