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征军》编剧邱对:呈现尘封的历史是进步
剧中塑造了中国远征军的群像
在荧屏上轰轰烈烈打了个把月的《中国远征军》，这周六将画上句号。该剧播出以来，很多人用“里程碑”这个词来形容它。“以远征军的经历为蓝本的作品有很多，都是特悬、特酷、特给力的作品。但是我觉得别这样，别把远征军糟蹋了，据实呈现就可以了，因为远征军的经历本身就很传奇、很跌宕起伏！”这是编剧邱对的回答。
如何搜罗资料？
“两年时间，在史料中杀出一条血路”
阅读，是编剧邱对首先做的工作。“两年时间，别的什么也没干。”他将所有能找到的、涉及中国远征军的出版物读了个遍。不再出版的书，他不惜代价从网上的旧书店购进，淘了一大堆，包括1944年重庆出版的《步兵操典》。在众多书籍中，邱对分成几部分———传说和回忆是一部分，如民间传说、老兵的回忆、将军回忆录；影视资料是一部分，如凤凰卫视的纪录片、央视的探索发现、云南电视台做的纪录片；历史文典是一部分，如《步兵操典》等；还有一部分，是那个年代的文学作品，“一个年代的文学，可以反映一个时代人们的精神面貌。我希望可以尽可能捕捉到当时那群军人的内心世界，他们怎么看待出兵缅甸，怎么看待这次牺牲流血，怎么看待他们的家人”。
资料很多，但是良莠不齐。通读完毕，邱对的感受是：“以讹传讹的东西很多，包括远征军的后代在谈到父辈的事情时，也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有些人就是讳言失败，讳言缺陷，总是在强调胜利，强调客观原因。甚至有些号称纪实性的东西，也没有史学标准的严格限制，很多描述是由着自己的想象。”更麻烦的是内地和台湾相互矛盾的资料。在这段时间里，邱对“把自己陷入到资料中，去滚了一段时间”，“但我知道我的任务是必须从史料中爬出来，因为各种说法不一，我最终要做出选择。在史料相互矛盾的情况下，或者史料达不到的地方，我会遵从我内心的感受，得出我认为比较合乎逻辑的判断”。
如何辨析数据？
“让数据符合战争的逻辑！”
让邱对纠结的，不仅是自相矛盾的历史资料，还有那些言辞统一但逻辑明显有误的言论。邱对举了孙立人统帅的远征军新38师第113团在缅甸仁安羌解救七千英军、大胜日本第33师团的著名战役“仁安羌大捷”为例。“仁安羌那一战，围困七千英军的，到底是多少日军？史料上很多都说那是日军第33师团。按照日军当时的编制，一个师团是2.5万到3万人。而我们一个团是1000人。后来的战果表明，孙立人以1000人之力解救了7000英军不说，还把2.5万日军给打跑了，打得屁滚尿流……可我觉得这事儿不对啊！孙立人如果拿1000人去攻击2.5万到3万人的日军部队，这个人不是疯子就是傻瓜。或者他根本是拿自己部队弟兄们的性命不当回事。孙立人有美国军事教育背景，西方军队非常强调情报的作用，他不可能采取这种以卵击石的做法！”邱对接着往细里去找，终于发现有人说真话了：当时那不是日军33师团的全部，只是两个加强大队，这个数据虽不那么权威，但却是“靠谱的”，是符合“战争逻辑的”。
相比起敌军人数，更让邱对纠结的，是我军的死亡人数：“说法特别多！比如说同古战役，按我们的官方史料给出的数字，戴安澜带领的200师，在阵亡不到两千人的情况下，击毙了日军五千多人。但是我从一个研究的朋友那里，却得出一个数据———日军死亡没有这么多。说实话，‘1：1’的伤亡已经是非常辉煌的战果了！”然而，在这件事上，邱对无法按照自己的判断写剧本：“完全没有书面的记载。我写剧本，最起码得给自己留一手，有人质疑时，我可以说你去看谁谁的书去。但对这个，我完全没有证据，所以明知道史料上这么说有夸大的成分，也采用了史料，只能如此了。这也是挺难受的一件事。”说到这里，邱对沉重地叹了口气。
如何还原人物？
“让他们不仅符合历史，更要符合人性选择”
除了对主人公韩绍功等“群像人物”的塑造，剧中对孙立人、戴安澜这些历史真实人物也有表现。虽然有史可依，邱对却认为他们“比韩绍功更难创作”，“因为这些人所有的言行都得靠谱，你又得符合史实，又要把这些人物的举动、言行纳入到故事当中，成为故事，并且和我虚构的人有机地连在一起，包括他们对待战争、对待牺牲流血等等所有的一切，都得以故事的方式呈现。”写历史人物，常常是吃力不讨好的一件事，挑刺的声音也是源源不断。“质疑我也见到了，但我对我的工作的基本评价是总体上完成了任务。好多提出质疑的历史迷，我相信他们看到的资料肯定没有我多。”
在对人物进行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结合上，邱对没少费脑子。“比如说戴安澜牺牲的那一段，史书上说，他是被士兵们抬着回国，走到缅甸一个叫茅邦村的地方，已经离国境线很近了，在黄昏大概下午五点钟的时间，戴安澜觉得自己已经不行了，让部下把自己扶起来，冲着祖国的方向喊了一声‘祖国万岁’，然后就去世了。这是历史的记载，但是我不相信。因为根据我对戴安澜这个人物所有的了解，我发现出身黄埔军校的他，除了很有报国的愿望和牺牲的精神，同时也是一个很感性的人。他对他的妻子、孩子和父母都充满温情。他在同古的时候曾给妻子写了一封诀别信，用的就是很儿女情长的表达。”最终，邱对为他选择了“埋锅做饭”的结局：“他把部队看作一个大家庭，把弟兄们看作他的家人。设计‘埋锅做饭’，就是回复到他过去很喜欢看到的景象，然后闭上眼睛。我觉得这种叙事比喊一声‘祖国万岁’动人多了，而且符合戴安澜内在的性格，符合人性的选择。”
如何把握分寸？
“有意识加入一红一黑两条线”
让邱对头疼的，还有对政治分寸的把握。剧中，有两条明显隔离于战场之外的线索：一条是红线，即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记者的介入；一条是黑线，即战时陪都重庆的腐败与纸醉金迷。对于这两条线，邱对承认是有意识地加进去的，但也是根据当时的历史事实。他耗时半年，在史料堆中淘选，找到了一条“红色”线索———从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到这段战争结束，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一共刊发了有关滇缅印抗战的报道、通讯共680多篇。邱对觉得，要客观呈现远征军的历史，剧中的“红线”也必须经得住史实的考验，而《新华日报》当时所做的一切有迹可循，于是一个共产党战地女记者“韩绍英”的形象应运而生。“680多篇文章，我们从逻辑上推断，它不全是二手的，《新华日报》应该也派出过自己的人到战场，这是符合逻辑的。”至于“黑线”，邱对称：“这些事确实有，而且令人气愤！这条线索我更多是通过阅读美国将军史迪威的传记了解到的。史迪威当时除了是驻印军的总指挥，他还负有分配援华物资的责任。在这个问题上，他曾跟当时的国民政府的很多高官，包括蒋介石本人，发生了很多冲突和矛盾。他对当时援华物资大量流入黑市，被贪腐军政要员私吞一事特别气愤。这些真是触目惊心！过去我们听说的‘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并不是夸张的，而是历史写照。”
邱对还直言：“让这段历史被人们知道，这是最重要的，至少是开了个头，打开了一扇门。”他举例说，“比如第一次远征的大溃败，我在剧本中一直是用‘大溃败’这三个字，但有关领导看了以后，说要改成‘大撤退’，有人还建议‘战略转移’。我折中了一下，接受‘大撤退’吧。我要再犟下去，那就得‘战略转移’。我的任务是让这段尘封了几十年的历史呈现给那么多不知道的人，这已经是很进步的一件事，其他的，就不要太苛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