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借枪》作者龙一：只能“沾光”不敢上阵
龙一 现为天津市作家协会文学院作家。著有《潜伏》《借枪》等小说
龙一1961年出生在天津，且一直老实待在天津，因为《潜伏》而被大众熟知；也因为《潜伏》，他被“名利相逼”不知所措只能逃避。两年后《借枪》出世，北京、天津、浙江、东方四家卫视热播，但龙一已能坦然面对媒体。他依然认为一部电视剧的成功最终还是要归功于导演和编剧。
名利 《潜伏》之后我选择逃避
新京报：在天津作家协会期间，你曾用十年的时间研究古代生活史，之后再是近代城市史、中国革命史，但研究成果却一直没有出版社要，是否因此改行写小说？
龙一：我当初研究历史只是因为好玩，所以才研究那些没人要的东西。改行写小说是一次正确的选择，因为写小说不单好玩，还让我重新审视当年的历史研究。我研究中国革命史只是研究城市中的地下工作者，从小说的意义上讲，算得上是有所收获。
新京报：在2009年新书《暗探》的对话沙龙上，你曾说过这么一段话：“我在作家协会待了20多年，我周围都是作家。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些作家这么多年努力追求的这些东西，太痛苦了。最后有的得到，也有的没得到，得到了之后也是痛苦，没得到更痛苦。”你指的“那种东西”是什么？
龙一：不单指名利，主要指的是“虚妄”，也就是人们对幻觉的追求。名利如同“糖衣炮弹”，初涉其中好像很开心，其实里面充满了危险。《潜伏》播出后，我将近两年没有写作，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名利相逼”，让我自己不知所措，于是选择了休息，换言之就是逃避。选择逃避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真切地发现，我只是“浪得虚名”，仅仅是沾了电视剧的光而已。所有的荣耀应归功于导演姜伟和众多出色的演员，归功于出品人张静和制片人张宏震。
改编 编剧是技术活，我不添乱
新京报：很多小说作者同时担任编剧工作，为什么你没有担任编剧，而是放手让别人去做？
龙一：编剧需要专门的技术和长期实践。我年龄太大，干不了。我不会参与改编和拍摄，我不懂，参与反而添乱。
新京报：当你看到林黎胜操刀的《借枪》剧本时，有什么感受？
龙一：林黎胜是福建才子，也是著名的编剧和导演。我一直认为，小说对于影视剧来讲只是一粒种子，需要许多人参与培养，才能将它培植成参天大树。在剧本中，林黎胜对小说进行了极具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改造和发挥，特别是对熊阔海、裴小姐、熊太太和安德森的身份改造，使这个故事具有了极大的情节发展空间和喜剧发展空间。剧本中的绝大多数情节，完全都是编剧的再创作。更为难得的是，林黎胜这样一个南方才子，居然让这部电视剧中充满了“天津味”，并且让小说里的荒诞性和诙谐感在电视剧里得到了极大的加强和发挥，这是令我惊叹不已的地方。对于编剧所做的工作，我只有感激和敬佩。
《借枪》 细节决定“枪法”
新京报：《借枪》的故事核心是借枪完成公开的刺杀任务，这个极富荒诞性的故事，来自于哪里？
龙一：来源于历史研究。在中国革命史中，像熊阔海这种下层身份的地下工作者非常多，甚至可能是人数最多的。他们依赖信仰和理想的支撑，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为党工作。正是这支人数众多的无名革命队伍，以及他们所做的难以统计的大量的基础工作，才使得更高层的地下工作者得到强有力的支持和帮助，才能让那些英雄得以青史留名。成名的间谍都是失败的间谍，只有那些不为人知的地下工作者才是真正的成功者。
新京报：男主人公熊阔海有原型吗？
龙一：和《潜伏》中的人物一样，《借枪》中的人物也是虚构的，他们都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我研究了众多中共地下工作者之后，从中提炼出来的。余则成是中上层地下工作者，熊阔海是下层地下工作者。他们的生存环境不同，任务和工作范围不同，上级对他们的重视程度和支持力度也有所不同。
新京报：小说里有大量关于枪械的知识，你对枪械很感兴趣吗？
龙一：写《借枪》这个故事，难度主要在描写枪械和狙击所需细节上。我有很好的学习习惯，平日里对枪械知识有所了解，但对日本的“歪把子机枪”的了解不足以支撑这个故事。为此，我专程前往中国军事博物馆，从外观上研究那里的歪把子机枪，对照书本知识研究，拍摄照片。小说中，远距离狙击的设计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如何完成对射击距离的测量。如果这个细节解决不了，狙击事件的真实性就会受到读者的怀疑，进而读者就会怀疑整个故事。这个问题的解决，我是从中国古代算学知识里找到的，这个方法叫“望敌远近法”。通过试验，我发现这个方法和计算公式确实可靠，这才将它运用到小说当中。细节真实是小说家最有力的武器。
本版采写 本报记者 勾伊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