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编剧梁晓声口述知青故事:插队和兵团它是两个概念的,插队生活更艰苦一点,劳动报仇方式就是工分,要年底才能分工分,一个好的劳动力一年才十几个工分。兵团应该说在当年有点贵族, 一去的时候就是有工资,每个月都是三十二元的工资。
周围城市知识青年去插队,不要几年就是农民,劳动报仇方式就是工分,生活更艰苦,因为要年底才能分工分,而且一个工分有的地方才是一毛几分钱,一个好的劳动力一年才十几个工分。所以插队知青有的说他从年初到年尾没零花钱,要向家里要。那么因此到年底的时候,我曾经保留有一份插队知青年底分红的那个流水帐单。比如分多少斤,还没有脱壳的谷子,麦子,高粱,最后分到什么呢,分到大蒜多少多少头。那么总共加起来再抛去他一年曾经借的公社的伙食费,那么恐怕也就是,当时我记得是八十九元几毛几分钱。
我们团,比较贵族的,虽然寒带,虽然生活艰苦,虽然常年吃不到青菜,尤其冬天,会缺少维生素,会得确盲眼,但是我们的工资确实高的。这个工资高的话,你想我父亲,当年我家里边母亲,一个生病的哥哥,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五口人。我父亲每个月也只不过能往家里寄40元。那我到兵团的话,我每个月就可以往家里至少寄20元,有时候寄25。然后过年过节还会带回去。
我66年初中毕业了,时缝两年文革,既不能升高中也不能分配工作,因为当时须要选一个人作为班级的联络员,比如说通知或者公布消息,这个人得愿意为大家工作,我就被选为了勤务员。那时候勤务员也是文革时期的班干。
我当时的名字叫梁绍生,现在身份证上也依然是这个名字,下乡之前,我就不想当勤务员了,然后就写了一个声明,辞去勤务员职务,属名梁晓声。就从那一天起这三个名字就跟着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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