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宝刚：《北京青年》重回一次青春
《北京青年》将播
赵宝刚
《北京青年》
撰文、编辑/ 白郁虹
“人在年轻时应该‘挥霍’一下自己，当然我说的挥霍是褒义词。谁敢夸海口说可以给自己的人生上一份保险？既然不保险，何不多一点冒险精神？”就如汪峰(微博)歌中所唱，“展翅高飞、保持愤怒”，赵宝刚要的是青年人的“出离”与“愤怒”。
很可惜，现在的年轻人，在赵宝刚眼中，都太祥和、太温室了，没有一点愤怒精神。
他们一点不叛逆，老实得一塌糊涂。娱乐方式除了卡拉OK，就是饭局。人生三件事必须要做，穿衣、吃饭、睡觉，但现在人们追求的是，穿好衣，住好房，吃好饭，等于把自己变成了物质和欲望的奴隶。
于是，赵宝刚提出了“青春重走一回”的理念，在东方卫视(微博)、北京卫视(微博)8月16日黄金档播出的电视剧《北京青年》中，一群抛下一切、从熟悉的环境、亲人的怀抱、还算体面却缺乏激情的工作中挣脱出来的年轻人，开始了一段“在路上”的冒险之旅。
“人应该给自己安排一些无聊的时间，不要陷在社会惯性里，成为欲望的奴隶。”
青春一去东流水，谁也无法重走青春。“重走”的真正要义并非“回头”，也非“逃离”，而是改变，自我改变。也就是像导演赵宝刚说的，你是不是有勇气在年轻的时候改变自己，不随波逐流，不安于现状，大胆地走出去？
《北京青年》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旁矗立的一块墓碑，碑文上写道：“当我年轻的时候，我梦想改变这个世界；当我成熟以后，我发现我不能够改变这个世界，我将目光缩短了些，决定只改变我的国家；当我进入暮年以后，我发现我不能够改变我们的国家，我的最后愿望仅仅是改变一下我的家庭，但是，这也不可能。当我现在躺在床上，行将就木时，我突然意识到：如果一开始我仅仅去改变我自己，然后，我可能改变我的家庭，在家人的帮助和鼓励下，我可能为国家做一些事情；然后，谁知道呢？我甚至可能改变这个世界。”这段有关改变与成长的箴言，让赵宝刚感慨良多。“现在的教育造就出一批有文化无能力的人，我想告诉年轻人，改变自己还来得及……”
于是，从2011年12月到2012年3月，赵宝刚用整整130天的时间，带着李晨(微博)、马苏(微博)、任重(微博)、张俪(微博)、贺刚(微博)、杜淳(微博)、姚笛(微博)、王丽坤(微博)、曾泳醍(微博)这一群年轻人，沿着北京—烟台—深圳—香港—丽江—天津的路线，完成了“青春重走一回”的生存体验。
“我后来拍片子产生的一系列理念来源于1998年。”彼时的赵宝刚，还是内地影视界唯美派的先行者、领航人，《永不瞑目》《像雾像雨又像风》《别了，温哥华》无一不把其浪漫抒情气质发挥到极致。然而，就算早已功成名就，赵宝刚也从不敢高枕无忧、坐享其成，当他人还在固步自封、沾沾自喜时，他已经阔步向前，求索人生的另一个拐点。2006年之后，赵宝刚先后拍摄了社会影响力深远的话题剧《奋斗》《我的青春谁作主》《婚姻保卫战》《男人帮》等，奠定了坚不可摧的个人文化品牌。
“1998年拍《永不瞑目》时，我走了25个省市自治区，最后一站来到海拔3800米的西藏。有一天夜里睡不着，我便溜达到驻地后面的小山上，上去的时候是喘的，但当我躺在山上看见满天繁星，像是触手可及时，我突然变得冷静清醒，我特别迷恋于跟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感觉。发现在城市里人老是随着生活惯性走，根本没有时间冷静下来思考。人在生活中其实是应该给自己安排一些无聊的时间，不要陷在社会惯性里，成为欲望的奴隶。否则，你会陶醉其中，出现很多问题。那次让我感触特别深，从那以后，我开始给自己留下特别大的空间和时间，不去陷入所谓的社会惯性中，这样就比较冷静和客观地审视自己和社会。我今天拍的一系列题材，都跟那次经历有关。比如我提出了‘我的青春谁作主’的主题，比如‘青春重新走一回’的主题，都是在这种思考中得出来的社会结论，我觉得青年人应该思考这些问题。”
“干不成事儿一定是能力问题，但他们永远不承认自己的问题，总抱怨别人，我觉得这是现代年轻人的弱点。”
记者：可不可以说，《北京青年》是在圆你自己的一个梦？是你想重回青春？如果是，你想怎么走一回青春？
赵宝刚：有点。如果让我回到青年，我肯定按《北京青年》里的写法走这条路，我年轻时去的地方太少了，这会禁锢人的思维，陷入到所谓的生活惯性里。我在年轻时过早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我把一切都抛弃，只是改变自己。其实改变的过程不是非要学习多少文化，最终还是要看在社会上如何增长你的能力，这是特别重要的因素。按我走过的经历看，我没理想，我今天当导演谁也不知道，包括我自己。但是在过程中不断改变，不断闯荡，不断尝试各种各样的工作，积累人脉资源，再稍微有目的一点，发挥长处，弥补不足。这么多年，我都是导我比较熟悉且能发挥我特长的题材，凡是我认为我不具备能力拍摄的题材我从来不碰，这样的话，可能把自身最大的能力发挥出来。
记者：很多人也想出走，想改变，但不敢出走是因为有顾虑，他们的顾虑不会毫无道理吧？
赵宝刚：那是他没有目的性，比如现在这帮北漂，其实都是不安于现状，拿着梦想去追求，但他自己不改变，这是要命的事，总是抱怨“我机遇不行”，机遇不行是你能力不行。我跟很多北漂聊过，他们老抱怨怀才不遇，跟我说：“导演，你得用我三部戏，你用我三部戏我就红了。”我说：“我凭什么用你三部戏？你有什么能力吸引我？”其实很简单，干不成事儿一定是能力问题。但他们永远不承认自己的问题，总抱怨别人，我觉得这是现代年轻人的弱点。我就是让他们有一点自我意识，只有认识自我不行，才会去改变。
记者：现实是，年轻人如果真的能像《北京青年》表现的那样，换一份工作，换一座城市，并不一定就能改变现状，改变想法，《北京青年》里的“出走”，似乎有点不切实际。
赵宝刚：它不是号召你非得这样做，而是通过这种方式检验一下自己到底具不具备生存能力，也是为未来的生活质量做一点准备。我觉得年轻人要多看，多观察，不要陷在社会的惯性里，这样对眼界的开阔，心胸的宽广，事物的判断能力，以及对生活的挑战，对生存的能力，都是有益处的。我只不过是提倡了一种理念，趁年轻，多走一走，多看一看，不要在年轻时急于求成，走的越多，眼界越开阔。当然，我不是号召大家非要像剧中人一样把工作辞了，每个人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而定。说到底，我是想提醒年轻人多往这方面想一想。
“人当然可以不要理想，你设定了非常高的理想，当你得不到时，你承受的都是苦难。”
记者：你的青春由谁作主？
赵宝刚：我的理想就是远离父母，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读书、去闯荡，但是都没有实现，永远在父母的监控下，觉得特别受束缚。我那会儿喜欢文艺，可我妈说：“工人当得不是挺好的吗？干嘛天天瞎折腾，你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我当时就说：”我非把南墙撞塌了不可，哪怕撞得头破血流。”那会儿成都军区要我了，这是我唯一一次考上专业团体，可家里人就是不同意我到外地去，当时的大环境也不允许你走，那次我没有抗争过。但经过这一段之后，我突然就把理想全部扔掉了。为什么北京的专业团体没考上？只能说自己能力不够。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意识到我得改变自己。当工人的时候，我逮什么学什么，结果对现在用处大极了，你看我片子的音乐还可以吧，就是因为那会儿学了九年的音乐。
记者：你说现在的年轻人，除了生存能力欠缺外，还缺少一点愤怒精神，你的18岁是种什么状态？
赵宝刚：现在的年轻人过于拘束，或者说，活得太要面子，反而不洒脱。我16岁初中毕业就参加工作了，18岁，已经可以把12磅的大锤抡起来抡100多下了，所有的生存能力我今天全都具备。从16岁到28岁这12年中，我经历了无数的社会考验，锻炼了无数的社会能力。其实我文化水平并不高，但我今天可以做导演，并不是我文化水平多高，而是我具备能力，我有丰富的社会知识和社会经验，我对社会当中的种种人都有接触，我对社会有感悟，所以我才能当导演。但是，我并不是为了一个理想而去奋斗的，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能当导演。我1983年拍《四世同堂》后就成名了，成名之后，调到北京电视艺术中心，人家说你不能当演员，只能干剧务、看仓库，那我不当就不当，我剧务一干就是6年。不是瞎说，那会儿我是没理想的，但我知道，只要在过程中不断地改变自己，尽管未来是什么不知道，但我知道未来总会有我一席之地，这个社会一定会给我回报的，我在年轻时这么想也是这么做的。
记者：按你的经历看，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人可以不需要理想？
赵宝刚：人当然可以不要理想，我说的这些观点其实是很“反动”的，比如你设定了非常高的理想，当你得不到时，你承受的都是苦难，因为你每天都达不到。所以，我提出的理念就是改变自己，其实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那段话非常管用，就是不要想改变我的世界，我的国家，甚至我的家庭，你只想改变你自己，当你把自己改变好的时候，世界上很多东西都很可能是你的。但你要是改不好，世界上什么东西都不是你的。
“正因为很多人沉浸在传统意义上的真实里，所以那些题材都显得很陈旧，都是表现中规中矩的生活，表现社会上的苦难，把伤疤揭露得血淋淋的，可又晾在那儿不管。”
记者：从《奋斗》开始，你一直坚持做话题剧，打品牌，打概念，制造话题，为什么总能保持思想上的敏感和超前意识，为什么这么了解年轻人？
赵宝刚：因为我在青年的成长期遇到无数困境，当我今天有一点能力时，我想用我的一些人生感悟给所有青年人做一点导向。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观点，甚至谩骂我的观点，但最终，如果有一两个人受益，我就心满意足了。我最终选择拍青年题材，最重要的是它产生不产生文化影响和文化导向，现在的中国青年，其实是需要一点文化导向的。假设这类作品每年有十到二十部，你想对年轻人的影响有多大？咱先不说拍的怎么样，它有这个意识，让年轻人想一想到底该怎么办？或者在人生遇到困境时，尝试一下剧中的方法，可不可以？这对人生当然有好处。你们老问我为什么了解年轻人，其实年轻人才不了解年轻人呢，只有我们老年人才了解年轻人。
记者：从《奋斗》开始，你的戏制造了很多社会话题，但也被批评过于理想，不接地气，《北京青年》是不是也会面临这个问题？
赵宝刚：什么叫接地气呢？我觉得《奋斗》到现在你们也没有理解，很多人喜欢《奋斗》，为什么喜欢？因为做不到，但《奋斗》里这些人的生活给你带来了希望啊。过去讲艰苦奋斗，但我的理念是快乐奋斗，不要带目的性。我的戏的一个特点是，挖掘现代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物真实，我对传统意义上的真实是有看法的，正因为很多人沉浸在传统意义上的真实里，所以那些题材都显得很陈旧，都是表现中规中矩的生活，表现社会上的苦难，把伤疤揭露得血淋淋的，可又晾在那儿不管。观众觉得真实，可你看不到希望，而《奋斗》的好处在于看完后会给你带来快乐。
记者：到你现在这个年龄，这样的成就，还想改变吗？改变什么？
赵宝刚：想，这就是我说的理论，就是你不要想还想干什么，你只想改变你自己。比如我现在每年拿出三个月时间旅行，我会做一些采风、记录、拍照片，感受当地文化，这些在现有阶段对我搞影视文化有好处。比如我写《北京青年》，为什么想到写这样一个主题，就是跟改变和经历有关，我认为这是我自身的价值。接下来，我继续往前走，你能预知六十岁干什么吗？谁也不知道。只不定我会干出什么。也就是说，别去想什么理想，我要去实现它，而是你不断提高自己。只要你干出成就来，那就是你的理想，没有成就，就不叫理想。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