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巩从艺30年,已经成为相声界罕有的,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捧哏压过逗哏的演员。自《虎年谈虎》起和刘伟一起登上春晚舞台,他保持了春晚最高登台频率的纪录。
主笔◎孟静
上世纪90年代,我生活在一座平静的古城。有一天,我妈妈兴奋地说:“你们猜我在街上看见谁了?倪萍!她去买烤白薯,她还冲冯巩喊呐,‘冯巩快来吃烤白薯!’”他们当时是来走穴,严格说,是半走穴半慰问形式的演出,那个城市有很多军工企业,经常有部队文工团组织大腕儿来,每次都不啻于一次微型台风登陆。就像《我爱我家》里宋丹丹吹嘘的:“阿敏,阿玉,阿英!阿东,阿欢,阿庆!”
那时候的人有简单的快乐,听起这些名字打从心眼儿里泛起欢乐。阿巩、阿萍就是演员中最受欢迎的两位,他俩经常合作,除了每周末的“综艺大观”,冯巩会扮演拉活的面的司机,或是小心眼儿的丈夫,倪萍就帮他搭档,有时她又会去帮衬郭达。1995年春晚,冯巩、牛群合说的相声《最差先生》,倪萍上去扮演了调解人的角色。他们的合作堪称默契无间,在台上就能看出台下也是好朋友。
后来,女主角在冯巩作品中露面概率越来越高,取牛群而代之的周涛,之后的阎学晶、牛莉、金玉婷,但她们与倪萍相比,就真的只是表演,和冯巩再也没有生活中熟络朋友插科打诨的感觉。冯巩那越来越很难勉强称其为相声的节目,依旧在“某某杯我最喜爱的春晚节目评选”中列入相声组,引起同行的腹诽和群众一头雾水的迷茫。
相声演员最讲究的是师承、宗派、礼法,天津相声界比北京尤其严格。捧哏演员杨少华的儿子曾经想拜马三立的儿子马志明为师,被堵了回去,因为相声圈认为,杨少华自己的师承就不够清晰,不能坏了规矩。牛群成名后,还要拜比他年龄还小的姜昆为师,也是为了能进入所谓门派,可他这种半路出家似乎永远在身份上名不正言不顺。冯巩比他幸运些,但也不是走的传统套路,一定对此深有体会。
早年他和同学刘伟搭档,两人都是瘦子,一个高瘦子,一个矮瘦子,开始冯巩是逗哏,刘伟是捧哏,后来老师建议他们调换一下。1975年,马季特意跑到天津听了他俩的相声,然后很谦虚地说:“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礼拜天到我们团去坐坐。”在马季举荐他们之后,相声界人望很高的李文华再为冯巩吃了颗定心丸,鼓励他在捧哏的位置上安心发光发热。
在华中师范大学的硕士毕业论文《相声艺术的创新与实践》里,冯巩回顾了自己的艺术之路,虽然他一直强调干一行爱一行,但时不时会流露出蠢蠢欲动的篡位心思:“永远让你当配角,永远让你不好意思往那里站,不应该夺人家的戏,永远不要当逗哏的演员。但是老这么跟在后面说,我也不甘心,要发挥自己的能动,我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从这边挪到那边去,这一步之遥,可能一生都跨不过去。”
他还列举了一堆成名的逗哏演员如侯宝林、马季等和他们默默无闻的搭档,那时冯巩已经从艺30年,成为相声界罕有的、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捧哏压过逗哏的演员,可以说有他个人的奋斗,也离不开电视的传播以及社会变迁对传统相声规则的冲击。因此,冯巩尤其感谢新时代赋予他的机会,这条翻身之路,他是一步步走过来了。
过去大部分相声中捧哏只负责递话,“是么?真的?那可不成!”这种口水话很适合不思进取的捧哏。比如郭德纲与于谦、姜昆与李文华,逗哏喋喋不休地耍小机灵,捧哏扮演大智若愚的角色,或煽风点火,或轻轻一瓢凉水浇过去,愈发显得逗哏自曝其短。
天津的杨少华晚年才得以走红,就是他台上小动作比较多,比一般的捧哏演员积极主动爱表现,逗哏演员们不爱与这样的对手合作,除非出现比较包容的逗哏演员。而冯巩一开始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他和刘伟起步时只有14岁,双方都是小孩子,走的是清新朝气路线,没有相声界那么多名利是非,谁说的多说的少包袱更响,观众笑得更欢,少年人之间不会存成年人的嫉妒心,冯巩又担任了创作职责,两人的关系形成大哥小弟。这也给了他空间,多为捧哏加词,把“一头沉”变成“子母哏”,即有争辩的对口相声。
1986年,冯巩以他创作的《虎年谈虎》和刘伟一起登上春晚舞台,从此开始他长达26年、中间只有两三年歇过,保持春晚最高登台频率的纪录。春晚头几年确实可以称为春节联欢晚会,重点突出了“联欢”二字,台下摆着圆桌,桌上的瓜子花生不是摆设,真的有人在磕。台下坐的不是花钱买位置的大款,大多是相互间很熟悉的演员。第一年,还曾以热线电话的方式点歌点节目,就像单位的茶话会,点到哪个人,那个人就从座位中起身上台。演员和观众可以说零距离,相声演员常常从座位中站起来,就开说。观众也特别给面子,不管说什么,都笑得极为灿烂,而且绝对发自内心。
侯宝林把他的徒弟马季介绍给观众,而马季又用《五官争功》这个节目把他的徒弟冯巩、刘伟推了出来。上世纪80年代,相声在中国的文化领域异常繁荣。1985年,吉林省曲协评选过十大笑星:马季、姜昆、赵炎、李文华、高英培、郝爱民、侯跃文、石富宽、师胜杰、常宝华。这些笑星很多都担任文艺团体的领导职务,每个人都有一批弟子活跃在荧屏上,记得有几年春运,总有很多旅客把鞭炮带上火车,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侯跃文等人拍了电视剧警醒全国人民。甚至连赵炎都演过情感剧的男主角,和女演员在戏中大谈恋爱。今天的相声界,也就郭德纲能在影视剧中和美女卿卿我我,但这戏一定是粗制滥造的山寨戏。
冯巩出道稍晚了点,却也赶上了好时候。正是更新换代的岁月,侯宝林只参加过一届春晚,马季在《宇宙牌香烟》之后,也不太在春晚上露面。当时人们对笑声的渴求仿佛婴儿面对乳汁,年轻演员想上春晚比1990年的赵本山要容易得多,更何况,冯巩他们是有谱系的,不是没根的黑土地农民。1988年,刘伟做了一个现在看来很不明智的决定——出国。
当时没有师承的牛群和一位姓李的演员合作过反响很大的讽刺相声《领导》,直到现在,牛群在某地方卫视主持的节目还叫《牛群》。冯巩与他合作后,经历过与刘伟时期不同的定位。牛群的表演比较洒狗血,作深情状和带哭腔是一绝,冯巩会沦为彻底的配角。陈佩斯、朱时茂的小品《主角与配角》,颇能反映演员的心态,演员的报酬过去其实差距不大,但热爱表演的人终究希望自己能更突出。
经过相当长时间的磨合,牛群被确定为知识分子型,冯巩则称自己是“憨中见智”。他们的渠道不仅通过春晚,久旱的观众热爱各种晚会,包括“综艺大观”。冯巩又是比较爱揽事的人,“艺苑风景线”创立之初,他还参与过策划。虽然不是传统相声界的教学方式教出来的,冯巩却很讲仁义,人缘也比较好。这种性格使得他在身边聚集了一群创作者,经常在一起侃本子。
如果留意早年小品的作者,会发现确实人才济济,冯小刚也给冯巩写过本子。通常春晚语言类节目的稿费是由中央电视台发放,过去只是象征性的,慢慢也多了起来,当然与写电视剧没法比。有些够意思的演员,会自己再掏一份奖金给编剧,巩汉林就曾付给一位编剧一次3万元的稿费。冯巩如果获了奖,他的司机第二天就把奖金送到各位主创家里。
过去比较平等,创作人员在食堂点菜很自由,有一年规定每人标准20元,演员比其他主创标准高,编剧们想喝点酒都要几个人凑一桌才行。冯巩每年都是最早进组的春晚演员,他带的兄弟也多。一听这规定气坏了,当场要打1万元入账,让大家劝住了。
《卖拐》的作者宫凯波告诉本刊记者:每个常年驻守春晚的小品演员身边都有一个相对固定的创作班底,冯巩有辽宁的相声演员王振华帮他张罗事,郭冬临和王承友关系很好。多年的演出已经把本来创作型的演员掏空,他们对编剧变得尤其依赖和加意笼络。
可是固定班底并不能阻挡创作质量的下滑,相声界一直存在两派意见:一种要维持传统,郭德纲就逢场合必强调太平歌词的重要性,可以肯定的是,姜昆、冯巩一定不会唱太平歌词,姜昆还喜欢唱个流行歌曲,冯巩几乎很少听到他开腔,《旧曲新歌》里唱歌的是郭冬临,伴奏的是冯巩。所以,另一派就是姜、冯倡导的革新派。
从马季开创了歌颂型相声后,相声的形式就被他的学生利用晚会形式悄悄改变着。马季生前伤心地看到相声被小品冲击得七零八落,如果说晚会为相声提供了传播载体,那么它更帮助小品挤占了其他表演形式。春晚最重要的语言类节目其实就是特指小品,宫凯波也说,语言类节目的选拔形式最严峻,效果不好真上不了。
冯巩认为,只要是和台下观众有互动的就算相声,而不和观众交流,以扮演角色为主的称为小品。这就很难定义他近年的表演模式:《马路情歌》、《让一让,生活真美好》、《跟着媳妇当保姆》、《暖冬》、《不能让他走》……全是演员在讲一个故事,有道具有情节,有时演员多达四五位。
元宵节的观众最喜爱评选,小品被单列成一大类,相声进入曲艺、戏曲类,显然小品的竞争是残酷激烈的,1999年之前还有悬念,在赵丽蓉、陈佩斯等人之间换手,赵丽蓉去世后,赵本山已经连庄13把,形成了他要不得奖,全国人民都知道指定有黑幕存在。所以,冯巩必须要为他的小品重新进入相声界立名目。
王振华先是帮他想了“复合相声”的称谓,冯巩自己在论文中称其为“泛相声”、“纪实相声”。这种打扮成相声的小品以牛群不务正业,搞摄影、当县长后,冯巩与郭冬临的合作开始划分。郭冬临有影视表演基础,冯巩从《那五》开始,也涉猎影视,他算是相声演员混影视圈最成功的,凭《没事偷着乐》得过金鸡奖最佳男主角,《站直罗,别趴下》拿过百花奖最佳男配角,还自己当过导演,拍了《别拿群众不当干部》。
冯巩早就意识到别人对“泛相声”的质疑,除了用是否和观众进行直接交流来划分这二者的区别,他在策划“越来越好”相声小品晚会时曾提出向姐妹艺术学习的观点,他说:“我不反对相声回归剧场,但是对于广播电视这样的强势媒体,我们绝不能忽视,相反,这是展示相声艺术很重要的舞台。俗话说‘适者生存’,为什么我们不去适应它,反而要躲避它呢?”
冯巩对相声的新解释、新探索,其实是无可厚非的,与相声回归剧组这个正确主张也不矛盾。相声的套路化一直非常严重,有无数的段子开篇都是:“相声是门语言艺术,讲究说学逗唱。”冯巩和牛群的段子《两个弄潮儿》里,把这句话配上各种背景音乐,变换不同的腔调,这种形式很多演员反复使用,观众已然听得大打哈欠,台上演员还在自娱自乐。
相声有一种惯用逗乐方式是拿搭档或大腕儿的家人开涮,比这个更低级的是,有相当一段时间,捧逗之间流行互“呸”,有些真卖力的演员“呸”得唾沫四溅,演员互相侮辱讨好观众,十分凄凉。冯巩认识到这个问题,他说,新中国成立前相声演员自称“欢喜虫”,与观众是奴隶与主子的关系,后来发展到另一个极端,说教意味浓厚。他认为演员和观众是平等的朋友关系,强调“我想死你们了”也许是他有意为之。“欢喜虫”的症状治愈了,但实际上,这两年的小品相声并没有避免说教腔,反而更严重,今年很多节目都存在同样问题。“不是自己的彩票不能要”、“家和万事兴”、“不要借别人的房子骗丈母娘”、“不要向单位要房子”……这种3岁小孩都懂的道理还要向成人灌输,如果成人不懂这些道理,灌输又有何用?
郭德纲把太平歌词抬高到“说学逗唱”的“唱”之根本,除了“钢丝”,有几个观众有耐心听他唱完整段太平歌词或西河大鼓?没错,传统相声的凋零是不争的事实,也有少数念念在兹的人提出复兴相声传统,并力推几位和电视界关系不好的名家。我听过剧场里马志明的传统段子,内容多与当下生活无关,重要的是同样的不可乐。李菁、何云伟今年大褂也穿上,扇子也拿来,还举着个明显没开机的录音笔,沦落到向观众讨要掌声的地步,这种空有形式感的传统,不会吸引到除“粉丝”以外的观众。郭德纲的成功是他能给出观众猜不出的结局,在剧场里又有更自由的言论环境,可以打一些擦边球,他的聪明毋庸置疑,真上了春晚也要打个大折扣。
作为一门“笑的艺术”,在公众默许的尺度下逗乐,就已经算成功。冯巩的问题不是他尝试的革新,改革与传统保护是完全可以并存的,他的问题是在评奖中不敢与赵本山硬碰,模糊相声与小品的边界,与魔术、杂技、戏曲这些“弱敌”对决,太怂。小品如今也不比相声景气到哪里,从今年的颓势表现看,赵本山也不是不可逾越的高峰了,没必要为了获奖丢了气派,除了奖金有差别,观众只会记住优秀作品,不会记得获奖名单。
平心而论,姜昆、冯巩没有少为他们所认为的相声发展之路折腾。前者开了鲲鹏网,只不过经营不善转让了,后者与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合办了相声大专班。冯巩力图突破师傅带徒弟的规矩,但戏剧表演与相声的本质不同又引起不少争论。贾玲所在的那届学员里,唯一还在说相声的女生只有她一个。作为千顷地的一棵独苗,冯巩没少提携贾玲,两年了,还以新人姿态,穿着同样的马甲上台。
千条江河归大海,“不乐”是表演者面对观众最大的窘境。“我想死你们了”这种老梗,冯巩可能都不记得说了多少回,就像潘长江爱找高挑的女搭档,李咏喜欢拿自己的马脸抖包袱。同一个笑料反复使用,观众也笑,但这笑渐渐变成了冷笑,表演者还自以为得计。这种包袱能够拉近和观众的距离,比新包袱风险小,但正因为满足于原地踏步的老状态,人才会失去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