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策划：《下海》寻找失落的年代
张嘉译
刘蓓
特别企划/新浪娱乐策划组 文/刘杨 天虹
八十年代，是七零后八零后在网络上怀旧着的黄金年代，却也是让他们的父辈生活彻底改变，沦为“迷惘的一代”的机遇年代。电视剧中，关于这个赤裸裸的金钱梦想大爆发的时代，这个传统观点彻底震荡与撕裂的时代，有着太多的讴歌与太多的批判，然而，也有如《下海》这样，将一切残酷摊开现实，却又温馨呼唤寻根的故事，它讲奋斗，也讲迷失，讲快乐，也讲悲情，但是它最终想给观众看的，仍是老百姓最愿意见到的，寻遍失落回归家庭的温馨和祝福。
现实，但不是残酷版“蜗居”
三十余集如旋风般开始，不留停驻的飞扫而过，犹如那场翻天覆地般的变革，带给人的时不我待的压迫感。每个人的命运在这样的大动荡中，不仅显得渺小，甚至是显得残忍。《下海》在故事中展示出一种惊人的赤裸裸的现实主义，人生遭遇的不公、无力、冷酷，淋漓尽致的展露，其尖锐不亚于曾经引发巨大争议的《蜗居》。能干如周芸，却会遭遇暗箱操作被“民主”下岗，而改革领导班子却只能眼睁睁面对如此结果无能为力。聪明如赵永明，因鄙视本单位的潜规则官僚化而萌生离意，却因为领导的个人私愤而抓住户口关系调动等命脉无法脱身。令人羡慕的温馨夫妻，会因为梦想与金钱阴差阳错，走上离婚之路，梦想着成为城里人的农村姑娘桂花，却在身心双重被骗的冷酷现实面前，被碰得头破血流。《下海》用一对对悲欢离合，讲述出最质朴的结果：我们是为了美好生活而赚钱，却不是只有赚了钱才能过上美好生活。尽管每个人都要在这部剧中“死”去一回，但最终的大团圆仍然预示着，家庭的和美才是真正幸福的支点，也算是这部剧中给观众在过于直白的真实面前留下的一抹温馨和期望。
理想，但不是偶像的“奋斗”
《下海》中提及的理想，也许会让当代年轻人哂笑，就像那份陈志平在春节家人大团圆派生出的广东宣言：我们是为了美好生活而来，我们是为了赚钱而来，虽九死而不悔。——放在青春偶像的励志奋斗故事中，这样的宣言如此之俗，档次不够且格调不高，然而，唯有这样的真实，才足以唤起所有他们父辈的感慨和追忆，让观众与《下海》瞬间拉近距离，回到那个怀旧年代。和当下的青春创业剧相比，《下海》中同样有着奋斗，同样有着励志，同样有着坎坷和情感剧变，但是相比之下，父辈的“下海”理想则更多了几分时代烙印和物质饥渴，陈志平第一次拿到三千多元的工资竟以为是发错了钱，赵永明给姐夫家中安电话居然被人提醒不要犯错误，陈志芳收到患者大红包兴奋得要打长途电话汇报，整部剧中到处都充斥着钱的强悍身影，每个人的眼界开阔无不和赚钱联系在一起，但反过来，残酷的故事，遗憾的悲剧，也全部都是从金钱引起。同样的奋斗，年轻人的故事中，是两颗心奋斗着走近，相爱，相知，成年人的故事中，却是两口子奋斗着疏远，误会，变心。传统的价值观也在这样的状态下分崩离析，不复存在。《下海》中每个人的理想和目标简单得简陋：让能干的人上。让能赚钱的人赚钱。但是在近乎漫画素描的乃至几分喜剧色彩中，这样的目标似乎只有在纯粹的金钱世界中，才能做到公平。这构成了《下海》中对理想奋斗的巨大反讽。
老大，但不是“老大的幸福”
看惯了张嘉译的“大男人”形象，不论好坏忠奸，他永远是那个大包大揽的男子汉，带点坏笑的俏皮，带点长兄如父的权威。《下海》中的陈志平，也许是张嘉译众多角色中，偏于平淡的一个，整个故事没有给他太多发挥余地，纯粹的正面形象。他是整部剧中极少数一直到最后，还能把握着良心与底线的中国传统好男人代表。即便改革与金钱的冲击已经让他的地位失去权威，让他的道德观变得落伍，但那份永远可以在关键时刻把握住自己的精神，依然会感动观众。张嘉译在诠释这样一个人物的时候，不仅仅只突出他的正义感，更多展现一种男人味道，对妹妹们，他表现出的是事事操心乃至有些霸道的性格，非常符合传统中国大家长的形象。而这个形象，在《下海》这部剧中，无疑又有着更多隐含的社会寓意。当陈志芳不听劝阻执意去广州的那一刻起，不仅仅是一个兄长的权威被挑战，而且也是一个家长制包办生活状态的结束。对妻子，张嘉译诠释下的陈志平是个可以疼爱、呵护的好丈夫，但是又不容质疑和挑战。当面对观念冲突时，他可以选择接纳，但是当面对情感底线时，他则寸步不让。张嘉译和刘蓓的角色诠释，另周芸和陈志平的离婚有了另一份剧中寓意，他们的分手，与其说是误会，倒不如说是精神思想上的渐行渐远。但是这样的遥远，又带着不可割舍的牵挂，因此才会有回头的可能。总体来说，《下海》中的张嘉译是平缓的表演，少戏剧化冲突，但是细微之处，依旧可以看出张嘉译对这个角色多棱镜的性格表现。
(责编： Gracet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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