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时空》值班表

《东方时空》早期的演播室，非常简陋

　　20年前，中国人还没有早上看电视的习惯。1993年5月1日，《东方时空》首播，当年的报纸上这样评价：中国人早上最熟悉的音乐，要属东方红和第五套人民广播体操，中央电视台早间节目《东方时空》使一些人早上起床后要伴着电视里的“东方晨曲”洗漱了。

　　《东方时空》开启了中国电视“把宣传变为传播”的革命，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和新闻生态，也改变了当初一批“除了理想一无所有”的年轻新闻人的命运轨迹。他们于节目创办20周年之际，在纪录片《点燃理想的日子——＜东方时空＞传奇》中回忆那段筚路蓝缕的岁月。

　　早报记者 黄小河

　　8集电视纪录片《点燃理想的日子——＜东方时空＞传奇》于5月1日在中国网络电视台上线。它一共采访了58位电视人，其中有时任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有当时平均年龄33岁、负责栏目创意的“七君子”——孙玉胜(时任《东方时空》总制片人)、张海潮(时任《焦点时刻》制片人)、时间(时任《东方之子》制片人)、梁晓涛(时任《生活空间》制片人)、王坚平(时任《金曲榜》制片人)、童宁 (时任编辑组组长)、孙克文(时任编辑组副组长)；还有当时初出茅庐的主持人白岩松、王志、水均益，编导周兵、章伟秋、李伦、李玉、鄢蔓、雷婷等人。

　　该片由东方良友影视传媒摄制，时任《东方之子》编导、原新闻评论部副主任张洁、纪录片导演梁碧波共同制作，旁白则摘自孙玉胜《十年》一书中对《东方时空》创办始终的回忆，摄制的初衷也许来自《焦点时刻》的制片人张海潮的发问，“《东方时空》留下的最宝贵的东西有两个，一个是它留下的一批人，一个是它留下的一种精神。20年过去了，这些人依然在；而这种精神，还在么？”

　　借来的20万元启动经费

　　20年后，孙玉胜回想起1992年的夏天，清楚地记得，广州街头一本杂志上写着广告语：太阳每天都是新的。那时他正参与拍摄一部大型专题片，完全没想到回到北京的几十天后，他将加入中国电视新一轮改革的浪潮当中。他给自己的新节目起名《新太阳60分》，却被领导无情地毙掉，反倒是备用的名字《东方时空》被领导看中。“我当时一看眼睛就亮了，东方象征着古老的中国，时间有一种历史感，空又是非常宏大的宽广的，这个名字很有气势。”时任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说。

　　1992年10月，杨伟光在几经思考后作出决定，启动“早间节目计划”，新节目定在每日7：00播出。央视一套开播于1958年5月1日，当时的呼号还是北京电视台，直到1990年代初，央视一套每天的开播时间都是早上8点。改成早上7点播出，意味着“七君子”必须拿出强有力的节目，才能改变中国人早上不看电视的习惯，他们为此绞尽脑汁。

　　“好看是第一标准。”时任《东方之子》制片人的时间在采访中回忆道，突破是从“当时的电视栏目还缺少什么”开始的，第一个空白是人物，“有血有肉的、有个性的，有真正的喜怒哀乐的活生生的人。”其次，确立的目标是社会新闻，这几乎是当时电视新闻的一个禁区。

　　初创时，《东方时空》没有一分钱的经费、没有一台电脑，所有的报告都是孙玉胜手写的，而最早的一笔启动经费20万元是借来的。借钱办节目，在中央电视台是破天荒头一回。1993年元旦，当时的新闻中心主任李东生建议孙玉胜写个报告给台里，把早间节目的特殊政策固定下来，孙玉胜认为这个建议意义深远。于是，这份由他执笔写的报告用了“承包”这个词，后来的一些研究文章，把它形容为“《东方时空》第一次把承包的概念引入了电视栏目”。而孙玉胜写这个报告的目的就是向台里申请1000万元的承包费。

　　为使承包方案顺利通过，孙玉胜把最严厉的惩罚条款写在了报告中：如未能完成承包指标，除了行政方面的处分外，经济上要扣除每人工资的50%，扣除期为一年(当时中央电视台的职工，月平均工资是1000元左右)。“如果真的扣除50%，吾辈将无法向家人交代，风萧萧兮易水寒，写这些字句的时候，真的是像在立一个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字据，满心悲壮。”孙玉胜说。

　　漫长的等待之后，节目组得到了答复，只给5分钟广告时间，广告自己拉，其他一分钱都没有。刚开始，策划班子借用别的栏目的20平方米的玻璃房子办公，在随后的四个栏目——《焦点时刻》、《东方之子》、《生活空间》、《金曲榜》内容形式确定后，中央电视台并没有给节目组宽敞明亮的办公室，而是由制片人分别带头租借北京的各个公寓楼。

　　杨伟光说：“《东方时空》的那些人经历了一个大胆创新的年代，以前对于创新不是说的那么响，但是作为中央电视台来说，真正的创新是从《东方时空》开始的。”

　　六里河的集体生活

　　《东方时空》当时每天播出40分钟，在这40分钟节目背后是一群拥有人生抱负的“年轻打工者”们。很多人辞掉原先的工作跑到北京、在基本没有补贴甚至还要倒贴的情况下积极创作。水均益几乎是当时唯一一个从正式单位调来的员工，之前差点去外企当了经理，因此他热火朝天地工作的同时，也是在冷眼旁观，“说他们是‘北漂’都轻了，他们是一帮殉道者”。

　　节目编导周兵是“北漂”一员，他当初怀着“一定要做中国最好的导演之一”的梦想只身来到北京，成为第一批“北漂”，住的地方却连张床都没有；大年三十还要去采访，干了一天没吃饱饭，在擦干眼泪回到地下室的集体宿舍时，发现白岩松两口子摆好了一桌年夜饭在等着大家。而现在身为知名电影导演的李玉在她二十几岁的时候，也只是因为“不想每天生命是静止的”而放弃了济南电视台主持人的工作，“跳上火车”就来了。

　　“那时候都年轻啊，都想做点事儿，大家真的是废寝忘食，几乎是半夜两三点睡，早上6点就得起，后来我被借调到动画部，在去之前，蒙头在家睡了整整一个星期，可见我们那个时候的工作强度有多大。”梁晓涛说。

　　大家合租一间民居，吃住、剪片子都在一起，过着集体生活。纪录片里还收录了当时周兵拍摄的一段珍贵的影像，当时他们租住的民房在六里河，因为暴雨，房子被水淹了，住在里边的白岩松等人开始往外搬东西，他们为了不让水淹到设备房，只好把门堵住，让水淹了宿舍，周兵举起摄像机拍下了这个画面。直到现在，王志还对这样“水深火热”的生活耿耿于怀，“以后有钱了，绝对不买六里河的房子。”

　　淘汰制“淘出”好作品

　　当年，《东方时空》开创了栏目制片人体制的先河，一切事情制片人说了算。用当时一位编导的话来说，“制片人就是皇上，人财物都是制片人一个人管。”在对新人的培养上，像陈虻、时间、张海潮这些制片人，没有对新人进行那种呵护式的关照，但是这些制片人会教给新人一个很强大的内心。

　　李玉回忆说，“新人来了之后，并没有老编导带你，大家都在忙，你应该经受这种摔打，呵护不是一个做纪录片的人应该做的事情，你就要在这样的环境里头去磨。” 时任《东方时空》编导李伦在采访中说，“新人就是墙角里的蘑菇，进来之后，可能把你扔到墙角，然后大家都会往上泼脏水，扔垃圾，你要干最苦最累的活儿。直到有一天，那堆垃圾上长出一个蘑菇。制片人路过，(说)这个蘑菇好啊，就把你摘走了。”

　　没钱、没房子、没工资都没有让这些年轻人退缩过，只有一件事儿让编导们寝食难安，在制片人体制下，编导末位淘汰制显得尤为残酷——编导们每月都进行10名以内排名，第11名得卷铺盖回家。

　　《东方之子》编导张朝夕在一次排名中排到了第11名，他好不容易求得第二次机会，一个月之内编出了十几个节目，终于得到了制片人时间的认可，留了下来。“那时候我做片子真的是战战兢兢在做，几乎当时内心对自己要求不能有一次失误。如果做出的片子不被这个团队认可，我马上就失业了，但是我也不能回兰州了，因为我已经辞职了，所以我如果不被认可，我拎着箱子走在大街上，我都不知道我该去投奔谁。”周兵回忆说。

　　《生活空间》编导高长力对那段痛苦的日子也是又爱又恨，“那个时候片子播出了，才可以给你报销相关费用，我的片子连续被毙了两个之后，所有的摄像都不跟我合作了，觉得跟你白干活儿啊，那时候真是痛苦。”最后高长力终于找到了个好选题，他跟着北京市面上卖冬储大白菜的板车，最终做出了一个名为《大白菜便宜了……》的片子，这个有着丰富老百姓生活气息的选题马上通过，后来大家每次介绍高长力时都会调侃：“高长力是卖白菜起家的。”

　　残酷的竞争创造出一个个广为流传的好片子，而节目组的开放思维也吸引了更多社会上的民间导演，拍摄《东方三侠》的蒋樾原是单干，被邀请到《东方时空》后，才发现原来电视台也有这样自由创作的空间，“那时候拍个8分钟的片子给2000块钱，我就和他们说，那我拍3个，制片人就果真给了我1万块钱，那个时候这笔钱不是个小数目。”蒋樾说，“能够有这样好的条件，确实是因为制片人可以完全独立操作，这让编导的创作更加的自由。”

　　改变“假大空套官”

　　1993年3月，《中国广播报》的编辑白岩松见到崔永元介绍的一个电视台的朋友，这人“开着个破车、手里拎着个包，拿着个大哥大，像是江湖中人”，白岩松把一篇采访香港歌星的稿子给朋友看了看，朋友只看了一两篇，就对白岩松说，“你就是我要的人。”随后白岩松就被朋友带到了亚运村的汇园公寓，原来这朋友就是《东方之子》的制片人时间。

　　时间让白岩松做自己的栏目策划，可大伙儿都对这个脸上长着青春痘、话太多的瘦小伙儿很不屑。“我以为你会找个老头过来，怎么找了个毛头小子！”说完这话，主持人胡健大姐就甩门出去了。时间却力挺白岩松，“节目需要这样的人，有思想、有个性，说话直。”

　　《东方之子》一开始就确定了主持人访谈的方式，时间希望《东方之子》的主持人是学者型的，拿着稿子照本宣科“是不动脑子不说人话、智商低的表现”，“主持人应该是记者式的提问，风格简洁明快，知道什么时候该提什么样的问题。”而且，“‘文革’期间，中国人不能心对心地交流，总有层面纱隔着，所以使人和人之间能够倾诉、说真话，一直是我们追求的。”

　　不光是节目定位，栏目组成员之间也是直来直去地说实话，白岩松甚至把当时的小组讨论定义为“吵架”，“我当时还曾经因为某个采访，说了一句不知天高地厚的话，我说如果要是做这样的节目的话，我就从十楼跳下去了，你们还好意思做这样的节目！”渐渐地，时间发现，本来自己请来的白岩松是作为策划替自己和主持人沟通的，没想到最后还是得自己去传话，后来他意识到，性格直率、反应机敏的白岩松其实更适合当主持人。

　　“不了解那个时候的传播语境的人，你是很难理解的，因为我们中国人上电视，那就是说假大空套官五种话——假话、大话、空话、套话、官话，这五种话都是以前的生存训练。我们是要把宣传变传播，或者说是更高级的一种宣传。”时间说。

　　20年过去了，重谈《东方时空》对今天的社会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导演张洁回答：“20年过去，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知识新技术新媒体冲击着传统的形式和内容。新闻是时代的镜子，媒体进步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也是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方时空》20年聚合起来的个体回忆，不止于怀旧，不止于纪念。回首，是为了向历史汲取力量，是为了明天更好地前行。”