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春晚：事先张扬的自娱自乐(2)
央视兔年春晚主持人
宋祖英
旭日阳刚
赵本山表演小品《同桌的你》
以前，春晚在一个很小的演播厅里举行，大家团坐在一起，确实很有过年的气氛，演员与观众的交流互动也方便，尤其是很多舞台艺术的表现形式非常适合小空间表演，比如相声、小品、魔术、歌曲等。但是中国人都有一种贪大的恶习，春晚也不能幸免，举办了几届后，春晚一度挪到了体育馆举办，但那次失败并没有让他们吸取教训，而是不断扩展演播厅空间，貌似空间大了，人多了，喜庆气氛增强了，实际上刚好相反。对主持人来说，站在那么大的空间，本能地就想扯着嗓子喊。毕竟现场还有千八百人，这种主持方式可以跟现场观众互动起来，先制造出一股狂热气氛，但是现场声画通过电视信号传到电视观众面前就显得很奇怪了，观众是感受不到现场气氛的，你们这些主持人跟打了鸡血一样在干吗呢？如果空间小一点，观众少一点，主持人的状态也许会更接近电视观众的欣赏心理。
出现春晚空间托大的结果也正常，因为负责春晚的领导甚至导演，没有几个是懂电视语言的，29年间担任春晚导演的十几位导演中只有三个人是北京广播学院毕业的，但还不都是学电视编导专业的。剩下的导演多是来自其他文艺团体，本身毕业于艺术院校，他们可能很了解舞台艺术的表现方式，但不了解电视转播艺术。既然春晚是想让全国电视观众看，就不能按照剧场思路办春晚。本来可以避免的很多技术问题，现在都变成了不可更改的现实。主持人无疑是这种剧场化春晚的牺牲品之一。
2.策划撰稿：每年都在假大空
如果说主持人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导致主持人出现这些问题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策划撰稿的问题。当年黄一鹤担任春晚导演，从一开始策划就让相声演员介入进来，一来相声是当时民众比较喜欢艺术形式，相声演员的语言表现力远远要比其他演员强，在两个节目衔接过程中可以放进很多包袱笑料，让主持本身就变成节目的一部分。
但是后来，这种策划撰稿的方式被放弃了。电视工作者一般是由演员和技术出身的人组成，有一种崇拜文化人的意识，常常认为自己所处的行业和文化圈相比缺少文化含量，所以有点盲目相信文化人的外脑作用，慢慢就形成了请文化圈的人担任春晚的策划撰稿。实际上，这么多年电视台一直围着文艺团体转，请文艺团体的文化人担任策划撰稿，这些人相对更符合电视综艺晚会的需求——头脑僵化、缺乏创新、擅长空洞语言、缺乏幽默感——但这些人很好用，他们本来就是在假大空的文艺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知道电视晚会需要什么样的语言，根本不用磨合。这就是这么多年来主持人说的那些话怎么听都是废话的原因。
事实上，在中国，晚会这种样式已经养活了很多擅长说假大空话的策划撰稿人，这跟当前主持人的素质正好相得益彰，他们写的台词都很套路化，背起来非常容易，完全可以不走脑子，放到任何晚会上都适用。策划撰稿人的心理状态是：这是一个全中国最大的行活，做起来也不用动脑子。至于观众听起来是否感到乏味，效果如何，他们从不考虑。
这种固化、机械的方式在录播节目中有时候看不出来，但是在直播又充满喜庆气氛的春晚上，就显得非常别扭。比如他们用的那些词都在极力去想渲染节日气氛，但节日的感觉不是你扔给观众的，是自然形成的，语言的魅力在这时候变得很重要。这就好比人们看一部恐怖片，恐怖总是在人们神经松弛的时候出现，而不是反复提醒观众几秒钟后会出现恐怖场景。这些策划撰稿人就是拙劣的恐怖片导演，反复告诉你过年了要喜庆要高兴……本来这台蹩脚的晚会就已经让观众看得过年气氛只有一息尚存了，当这些毫无意义的词汇组合从主持人嘴里说出来，基本上观众也就没什么感觉了。加上主持人在现场的夸张和渲染，如果说观众还有什么感觉，那就是会让千家万户的人感到暖气不热。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即便是再有幽默感的撰稿人，也禁不住反复审查改动的折腾。一般而言，任何一届春晚的导演都有点追求，希望节目能做得好看一点，之后听到的骂声少一点，但是导演之上的多级审查体系已经让导演的初衷一次一次打折扣。每一次审查后的改动，都意味着解说词要重新编排，没有点钢铁般意志的人是承受不了这样反复改动的。耗到最后，肯定是什么感觉都没有了，只有那些空话用起来最稳妥。
春晚就是用亲切到极致的方式消灭亲和力的过程。比如今年春晚的开场，一通喜庆的歌舞之后，阎肃说了一句：“都到家了吗？”很显然，这样的创意无疑是想在晚会一开始就把观众的情绪拉进来，而且，在这个环节上没有用主持人，而是用一个和蔼可亲的老人，但是前面的欢庆气氛让后面这个环节变得有些多余，即便是很简洁的一句话，也显得有些做作。废话，没到家的人也听不见你的这句招呼语啊！
春晚的导演大都不缺乏舞台戏剧经验，但是在春晚节目设置中，他们几乎放弃了舞台戏剧表演的规律，用一种不断强化的方式逼着观众的情绪跟着节目往前走，但电视机前的观众是不会任由你来摆布的，可以随时走神。如果你真的一口气把春晚看下来，会觉得腰酸腿疼，并不是因为节目时间长造成的，而是它无节制煽动你的过年情绪造成的疲劳感。这种只想给观众一个结果而不考虑观众的感受，让观众从一开始就进入到一个被动情绪调动状态，他们明知故犯地把真情流露与煽情流露混淆到了一起，观众产生疲劳感是必然的。
春晚丧失的是一种文化真情。文化艺术的感染力也好，电视语言的传播方式也好，它都可以传达感情，这就像在世界杯赛场上，电视画面捕捉到一个失落的观众表情一样，会极富感染力。春晚这种丧失文化真情的方式就是结果为先，先告诉你我要感染你打动你，然后你要走进来，你必须进来，你没有理由不进来。你说他们怎么就可以这么自信呢？其实他们根本没有考虑到观众的存在。
3.歌曲：不过是谱曲版的解说词
春晚的歌曲虽然占很大比重，但是它不过是谱曲版的解说词。近30年来，春晚的歌曲表演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最初导演们的想法很简单，找一些头一年比较流行的歌曲，兼顾港台，在春晚上唱一遍，只要歌曲内容和过年的氛围相符基本就可以了。后来，人们发现，通过上春晚可以让自己更红——这一点跟相声演员正好相反，相声演员红了才能上春晚——于是，大量的歌手都想方设法有机会站在春晚的舞台上，力求新的一年能有个好收成。所以有一段时间(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春晚在选择歌手方面有些失控，它的选择标准已经变成一种名利驱使下的角逐，有关系有机会能上春晚的人，必然要演唱一批歌曲，这批歌曲往往是为晚会而作，没有经过听众的检验。也恰恰是在90年代，各类晚会的蓬勃兴起，造就了一批见光死的晚会歌曲，培养了一批擅长写晚会歌曲的作者。
每一个词曲作者都会像春晚的策划撰稿一样想象着在这样的晚会上该去创作什么样的歌曲才能顺利通过，由于流行歌曲的信息量比较少，能传达的基本上是歌词。要写得应景，无非就是那些空洞无物的大词变换着组合。音乐创作的情感流露在这样的前提下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甚至这些词曲作者在面对这样的创作时都知道自己在干什么，那只是为了对付一个行活而已。
进入21世纪，整个音乐行业变得非常萧条，创作力的丧失已经不限于晚会歌曲了，这就让晚会歌曲的重要性凸现出来。反正怎么写都是一个不流行，都拿不到版税，至少给上春晚的歌手写歌稿费远远要比给市场歌手写歌高一些。到后来在春晚就几乎再也听不到一首像样的歌曲了。几乎所有为春晚创作的歌曲，你让任何一个主持人朗诵出来都可以当成串场词。
从有春晚开始，几乎在中国有影响的歌手都登上过这个舞台，但是他们也没有给观众留下什么深刻印象，歌曲部分逐渐过渡到为相声小品填缝的角色。所以，当王菲演唱《传奇》，旭日阳刚演唱《春天里》，才仿佛让人恍然大悟——原来春晚还可以唱这样的歌曲。
就今年的春晚来说，按照春晚的标准，《春天里》是不符合他们的标准的，但考虑到要有一个体现农民工生活状态的节目，旭日阳刚又非常有代表性，而且他们就是靠翻唱这首歌红起来的，所以成了漏网之鱼。试想，如果没有旭日阳刚，春晚会想到让汪峰去演唱这首歌吗？幸运的是，这首歌的歌词没有被改动。事实上，《春天里》体现出的伤感远远要比任何一次倪萍的煽情更动人，但它影响了春晚的喜庆氛围了吗？显然没有。相反，它让人有些激动。这就是原生态感人与人工感人的区别。
所以说，不是春晚不可以出现像《传奇》、《春天里》这样的歌曲，而是所有参与创作表演的人都自动选择了放弃，因为春晚的强大力量让人们自作聪明地去选择了讨巧这个氛围，而忘记了观众情感中真正需要什么而创作。而且它具有样板和示范作用，让后来的人马上进这样的语言系统，放弃了对艺术创作本身的尊重。如果像现在这样，音乐创作、音乐市场不景气，几年出不来一首好歌，为春晚创作歌曲的人就不能有点自强不息的精神吗？实际上要做到这一点非常难。歌曲的流行、影响力是它能自然上春晚的条件和前提，但是春晚的审美体系现在还没有辨别歌曲优劣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